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而眾所周知，現代新儒家是一個以接續儒家『道統』、復興儒學為己任的文化流派，他們自然不能接受『整理國故運動』對儒學地位的評價。熊十力即曾針對胡適等人的諸子學研究發表看法：『當今之世，講晚周諸子，只有我熊某能講，其餘都是混扯』[15](P86)。馮友蘭也曾經與胡適等人圍繞『老子年代』的問題展開過激烈爭論。至於其中原委，胡適晚年在回顧這場爭論時予以一語道破：『這個老子年代的問題原來不是一個考據方法的問題，原來只是一個宗教信仰的問題！像馮友蘭先生一類的學者，他們誠心相信，中國哲學史當然要認孔子是開山老祖，當然要認孔子是「萬世師表」。在這個誠心的宗教信仰里，孔子之前當然不應該有一個老子。在這個誠心的信仰里，當然不能承認有一個跟着老聃學禮助葬的孔子』[13](上冊P8)。顯而易見，由於雙方的立足點迥然有異，它們之間發生爭論必不可免。
三 現代新儒家之所以始終不滿於『整理國故運動』，還因為二者研究國學的方法存在着嚴重分歧，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延續了傳統的『漢宋之爭』。 由於受到胡適個人性情與北大學風的影響，『整理國故運動』呈現出較為濃厚的考據色彩。朱自清當時就曾描繪說：『這種新國學運動的方向，我想可以胡先生的「歷史癖與考據癖」一語括之』[16](P240)。胡厚宣後來也回顧：『當時北京有所謂京派，講切實，重證據，為新樸學，新考據。京派主要在北大，北大以胡適為翹楚，……表現在史學方面的是整理國故的國故學、疑古學、古史學。』[17] 而從崇尚考據出發，『整理國故運動』自然呈現出一種『非哲學』的傾向，這在傅斯年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1926年，他就致信胡適說：『我的腦筋對於一切哲學都成石頭了。我於這個成績，也很歡喜。』他並且還寫道：『中國嚴格說起，沒有哲學，（多謝上帝，使得我們天漢的民族走這麼健康的一路！）』 [18](P1268、1264)。1927年，他又說:『五年前在歐時，見到中國之大興國學、大談其所謂文化，思著一小書，姑名為「斯文掃地論」，其中章四：一、絕國故，二、廢哲學，三、放文人，四、存野化』[19](P101)。1929年，他在一次講演中仍堅持主張：『歷史哲學可以當作很有趣的作品看待，因為沒有事實做根據，所以和史學是不同的。歷史的對象是史料，離開史料，也許成為很好的哲學和文學，究其實與歷史無關』[20](P184)。差不多同時，他在北大授課時也說：『一、史的觀念之進步，在於由主觀的哲學及倫理價值論變作客觀的史料學。二、著史的事業之進步，在於由人文的手段，變作如生物學、地質學一般的事業。三、史學的對象是史料，不是文詞，不是倫理，不是神學，並且不是社會學。』[20](P192) 傅斯年這種『非哲學』傾向還深刻影響了胡適。1926年8月24日，針對傅氏8月18日來信所言，胡適復函說：『這幾年我自己竭力學善忘，六七年不教西洋哲學，不看西洋哲學書，把西洋人的蛛網掃去了不少，自己感覺痛快……這一層我很得意。因為我是名為哲學教授，很不容易做到把自己吃飯傢伙丟了』[21](P310-311)。後來，他又在日記中寫道：『哲學的根本取消：問題可解決的，都解決了。一時不能解決的，如將來有解決的可能，還得靠科學實驗的幫助與證實。科學不能解決的，哲學也休想解決；即使提出解決，也不過是一個待證的假設，不足以取信於現代的人。故哲學自然消滅，變成普通思想的一部分』[22](P429)。另據錢穆回憶，胡適1931年任北大文學院院長時，『曾言其辦文學院其實只是辦歷史系。因其時適之已主張哲學關門，則哲學系宜非所重』[23](P169)。 至於顧頡剛雖出身於北大哲學門，卻也同樣主張：『我們要有真實的哲學，只有先從科學做起。大家擇取了一小部分的學問而努力；等到各科平均發展之後，自然會有人出來從事於會通的工作而建設新的哲學的。所以我們在現在時候，再不當宣傳玄想的哲學，以致阻礙了純正科學的發展。』[4](P34) 不難想見，『整理國故運動』這種崇尚考據同時又主張『非哲學』的傾向必然會遭到以講求心性之學為特徵的現代新儒家的反對。譬如自謂『一生意趣，本不屬考據方面』[24](P188)的熊十力便對胡適『僅及於考核之業，……無可語於窮大極深之業』[7](P247)，以至於造成『從來治國學者，惟考核之業，少招浮議。至於義理之言，不遭覆瓿，即是非紛至』的狀況表示不滿[25](P66)。