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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 君 → 民 這裡，天決定君，即『天命靡常』，『唯德是依』；君決定民，即『保民』，『牧民』；民決定天，即『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由此可見，中國哲學的某種基本思維構架是由周公確立的。 進入子學時代，儒道墨法無不以生命結構為中心議題，其中儒、墨、法家探討群體生命問題，道家探討個體生命問題。儒道二家上文已有討論。墨家『兼相愛，交相利』、『尚同』『非攻』，無非在二元對立關係中求得親和一致，消除『禍篡怨恨』，以利社會群體生存發展。甚至法家韓非，其實也是想要解決社會群體生存問題。他認為由於人性惡（這個思想得自其師、儒家的荀子），『人民眾而財貨寡』，導致爭奪而危及群體生存，這就必須實行強有力的專制統治，才能維持群體的生存秩序。其師荀子是以『禮』節群，而韓非則是以『法』制群，但其目的都是一樣的，就是維持群體生存秩序。 漢代經學大師董仲舒全面繼續和發展了先秦生命結構思想，完成了中國哲學第一次歷史大轉型，從而確定了未來整個封建專制生命哲學的基本歷史走向。他的陰陽學仍然是對群體生命結構的探討，而且仍然是周公式的兩大關係（天人、君民）、三角結構，亦即一方面『屈民而伸君』，一方面『屈君而伸天』。 魏晉以降，作為一種歷史的反撥，個體生命問題突顯出來。道教哲學是很典型的個體生命哲學，追求得道成仙、長生不死。佛教則由超越個體生死輪迴（小乘）而發展到普渡眾生（大乘），最後禪宗回到個體生命超越問題。玄學則企圖調和『名教』與『自然』，亦即調和儒家群體生命關懷與道家個體生命關懷，但明顯以個體生命超越為主導傾向，崇尚老莊，主張『超世而絕群，遺俗而獨往』、『越名教而任自然』。 唐代韓、李開啟了宋明理學，歷史的鐘擺再次擺向群體生命問題。程朱理學全面總結了封建生命哲學，而其核心範疇『理』或『天理』、實即仁義禮智的倫理規範，本質上是群體生存結構的概括；而陸王心學，則是對群體生存結構的另外一種概括，是以個體心靈存在透顯出來的群體生命存在。程朱認為『性即理』，天理即『生理』，『天只以生為道』（20），這是把生命本體宇宙論化；陸王則認為『心即理』，即是把生命本體心性論化。 中國哲學的第二次歷史大轉型，從康有為開始，這個過程至今尚未結束。中國近、現、當代哲學的主題，是中華民族這個大群體的生存與發展問題。救亡保種、獨立自強成為壓倒一切的任務，『生存競爭』這類生物學命題，一時間竟成為最富魅力的哲學話語。康有為『三世說』，本質上是中國最早的民族生存發展戰略。此間有一種很值得研究的現象，就是：一方面西方生命哲學得到相當程度的傳播，如張君勱、李石岑、梁漱溟、朱謙之等的哲學；另一方面則是官方哲學中相當突出的生命哲學傾向，如吳稚暉、戴季陶、蔣介石、陳立夫等的哲學。所謂現代新儒家，也只是傳統生命哲學的現代化轉換的一種嘗試。 有三個理論形態是這種時代精神的真正代表：孫文學說，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在孫文三民主義中，民族主義是其主體性前提，民權主義是其工具性設施，唯有民生主義才是其實質性目標。所以孫中山認為：『人類求解決生存問題，才是社會進化的定律，才是歷史的重心。』（21） 但孫中山未能找到解決中華民族生存危機的有效途徑。這個歷史課題是由中國共產黨人完成的：如果說毛澤東思想解決了中華民族的生存問題，那麼鄧小平理論就正在成功地解決中華民族的發展問題。 至於【周易】哲理的運用問題，我們所應把握的一個核心精神就是：『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你是什麼樣的人，存有什麼樣的心，你就有什麼樣的『易道』。這是因為，一方面，易道『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天文學家自然注意了『天道』，地質學家自然注意了『地道』，我們常人當然首先應該注意『人道』的方面。此即『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的意思。另外一方面，『神無方而易無體』，『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隨機應變。此即『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意思。不過在運用時，有一點是必須特別注意的：『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易道的運用必須以『善』繼之，以『性』成之。換句話說，易道的運用必須發揮自己的善性、良知、天理良心。 來源：中國儒學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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