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史學 歐美史學新動向(1)

特邀嘉賓：

俞金堯（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張 弛（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加布里埃爾・M.施皮格爾（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歷史系教授、美國歷史協會前任主席）

主 持 人：薄潔萍

歷史學在20世紀經歷了快速的發展和變化，我們從『新史學』、『「新」的新史學』、『新社會史』、『新文化史』等詞語中，可以感受到這種變化。比如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歐美史學界流行新社會史；20世紀八九十年代，盛行新文化史；大約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超越文化轉向又成為新的史學追求。進入21世紀以來，此前受文化轉向影響、受後現代主義支配的史學思潮風頭漸弱，史學研究出現多元化趨向，全球史或跨民族史研究隨着全球化進程而興起。近年來，歐美史學中又出現一種以『實踐理論』為導向的史學，實踐理論雖還不是一種成熟的理論，以這種理論為依據的歷史研究儘管也還在實踐之中，但這至少表明，歐美史學正在超越文化/語言轉向，告別後現代主義主導的史學潮流，值得中國學者關注。為此，本版特邀請中美三位學者，就『實踐理論』和實踐的歷史學發表相關看法。

新文化史在西方興起，對歷史學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但把文化作為獨立的體系難以說明歷史學所關心的變化

主持人：上世紀80年代興起的新文化史，可以說讓人們對歷史學的認識有耳目一新的感覺。不僅研究主題有了極大的拓展，而且歷史學家看待史料、看待過去也有了變化。能否先談談新文化史研究對歷史學的發展究竟起到了什麼樣的作用？

俞金堯：新文化史在西方興起，並藉助於語言轉向和後現代主義的影響而迅速發展，至少在兩個方面對歷史學起到了推動作用：一是使社會史的研究不再局限在大結構、大進程、大比較上，在研究的對象(如以大眾文化為主、微觀史研究等)和方法(如敘述)上有很大的創新。這可以被理解為以人民大眾為基本研究對象的社會史在新社會史基礎上的發展。二是歷史研究中的文化轉向表達了人們對以往史學範式的不滿，文化轉向既可以被看成是解釋性範式崩潰的原因，也可以被看成是其結果。在這個意義上，文化轉向為歷史學的範式轉變提供了契機。

張弛：新文化史想要修正之前社會史過分強調物質基礎決定性的不足。因為任何細緻的經驗研究都會注意到，僅僅通過經濟條件來解釋人的意志、思想和行動，肯定是不充分的。可以說，這個問題一直困擾着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社會史研究，尤其是那些分析工人運動的歷史學家。這是上世紀80年代新文化史誕生的一個重要背景。這種新範式的提出也意味着一代歷史學家的成熟。所以上世紀80年代初也是美國的林恩・亨特、休厄爾以及瓊・斯科特這些人正面和查爾斯・梯利等老派社會史家分庭抗禮的時刻。

主持人：1999年，由美國史學家維多利亞・邦內爾和林恩・亨特編輯而成的論文集【超越文化轉向】一書出版，標誌着超越文化轉向已經成為歷史研究的新趨勢所在。為什麼會出現這種轉向？

俞金堯：在新社會史盛行時期，文化不受重視，確切地說，文化被認為是一個被經濟社會所決定的領域。新文化史興起後，文化的地位大為改變，成為一個獨立的領域。這樣做的好處是有助於文化擺脫從屬的和被決定的地位。但是，作為符號和意義的體系，文化是如何發生變遷的呢?歷史學主要關心在時間中所發生的變化，而文化作為一個獨立的體系的觀點難以說明這種變化。

同時，在20世紀的七八十年代，『語言學轉向』深刻地影響了歷史學。語言/話語結構具有決定性的意義，結果，一切都成了語言的產物。比如美國婦女史學家瓊・斯科特認為，知識是維持世界秩序的一種方式，這種知識的含意與話語語境有關。瓊・斯科特還質疑歷史學家專注於經歷，對於一般的歷史學家來說，人的經歷應是真實可靠的，但在她看來，經曆本身也是話語的產物。這似乎成了德里達的『文本之外一無所有』這一名言在歷史學中的翻版。這樣激進的觀點當然會引起人們的質疑：『難道整個世界就是一個文本?』

針對上述問題，人們開始重新思考文化的要素，以及文化與社會情景的關係，努力把曾經弱化或排除的社會因素找回來。同時，反思不同形式的決定論，提出要克服客觀/主觀、實在/觀念、經濟/文化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在重新思考語言轉向後的歷史學時，人們既承認語言學轉向對社會和文化研究所產生的深刻影響，也注意從社會是如何經歷不斷轉變這一角度去修正受語言學轉向影響的某些觀點。這種思考勢必把行動者、行動，以及既能使經歷發生，又能限制經歷的結構性制約等話題放在重要的位置。

張弛：新文化史深受人類學、社會學以及語言學的影響，想要把人的能動性從社會物質因素的決定論困境中解救出來。但是現在看來，這個目標沒有實現。拿英國史學家加雷思・斯特德曼・瓊斯在1983年發表的【階級的語言：英國勞動階級史研究】一書來說，這本書是話語轉向的代表作，一經發表，反響就很大。瓊斯用話語的決定性取代了社會的決定性，他說是話語預構並創造了主體。歸根到底是因為他沒有改變關於物質基礎和上層建築這套隱喻。像美國文化史學家達恩頓在【屠貓記】中對屠貓儀式的分析也是一樣。18世紀30年代末期，在法國巴黎聖塞佛倫街的印刷所里，發生了一起翻天覆地的對貓的大屠殺。在詭異的儀式之下，一群印刷學徒先是狠狠地折磨從街道上圍追堵截捉來的貓（包括師母的寵物貓），然後在『歡欣』、『鬧成一團』的大笑聲中，將它們一一處死。而且，笑聲遠未就此結束。接下來的幾天裡，工人們想要偷閒尋開心，就會模仿當時的場景，不厭其煩地一遍遍重演，印刷所里也一次次地響起工人們的捧腹大笑。在為這一系列行為追根溯源中，他最後找到的是文化。達恩頓的意思可以理解為，技工屠貓這裡頭並沒有什麼經濟利益可以用來解釋，是文化讓他們這樣做的。這是一種文化塑造的階級自由和衝突的表現，是通過拉伯雷式的狂歡對日常秩序的短暫顛覆。所以他關心的是這樣一張支配性的文化意義網絡。

新文化史最終沒有把主體性解脫出來，文化或者說話語成了制約決定人的另一類因素。20世紀90年代以後，新文化史的霸權慢慢消退。不少曾經的主將也開始反思十多年來的史學演進。亨特主編過【超越文化轉向】，而法國史學家夏蒂埃甚至也提出了『新文化史真的存在？』這樣的疑問。這些反思有個核心問題，那就是如何體現人的能動性和主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