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界評論】：人口的另一面--推動經濟增長

【商界評論】雜誌2009年10月刊

http://finance.sina.com.cn/leadership/mroll/20091001/01386812140.shtml

【商界評論】是全國最大的財經雜誌【商界】的子刊，是一本面對企業高管的泛MBA讀物。

中國流：人口的另一面

作者：易富賢

美國之所以能超越其他老牌西方國家，有一個重要的優勢就在於美國當時有超過其他任何西方國家幾倍的人口。而現在，俄羅斯要重新崛起面臨的一大難題就是日益減少的人口，在未來某個時候，俄羅斯族或許會成為這個國家的少數民族！許多發達國家，以獎金鼓勵生育，並給予孩子很多福利，目的是為了增加勞動力。因為，阻止國家和文明衰落需要人口來保護，同樣，崛起也需要人口來成就。

　　中國經濟奇蹟中的人口紅利

　　2008年末，由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金融海嘯衝擊了全球經濟，也檢閱了各國的『人力』和『能力』。由於社會老齡化，政府債務很高，社會福利成本也很高，面對這場全球經濟危機，歐洲各國政府力不從心，無力出台刺激經濟的政策。而美國卻有能力出台龐大的經濟刺激計劃，總金額高達23.7萬億美元，比二戰時美國軍費還多了六倍。中國能首先走出經濟危機，成為全球經濟的中流砥柱，一個關鍵的因素也在於中國目前有8億勞動力和13億人口的大市場。

　　美國人口多，中國人口眾，兩個人口大國在抵禦經濟危機中，再一次顯示了人口的優勢。

　　歷史地看，人口與經濟總是同步增長

　　人是經濟活動的主體，人口資源也是經濟發展最主要的推動力。古代人口增長非常緩慢，稀少的人口沒有形成規模優勢和密度優勢，生活質量也沒有大的變化。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後，對高產美洲作物(土豆、玉米、紅薯等)的引入使得全球人口在18世紀後快速增加。

　　人口增長雖然降低了人均資源占有量，但人口增長卻增加了社會動力，從而間接地促使人類科技水平的提高，恰好是科技水平的提高，把人類以前未發現的資源變為現實可用的資源，增加了資源總量，實際上提高了人均資源占有量。

　　比如，氮氣和陽光，在前科技時代沒有人把它看作能源，人口增加的後科技時代，它們『變身』為氮肥和太陽能。又如，蒸汽機使『非資源』煤炭成為主要能源，啟動了工業革命，內燃機使『非資源』石油成為工業血液。

　　人口爆炸導致科技爆炸、傳播加速和市場容量擴大，人類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人均預期壽命也從過去的二十多歲延長到現在近七十歲。20世紀，世界人口增長將近4倍，同樣的時間內全球GDP是1900年的18倍以上，全球人均GDP增長5倍。而從公元元年到1880年左右，世界人均GDP花了1880年時間才增加了一倍。

　　在西方，人口增長是工業革命的真正動因

　　工業革命的真正興盛還是始於人口增長。這場革命於1759年左右發源於英國，但直到1830年，它還沒有真正蓬勃地展開。1830年後工業革命真正啟動，原因就在於人口的增長。這期間，英國人口由1800年的1600萬增加到1950年的5000萬，美國人口更是從1800年的530萬增加到1830年的1287萬，1900年的7621萬，1950年的1.51億。新增人口對工業革命的價值為，一是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勞動力，二是產生了一個巨大的消費市場。這樣，刺激創新和經濟的活力，讓生活水平和綜合國力不斷提高，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進入現代化。美國卡托研究所國際貿易研究中心主任Daniel T. Griswold曾經說，美國人口的增加和生活質量的上升成正比。

　　在中國，經濟成就仰賴於人口增長

　　從1830年到1950年，中國人口增長非常緩慢，僅僅從4億增加到5.6億，中國人口占全球比例也從40%下降到22%，中國GDP占世界比例也從27.6%下降到4.5%。解放前的中國國貧民弱，國力與人口是互為因果的。

　　解放後中國人口恢復性增長，1950年代和1960年代維持在6.0的高生育率(平均每個婦女生孩子數)，1970年代的平均生育率也在4.5左右，中國人口從1950年的5.5億增加到1980年的9.87億，中國人口占全球比例也從1950年的21.9%上升到1980年的22.4%。而歐美國家在1960年代開始生育率不斷下降，1980年左右跌到1.8左右，目前歐洲平均不到1.4，占世界人口比例不斷下降。以德國為例，1970年德國人口為7778萬，占全球人口的2.1%，2009年德國人口增加到8200萬左右，但只占全球人口的1.2%了。在發達國家中，美國是一個例外，1980年代美國的生育率突然開始扭轉其下降趨勢，到1990年開始，美國的生育率恢復到了世代更替水平2.1(人口相對於上一代不增加也不減少)附近，並且穩定至今。美國人口從1970年的2.05億增加到2009年的3.07億，但美國人口增長仍然趕不上全球增長速度，美國人口占全球比例從1970年的5.5%下降到2009年的4.5%。