他批評說：『考據之科，其操術本尚客觀。今所謂科學方法者行之。然僅限於文獻或故事等等之探討，則不足以成科學』[25](P185)。他還申明：『我深信讀經之難，不僅在名物訓詁。訓詁弄清了，還不配說懂得經。這是我殷勤鄭重向時賢申明的苦心』[25](P288)。而馬一浮則更是嚴厲指斥：『自號歷史派者，以誣詞為創見，以侮聖為奇功，響壁虛造，而自矜考據，此曹直是不可救藥。但當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8](P99)，言詞中無異於將『整理國故運動』斥為異端。 此外，錢穆固然最初是以考證而名聲大噪，卻也在其【國史大綱】中批評『整理國故運動』過於偏重考據而忽略講求大體的傾向。他將中國近世史學劃分為『傳統派』、『革新派』、『科學派』三派，並具體剖析說：『「科學派」，乃承「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之潮流而起。……缺乏系統，無意義，乃純為一種書本文字之學，與當身現實無預。』他還尖銳地針砭『科學派』乃『震於「科學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實，為局部窄狹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換為死的材料。……彼惟尚實證，夸創穫，號客觀，既無意於成體之全史，亦不論自己民族國家之文化成績也』[26](P3)。後來，他在致其弟子的信中又再次重申：『近人治史，群趨雜碎，以考核相尚，而忽其大節』[27](P17)。直至1955年，他在為【新亞學報】撰寫【發刊詞】時還仍然批評『科學派』：『高抬考據，輕視義理。其最先口號，厥為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繼之有窄而深的研究之提倡。……其考據所得，縱謂盡科學方法之能事，縱謂達客觀精神之極詣，然無奈其內無邃深之旨義，外乏旁通之途轍』[28]。 現代新儒家發展至第三代，更是對『整理國故運動』過分強調考據的治學傾向加以嚴厲抨擊。針對胡適等人往往將考據等同於所謂『科學方法』，並且標榜『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牟宗三批評說：『在當時提倡科學是一種風氣，其作用是破壞中國文化（所謂整理國故）』[10](P75)，『講科學方法，不落於學問本身，而只是在外面轉，頂無聊，頂害事』[29](P255)。他甚至還點名指責胡適等：『他以文人的底子做點考據，拿做考據來當學問，這是很差勁的。這是眼前的人物，大家都可一看便知。像他這樣的人物，處在這樣一個時代中，不是一個健康的形態，至少不是能有重大擔負的形態。他在這個時代中享這麼大的聲名，實在是名過其實』[10](P60)，『有人說他是用科學方法講歷史，這句話是不通的，科學方法不能用在歷史。什麼是科學方法？歸納法。歷史是不能歸納的』，『「中央研究院」就代表這個趨勢，找些詞語歸類、統計，如：「理」字在什麼時代開始出現？在某個時代出現幾次？這樣一來，理學家所講的那些都不算學問，只是些空話。「中央研究院」有人講宋明理學，在這個風氣下只是作統計，統計「仁」這個詞語古來怎麼講，然後講阮元的【性命古訓】，再講到傅斯年的【性命古訓辯證】。這就是學術，其他都不是學術。這樣一來，從前儒家所講的那些學問通通被抹掉了』[30](P10、422)。 而徐復觀雖在第三代新儒家中以研究思想史著稱，卻也認為『今人所談的科學方法，應用到文史方面，實際還未跳出清考據的範圍一步，其不足以治思想史』，因為他們『一則把義理之學與研究義理之學的歷史（研究思想史）混而不分；一則不了解要研究思想史除了文字訓詁以外還有進一步的工作。……這種以語源為治思想史的方法，其實，完全是由缺乏文化演進觀念而來的錯覺。從阮元到現在，凡由此種錯覺以治思想史的，其結論無不乖謬』[31](P2、5)。他還一再強調對中國哲學思想的研究，『要求從生命、生活中深透進去作重新的發現』[32]。 總之，在現代新儒家看來，由於『整理國故運動』過分注重考據，導致了『自五四以來，治史專家，多詳於細事之考證，而不必能通觀大體，得歷史文化之真相』[33](P88-89)，誤入了治學的歧途，必須加以強烈的反對。 來源：光明網理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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