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紅剛評【大國空巢】-走出『計劃生育』背後的計劃迷思

深圳社科院【南方論叢】2009年12月刊

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10-03/30/content_1082241.htm

走出『計劃生育』背後的計劃迷思

——讀【大國空巢】有感

李紅剛

北京師範大學管理學院 博士生導師

老實說，我對人口問題缺乏專業性研究。但是，對中國人口問題與計劃生育政策卻也很難熟視無睹，畢竟這是關係民族、國家和億萬人人生的大事，是任何一個真正的民族主義者、愛國者和人道主義者不可迴避的大問題。最近讀了易富賢先生專門討論中國人口和計劃生育政策的大作【大國空巢】，很受震撼。這是一本可能要載入人口學史冊的書籍。受這本書內容啟發，更受作者執著求真精神和疼國惜民情懷的激發，筆者也情不自禁冒昧對目前的計劃生育政策談談自己的感想。

屈指間，中國施行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已經三十多年了，施行獨生出子女政策也已經29年了，其間世代交替了整整一代人。 三十多年間，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變，其中最深刻的變化就是從對計劃經濟的懷疑、調整到完全拋棄。然而，作爲計劃經濟思想在人口領域最直接體現的計劃生育政策卻沒有大的調整，在在凸顯著某種不協調性。

需要調整計劃生育政策嗎？在回答這個問題前，讓我們先回顧一下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是如何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從直覺看，理想的計劃經濟是很具有吸引力的，因爲它一方面基於優化均衡理念實現科學計劃，另一方面通過組織和控制達致計劃目標的實施和實現，從而最終驅使經濟按『有計劃按比例』『又快又好』地發展。從歷史經驗看，蘇聯和新中國在一段不太長的歷史時期都出現過不錯的發展勢頭，似乎印證了計劃控制相對市場調節的優越性。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計劃經濟的病態日益凸現，曾經的修修補補的療法也成效甚微，最終使得我們確認放棄計劃經濟確立市場經濟體制。爲什麼『想起來很美』的計劃經濟在最終的歷史檢驗中被淘汰？根本原因在於計劃經濟的兩個基本特徵是有深刻的內在問題的，而且事實上這些問題早就被一些人指出來過。其一，最優計劃必須建立在充分的真實信息以及對海量信息的及時傳輸和有效處理的基礎上，但在現實中，被用來做『科學計劃』的原料信息常常是不完備的、過時的、失真扭曲的，局限於人類認知能力的『科學優化』模型其實是不科學不優化的，這使得計劃經濟的『計劃』根本就是靠不住的。所謂『計劃跟不上變化』就體現計劃工作者深深的無奈，計劃經濟國家經濟的結構失調常常比市場經濟國家更嚴重的事實也是對計劃經濟鼓吹者的辛辣的嘲諷。實質上，計劃經濟的計劃基本上是『拍腦袋』的命令經濟，哪有什麼真正的『優化』計劃經濟。其二，即使計劃真的是完美的，真的去實施實現它也並非易事。人非機器而是有動機和策略行爲的自主體（agent），機械控制的思想並不能自然應用於社會控制。1960年代是西方經濟學歷史上政府干預的黃金時代，一些人試圖大力引進經濟控制論，甚至希望用控制的思想『微調』宏觀經濟。但是，1970年代的經濟困境及其後的經濟現實給經濟控制論者致命的打擊。現在，人們更普遍用博弈的理念而非控制思維來理解經濟。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們使用了空前絕後的組織控制手段來保證計劃實施，但是，實際效果很不理想。反過來，既沒政府計劃又缺乏政府控制的市場經濟想起來很無序，但總體上卻運行得比計劃經濟好，這也不是沒有深刻道理的。市場經濟的深層機理就是尊重人，把人當經濟活動主體而非機器。市場機制承認個人的利益，假定個人理性，認同個人的自主選擇，相信個人適應性，激發個人的能動性。當然，個人也會犯錯，但他們總體上並不比高高在上的政府犯錯多，也更有動力去修正錯誤。市場經濟也有失靈的時候和失靈的領域，但是，相對於貌似更理性的計劃經濟，仍是人類目前相對最合理的選擇。

我國確立建立市場經濟的國策也快二十年了，市場經濟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但令人遺憾的是，讀了【大國空巢】這本書，才更清晰地發現計劃經濟的經典思維在中國人口學領域仍是主導思想。可以認爲，計劃生育倡導者或明示或隱認如下『科學觀』：首先，確定了一個『適度人口數量』，並以這個數量作爲人口『天花板』（上限）；然後，設計人口增長路徑，要求該路徑漸近趨向並且不逾越這個天花板；最後通過控制生育率使人口實際增長按設計路徑運行。這種『科學』思維顯然就是一個經典的計劃經濟思維，它強烈體現著計劃經濟優化和控制的思想和方法論。但是，正如計劃經濟一樣，理念『想起來很美』，真正施行起來是註定達不到那種境界的，而且會帶來非自然的失衡或扭曲。下面，我們還是從科學方法論的角度來剖析一番這種計劃控制思維的內在問題。