　　人口增長對於經濟的推動具有滯後性，而中國恰好是1950至1979年之間繁衍的6億多人口，為改革開放的經濟繁榮奠定了人口基礎。1950年中國20歲到40歲這一黃金年齡人口只有1.60億，而到1979年增加到2.9億，2008年增加到4.7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迅速騰飛，得力於充沛的年輕有活力的勞動力資源和旺盛的消費市場。

　　『只生一個』與內需之困

　　人是消費的主體，人口數量決定消費，消費決定需求，需求決定生產，有生產才能提供就業。沒有健康的人口結構就不可能有健康的消費結構，也就不可能有健康的就業結構，『只生一個』所引起的家庭人口結構畸形所繼發的家庭消費結構畸形可能是阻礙中國經濟發展的根源。

　　無人消費――中國消費者數量在減少

　　中國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於國際市場，投資率一直居高不下，而消費率則明顯偏低，是典型的『投資驅動型』增長方式。這次全球金融危機揭示了一個事實：內需不足是制約中國經濟的最大障礙。

　　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消費內需不足是中國經濟結構薄弱環節，面對金融危機，迅速推出了4萬億投資組合，企圖以擴大投資來拉動內需。在政府一攬子計劃帶動下，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正在進一步發揮，有效緩解了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衝擊。但是中國這種以基礎設施為主的投資，產業鏈較短，雖然能夠快速拉動內需，但效果不能持久。

　　前些時日一些地方政府用各種辦法(比如發消費券、家電下鄉等)來鼓勵消費，用提高人均消費能力的方法來長效拉動內需是解決當下困局的應時之舉。長遠來看，中國今後面臨的問題不僅僅是人均消費能力不夠，更主要的是消費者數量不夠。即便中國的人均消費能力達到國際正常標準，中國仍然面臨內需不足。

　　以房地產為例，房地產業是一個對相關產業有巨大帶動作用的領域，該行業的投資占整體固定資產投資的四分之一以及GDP的十分之一，是擴大內需的一個重要增長點。但是中國目前的高房價不但不利於拉動內需，反而降低了民眾對其他產品的購買力，抑制了內需。中國目前處於城市化加速階段，目前城市化率只有45%，而到2030年將超過65%。年輕農民工進城需要買房，城市年輕人結婚也需要買房，降低房價並提高人均購買力，確實是能夠拉動內需的。但是如果考慮人口結構的話，就會發現中國房地產今後將面臨很大問題。根據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資料，以24歲到29歲為購房的主體人群計算，這個人群的人口在2009年為1.21億，到2014年將增加到1.46億，然後就快速減少，到2027年降低到0.80億，比2014年減少45%，而那個時候城市化也接近完成，進城的農村人口也將大為減少。現在很多老人有房子，他們去世後，他們孩子將這些房子推向市場，將進一步改變供求關係。屆時，樓房空置率將提高，同時房地產投資的收益率和房地產價格將不斷下跌。

　　再以高等教育為例，如果提高老百姓的收入，能夠讓更多的人讀得起大學，高校就能夠容納較多的就業人員。但是2009年全國高校招生報名人數已經開始減少，比2008年減少了3.8%。2009年高考應屆生為750萬名，計劃招生數629萬。而根據人口普查資料，2019年大學年齡(18-22歲)人口將只是2009年的53%，這就意味着大量高校工作人員將面臨失業。

　　因此，中國經濟要持續發展，不僅需要提高人均消費能力，更需要增加消費者數量。

　　無錢消費――中國失業率將急劇上升

　　由於有老人和小孩，由於婦女需要花費時間用來養育孩子，一般而言，一國的生產者與消費者的比例是1：2，也就是一個人生產，兩個人消費。筆者比較過全世界人口上千萬的國家的勞動力(生產者)與總人口(消費者)的比例，發現大多數國家生產者與消費者的比例在50%左右或以下。而中國由於倡導『只生一個』，致使減少了上億年幼消費人口，等於喪失了一個巨大的消費市場；並且由於孩子少，中國婦女勞動參與率高達86%。這兩方面原因使得中國勞動力與總人口的比例高達63.5%。

