袁伟时：让现代文明在中国土地上生长(4)

市场经济加现代文明知识普及，一定催生公民的权利意识，成为制度变革的强大基础。比如有个很奇怪的现象，民国一成立，那些军政大员包括原大清帝国的高官，异口同声都是民主，法治，军人不得干政，司法要独立。尽管他们说的跟做的可能背道而驰，但在思想观念上也认为现代政治制度是对的，不遵守是理亏的。民国初年那些军阀要执掌政权，都要想办法利用国会。大家不是骂曹锟贿选吗？另一方面说明他知道，想要当大总统，还是要收买选票――有了投票这个程序，统治才有合法性。

民国初年中国宪政为什么不能巩固？很重要的一点是国民党太幼稚，太极端，是当时激进主义的代表。孙中山是国民党主要领袖，他不顾客观实际硬要发动二次革命，不但国民党一蹶不振，而且把和平宪政的进程断送了。民国初年实际主持国民党工作的宋教仁也是非常幼稚的。当时所以能够实现南北统一，很重要的是革命派的政治妥协，同意只要袁世凯支持共和，就让他当大总统。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立即打电报给袁世凯，重申虚位以待，未来的大总统非你莫属。1912年8月，孙中山、黄兴到北京面见袁世凯，双方达成默契：未来十年，让袁世凯当大总统，孙中山他们则去发展实业，修20万里铁路。

可是以宋教仁为代表的国民党的另外一派人，非常年轻，没有政治经验，他们力图通过选票，一下子把权力从袁世凯手上夺回来。这是非常幼稚的想法。这个幼稚的想法从民国元年就开始出现了。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实行的是总统制。当时宋教仁曾经提出来要实行内阁制，孙中山坚决反对。但是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了，宋教仁他们在孙中山支持下，马上变脸。没有和袁世凯商量，就制定《临时约法》，把总统制改成内阁制。无非是做好圈套让袁世凯钻：当虚位大总统，国家权力仍然在国民党手上。后来更发展到打算不让袁世凯当大总统。有人主张黎元洪来当，有人主张黄兴来当。不管是黎还是黄，内阁总理都将是多数党领袖宋教仁――这就是要改变当时整个政治格局。国民党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健全法治，让民主政治走上正轨，而是一下子就想通过政体的转变，把行政权夺回去。他们没有考虑，实力最强的袁世凯和北洋集团会同意这样的改变吗？如果不同意，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中国的民主政治想要上轨道，要特别注意这种激进主义。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人批评激进主义。我说批判激进主义是对的，可惜找错了对象：那些朋友以为思想启蒙、宣扬现代政治的进步观念，就是激进主义。于是，起劲批评新文化运动。错了！激进主义的代表是国民党，是那些力图立即夺取权力的革命派，他们才是不顾实际的鲁莽的激进派。倘若按照清末宪政的路子，循序渐进，推进地方自治，健全法治和议会，民主宪政会从中国的土地上慢慢生长出来。但是年轻的革命党人不顾实际，造成很大损失。结果是一再走回头路，一次又一次从原点再出发。

归根到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惰性。一言难尽，简单地说，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东西是瑰宝；所有物质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都应该保护起来。至于哪些进博物馆，哪些在现实生活中继续生长，那是自然选择过程。让各种文化兼容并包，自由交流，不要干预公民的创造和选择，文化就健康成长了。历史的教训是老百姓喜欢的，有些人总是搬弄“民族大义”之类的大棒加于打击、压制。裤脚多宽，袖子多长，扣子应该扣几个，成了纯洁与腐朽的分界线！文明，文化，没有国界。我们一再选择错误的道路，说明现代文明在中国始终没有真正植下根来。现代文明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在自己的进程中总是不断出现问题。这些问题应该怎么解决，人们没有现成的经验，包括发达国家也在不断摸索、改进。比如从19世纪乃至更早就不断折磨人类的贫富差距问题，经济危机问题，人类为什么会自相大规模残杀？如此等等。年轻的中国知识阶层一打开国门，就面对世界性的难题。可是，中国没有世界性的大思想家来解释这些问题，于是只能够变成那些极端思潮的拥趸。

你学和拿的时候，又不是学人家的真道理，甚至走了岔路。要知道不论怎么变，公民自由、法治、民主和保护财产所有权是不能变的，这是现代文明不能逾越的底线。守住现代文明的底线，局部错误是容易纠正的。比如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它的一大批企业国有化，但是它守住了基本底线，看到国有企业效率很低，此路不通，慢慢就改回去了。再看美国，面对世界性难题，搞出一个罗斯福新政，提出得到毛泽东主席赞赏的四大自由，接受了社会主义的合理成分，就把人类文明推进到新的阶段，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融合，最后以1991年苏联的瓦解吹响冷战的终结号。也就是说，我们考虑历史问题，还是要着眼世界文明发展的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