首先，關於所謂的『適度人口數量』，看似一個科學問題，實則更像一個偽命題，因爲得出一個定量指標需要太多的假定和規定，而這些人爲的假定和規定在當前就未必靠譜，而在更長久的未來更靠不住，所得結果自然就難能讓人認真採信了。【大國空巢】第8章關於 『誰能斷言中國人口上限？』 的質疑就很具說服力。文中介紹，自1940年代以來，關於中國最適人口數量的提法一直就是分歧的、變化的，趨勢上看是越說越多，從2億到目前的16億，莫衷一是，這本身就意味著這個提法的內在問題。新近的估計據說還用了現代控制論和系統工程的方法，形式上很有科學味道，但在對這些方法有一定了解的筆者看來，這也不能保證結論的合理，因爲這些方法也必須藉助特定人爲的假定和規定作爲『給定條件』才能解出所要求結果。如果『給定條件』不反映現實，那解出的結果也肯定靠不住。一個現成的例子就是轟動一時的【增長的極限】基於系統動力學世界模型在1972年所做的預言：『到1981年將沒有金，1985 年將沒有水銀， 1990 年將沒有鋅，1992年將沒有石油，1993年將沒有銅、鋁、和天然氣。』人類現在已經進入2009年，看來還沒有發生對這些資源耗竭的恐慌。【增長的極限】的隱含公式就是資源總量與消耗速度之比乃世界末日到來之時間，它把人類發展進程太簡單化了。最適人口數量論者的一個基本出發點就是各種資源有限論。不可否認，地球上各種資源，特別是不可再生資源數量確實有限，但據此並不能給出地球最適人口數量。因爲，人們利用資源的方式（包括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並非固定不變的。比如說，現在大家現在很關心石油供給，但人類使用石油作爲能源的歷史還不到200年，而且，200年後人類能源結構如何現在很難預測。再比如說，人們似乎總喜歡住更大的房子，吃更好的食物，而土地面積絕對有限，所以人口多了好像就保證不了生活品質。其實，這種說法也不是自然正確的，一個普遍現象是很多人寧願在城市住高樓小公寓而不願在鄉村住大別墅，顯然人口聚集效應帶來的生活便利是可以抵消『擁擠』的負面感受的，而歷史經驗表明科技進步和資本替代是可以在同樣的土地上養活更多人口的。有人直接拿當前美國物質生活標準來計算最適人口數量，但爲什麼當前美國生活標準就是人類最適生活標準卻是沒有經過論證的。事實上，如果政策設計真的以人爲本，計劃生育對生育權利的剝奪給當事人帶來的負效用也是應該納入人們的總體福利的，這樣人們爲多養一個孩子即使降低一些物質生活水平也可能是福利增進的。顯然，計劃工作者腦袋中的『最適』未必就是廣大人們群眾真實體會的『最適』，而後者應該是我們政策設計的根本。其實，『適度人口數量』並非不能作爲一個課題來做些學術研究，但要是真把研究出來的結論當作人口控制的嚴密『戒尺』，就有如人們自己塑個泥菩薩然後跪下戰戰兢兢地虔誠朝拜一樣。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經濟計劃工作者算不出真正的經濟優化均衡，人口計劃工作者也註定算不出真正的最適人口數量。不是他們不夠聰明不夠努力，而是問題超越直覺的複雜性。

其次，設計人口增長路徑，要求該路徑漸近趨向並且不逾越這個天花板。路徑設計和控制是工程控制領域非常經典的問題，解好這類問題的基本前提是確切知道初始位置、目標位置以及系統動力學過程。就像發射人造衛星或飛船工程中的飛行路徑設計，需要知道初始點、終點和動力學規律，才能通過理論計算給出可行飛行路徑。實踐表明，人類在航天領域對這類問題解決得很好。但是，在人口增長路徑設計中，能達致如此程度的成就嗎？人口控制論者似乎信心滿滿，但在筆者看來，這種信心其實是虛妄的。還是讓我們看看人口演化路徑設計需要滿足的三個最基本條件吧。其一，我國現在人口數（初始值）是多少？這初看起來是個不成問題的問題，但讀了【大國空巢】才發現，它在當今中國確實是個大問題：我國的人口統計數據本身存在很大爭議。其二，我國人口的控制數（目標值）是多少？這個問題就直接與前述『適度人口數量』相關。顯然，這個數字爭議更大。其三，也是問題最大的一點，就是我們並不知道人口演化的動力學過程。有人拿歷史數據擬合一個動力學方程，但它肯定揭示不了未來的動力學規律。計劃生育的一大理論支柱是人口增長無限論，其實質就是馬爾薩斯的人口指數增長模型，從歷史實證角度看，它都很難說是統計規律，更別指望它反映未來（見【大國空巢】第1章低9頁圖1：各國生育率下降曲線）。就像沒有牛頓力學揭示的規律就沒有衛星軌道設計，缺乏人口動力學規律，任何所謂的人口最優路徑都是空中樓閣。特別是，如果採用了錯誤的人口演化動力學，那就真會導致人口路徑選擇中的南轅北轍了。