　　假如中國生產者與消費者的比例像巴西和美國那樣為50.5%的話，那麼中國的13億人口的消費市場只能提供6.565億個就業機會，中國目前的8億勞動力中將有1.4億人會失業，失業率高達18%。目前中國之所以失業問題還不嚴重，主要是因為國際市場給中國提供了上億個就業機會。國際市場是由發達國家所主導，光是北美和歐盟兩大經濟體，即占全球貨物進口總額的近60%。但是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給中國的這種外向型經濟敲響了警鐘。發達國家何時能夠走出這場經濟危機還難以預料，即便能夠走出這場經濟危機，幾年後也還有更大的危機等在後頭。

　　日本和歐洲的生育率在1970年代就低於世代更替水平，老年化將使得經濟逐漸喪失活力，歐盟和日本兩大經濟體的衰退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全球貿易規模收縮。依照人們在工作時期進行儲蓄，退休以後花費儲蓄的理論，經濟學家預測，2015~2030年，發達國家的儲蓄額將呈現下降趨勢，而發展中國家的儲蓄則會上升。發達國家經濟活力的減弱和儲蓄額下降將導致購買力下降，向中國進口也將減少，並且印度等人口大國正在崛起，又將搶走一些國際市場，中國的失業率將急劇上升。

　　拉動消費――『嬰童經濟』

　　人口與內需的密切關聯，在『嬰童經濟』這種產業形態中有趣地呈現。孩子出生，到20歲之前一直是單純的消費者。嬰童經濟所帶動的一個龐大產業鏈，對內需的拉動作用遠遠比房地產和汽車要大。最重要的是，這種拉動作用是可持續的。

　　嬰童經濟的產業鏈是全方位的，涉及到嬰兒食品、玩具、遊戲軟件、多層次的教育、流行音樂、房地產、汽車等幾乎所有方面。二戰後，發達國家就是因為嬰兒潮拉動了消費，提供了年輕勞動力，而迎來了幾十年高消費、高增長的『黃金時代』。

　　嬰童經濟還可以將家庭服務業激活成一個職業，使得廣大媽媽在家中就可以『就業』。美國現在不把家庭婦女叫house wife了，而是叫home maker，是為了給她們更多的尊重，同時也正式賦予家庭婦女一個新的職位。

　　人口老齡化，慢火煮青蛙

　　美國戰略和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甚至認為，如果歐洲和日本政府不採取緊急措施，解決人口迅速老齡化帶來的醫療費用和退休金問題，那麼世界穩定將受到威脅。人口老齡化現象將調整經濟、重組金融市場、改變家庭結構、重新定義政治學，甚至重新制定世界秩序。

　　人口老化對經濟的拖累將逐漸顯現

　　中國有句俗話，叫『不笑少年窮』。這句話其實揭示了一個人口經濟學規律：年輕人口結構推動經濟發展，但是這種推動作用有二三十年的滯後性。

　　英國、美國當年的崛起，都得益於年輕的人口結構。日本在1940年代經濟仍然落後，但是那段時間繁衍的人口卻為1960年代的經濟高速發展奠定了人口學基礎。印度雖然目前經濟水平比中國落後十多年，但是印度的人口結構比中國合理，中國2009年中位年齡(全體人口按年齡大小排序，位於中點的那個人的年齡)為34.1歲，印度只有25.3歲。印度現在每年出生人口差不多是中國的兩倍，意味着今後印度的生產能力和消費能力都將是中國的兩倍。

　　日本和歐洲國家在20世紀70年代生育率就低於世代更替水平，但是對經濟的負面影響直到近年才明顯地顯露出來。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調查，在未來20年裡，日本家庭的金融財富將停止增長並開始減少，到2024年，日本家庭的收入只相當於1997年的水平，半個多世紀以來日本民眾生活水平的持續改善將劃上一個句號。到2025年，每五個歐洲人中將有一個超過65歲，工作人口減少而退休人數則猛增。

　　老齡化的結果是老無所養

　　1980年中國實行獨生子女政策的時候認為『老化現象最快也得在四十年以後才會出現』。但是事實上我國只用了18年(1981~1999年)就進入了老齡化社會。而發達國家老齡化進程則長達幾十年至100多年，如法國用了115年，瑞士用了85年，英國用了80年，美國用了60年。發達國家在進入老齡化時人均GDP在5千至1萬美元，而中國只有1千美元。日本在1960年代後期人類發展指數(HDI，聯合國用來反映社會發展水平的綜合指標)達到0.8的時候，中位年齡只有20出頭；日本在1975年HDI為0.857的時候，中位年齡還只有30歲。中國2008年HDI為0.8，但中位年齡已達34歲了，可見中國老年化來勢之兇猛。

　　中國目前是8個勞動年齡人口對應一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今後將是2個勞動年齡人口對應一個老年人口。目前60歲以上老年人有1.6億，其中只有城市的4000多萬享受社會養老，但養老金缺口已經很大；2030年後60歲以上老人達到4億，將老無所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