最後，即使最優路徑給定了，如何保證最優路徑的實現仍然是一個大問題。這裡涉及的關鍵要素是對系統動力學的把握和對系統變量的控制能力。其中關於系統動力學的問題前文已經分析過，這裡著重談談對系統變量的控制問題。譬如，在航天這類工程控制中我們可以設計特定的控制設備來實現最優控制，而在社會人口系統中行使控制設備職能的一般是政府。但是，與工程系統中機器控制機器不同，社會人口系統中本質卻是人控制人，其『控制精度』會大打折扣。如同經濟領域一樣，在很大程度上，社會控制的理念從根本上可能是不適用的，取而代之的應該是博弈的思想。因爲，這裡政府和政府管控的生育主體都是人，有人就有策略行爲，博弈自然就產生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之說就形象反映了博弈的思想。爲什麼數人頭這樣簡單的人口統計在中國都很難搞准，主要原因恐怕還是人們（包括官員和民眾）的策略行爲所致。相對而言，中國政府的社會控制手段多，控制能力強，但其效能也絕對是有限的，不可高估。比如，中國人口總和生育率，不要說精確控制它，現在我國統計它都存在不小的問題。【大國空巢】（第339頁）就強調一些人『指望人口控制就像電源開關一樣可以隨心所欲地想開就開，想關就關』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經驗表明，通過強制政策減少出生率比增加出生率相對容易，這意味著人口政策調控存在非對稱性，使得人口調控出現偏差時矯正困難。

綜上所述，作爲計劃生育科學基礎的『適度人口數量』論和人口控制論是有根本缺陷的，這也顯示了計劃生育政策的科學性缺失。當代複雜性科學研究表明，社會系統是一個複雜的演化系統，組成社會系統的人是具有學習和適應能力的主體，他們的策略互動湧現出系統的宏觀行爲，而人口演化是這種宏觀社會行爲的表象之一。複雜系統應該採用複雜系統的應對方式，而不能用簡單系統的方式。處理複雜系統最重要的一個原則就是要尊重複雜系統本身演化的規律，就像對待自然生態系統一樣，尊重其自然發展的進程，特別是我們對複雜系統演化規律不甚清楚而且影響力有限時更要保持某種敬畏。正如恩格斯指出：『我們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517頁.人民出版社.1972）。新中國經濟的發展進程已經表明，計劃經濟體制的深層問題就是用處理簡單系統的方法應對複雜經濟系統：拿計劃、控制這些『想起來很美』的方法替代經濟主體的自主決策和行爲，漠視了經濟主體自身的適應性，扼殺了經濟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造成了經濟總體發展的緩慢和結構的扭曲。同樣，用計劃、控制的方式來決定複雜人口、種族的演化，其深層次問題是一樣的。在【大國空巢】第14章中作者對計劃生育政策的負面效應進行了大量的分析和討論，冥冥中似乎恩格斯的話在顯靈：不要陶醉於計劃生育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我們都會被報復的。我想，在人口生育問題的『科學發展觀』應該是相信人類社會的自我適應能力和能動性，政府可以發揮一定的引導作用，但不要強力去主導和控制這個複雜社會系統。在這個問題上，不要太強調中國國情，畢竟人類社會複雜系統特徵的普遍性是強於其特殊性的。

拋開科學主義，回歸人文精神和人文關懷，強調以人爲本，則強制性計劃生育政策也面臨質疑。張英洪撰寫的【計劃生育：最違民意的公共政策】對此有較爲充分的討論，其中作者特別強調了生育權是公民的基本人權，而在一些地方泛濫的『計生暴力』是絕對漠視人權的。于建嶸在湘南調查時發現『一些基層黨政就採取諸如重罰、抄家、限制人身自由、強行手術、近親連坐等「非常手段」來對待和處理那些超生的村民。』一些人也許非常敏感於計劃生育的人權話題，似乎提此話題的都是西方不懷好意的反華勢力及其追隨者。但是，實事求是地講，真正以人爲本的人會看不見計劃生育行動中明顯的人權問題嗎？當然，人權不是絕對不可放棄的，但那只應該在更崇高目標需要的時候，如果計劃生育並非那麼崇高的目標，爲什麼能理所當然地要求人們非自願地犧牲自己的人權呢？

一個家庭的生育問題決定一個家庭的幸福，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繁衍問題決定著國家和民族的興衰。政府可以通過適當的政策引導社會生育，但採取目前的計劃思維控制公民生育的政策，確實是應該被檢討和反思的。【大國空巢】正是一篇很有代表性的檢討和反思之作。作者的觀點和說法不可能都正確，但其提出相關問題激發後續討論的行動是我極力贊同的。公共政策必須公眾討論，這是民主社會的常理，何況人口問題直接關係到民族的興亡、國家的可持續發展、和諧社會的建設。這個問題沒處理好，就可能成爲 『禍國殃民』的典型案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步拋棄計劃經濟體制，回歸自然的、常規的市場經濟，我們融入了世界潮流。我也期盼，在人口領域我國也能走出計劃的迷思，回歸正常社會，融入正常國家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