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刚评《大国空巢》-走出“计划生育”背后的计划迷思

深圳社科院《南方论丛》2009年12月刊

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10-03/30/content_1082241.htm

走出“计划生育”背后的计划迷思

——读《大国空巢》有感

李红刚

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博士生导师

老实说，我对人口问题缺乏专业性研究。但是，对中国人口问题与计划生育政策却也很难熟视无睹，毕竟这是关系民族、国家和亿万人人生的大事，是任何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爱国者和人道主义者不可回避的大问题。最近读了易富贤先生专门讨论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大作《大国空巢》，很受震撼。这是一本可能要载入人口学史册的书籍。受这本书内容启发，更受作者执着求真精神和疼国惜民情怀的激发，笔者也情不自禁冒昧对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谈谈自己的感想。

屈指间，中国施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三十多年了，施行独生出子女政策也已经29年了，其间世代交替了整整一代人。 三十多年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其中最深刻的变化就是从对计划经济的怀疑、调整到完全抛弃。然而，作为计划经济思想在人口领域最直接体现的计划生育政策却没有大的调整，在在凸显着某种不协调性。

需要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吗？在回答这个问题前，让我们先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是如何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从直觉看，理想的计划经济是很具有吸引力的，因为它一方面基于优化均衡理念实现科学计划，另一方面通过组织和控制达致计划目标的实施和实现，从而最终驱使经济按“有计划按比例”“又快又好”地发展。从历史经验看，苏联和新中国在一段不太长的历史时期都出现过不错的发展势头，似乎印证了计划控制相对市场调节的优越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计划经济的病态日益凸现，曾经的修修补补的疗法也成效甚微，最终使得我们确认放弃计划经济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为什么“想起来很美”的计划经济在最终的历史检验中被淘汰？根本原因在于计划经济的两个基本特征是有深刻的内在问题的，而且事实上这些问题早就被一些人指出来过。其一，最优计划必须建立在充分的真实信息以及对海量信息的及时传输和有效处理的基础上，但在现实中，被用来做“科学计划”的原料信息常常是不完备的、过时的、失真扭曲的，局限于人类认知能力的“科学优化”模型其实是不科学不优化的，这使得计划经济的“计划”根本就是靠不住的。所谓“计划跟不上变化”就体现计划工作者深深的无奈，计划经济国家经济的结构失调常常比市场经济国家更严重的事实也是对计划经济鼓吹者的辛辣的嘲讽。实质上，计划经济的计划基本上是“拍脑袋”的命令经济，哪有什么真正的“优化”计划经济。其二，即使计划真的是完美的，真的去实施实现它也并非易事。人非机器而是有动机和策略行为的自主体（agent），机械控制的思想并不能自然应用于社会控制。1960年代是西方经济学历史上政府干预的黄金时代，一些人试图大力引进经济控制论，甚至希望用控制的思想“微调”宏观经济。但是，1970年代的经济困境及其后的经济现实给经济控制论者致命的打击。现在，人们更普遍用博弈的理念而非控制思维来理解经济。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使用了空前绝后的组织控制手段来保证计划实施，但是，实际效果很不理想。反过来，既没政府计划又缺乏政府控制的市场经济想起来很无序，但总体上却运行得比计划经济好，这也不是没有深刻道理的。市场经济的深层机理就是尊重人，把人当经济活动主体而非机器。市场机制承认个人的利益，假定个人理性，认同个人的自主选择，相信个人适应性，激发个人的能动性。当然，个人也会犯错，但他们总体上并不比高高在上的政府犯错多，也更有动力去修正错误。市场经济也有失灵的时候和失灵的领域，但是，相对于貌似更理性的计划经济，仍是人类目前相对最合理的选择。

我国确立建立市场经济的国策也快二十年了，市场经济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但令人遗憾的是，读了《大国空巢》这本书，才更清晰地发现计划经济的经典思维在中国人口学领域仍是主导思想。可以认为，计划生育倡导者或明示或隐认如下“科学观”：首先，确定了一个“适度人口数量”，并以这个数量作为人口“天花板”（上限）；然后，设计人口增长路径，要求该路径渐近趋向并且不逾越这个天花板；最后通过控制生育率使人口实际增长按设计路径运行。这种“科学”思维显然就是一个经典的计划经济思维，它强烈体现着计划经济优化和控制的思想和方法论。但是，正如计划经济一样，理念“想起来很美”，真正施行起来是注定达不到那种境界的，而且会带来非自然的失衡或扭曲。下面，我们还是从科学方法论的角度来剖析一番这种计划控制思维的内在问题。

首先，关于所谓的“适度人口数量”，看似一个科学问题，实则更像一个伪命题，因为得出一个定量指标需要太多的假定和规定，而这些人为的假定和规定在当前就未必靠谱，而在更长久的未来更靠不住，所得结果自然就难能让人认真采信了。《大国空巢》第8章关于 “谁能断言中国人口上限？” 的质疑就很具说服力。文中介绍，自194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最适人口数量的提法一直就是分歧的、变化的，趋势上看是越说越多，从2亿到目前的16亿，莫衷一是，这本身就意味着这个提法的内在问题。新近的估计据说还用了现代控制论和系统工程的方法，形式上很有科学味道，但在对这些方法有一定了解的笔者看来，这也不能保证结论的合理，因为这些方法也必须借助特定人为的假定和规定作为“给定条件”才能解出所要求结果。如果“给定条件”不反映现实，那解出的结果也肯定靠不住。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轰动一时的《增长的极限》基于系统动力学世界模型在1972年所做的预言：“到1981年将没有金，1985 年将没有水银， 1990 年将没有锌，1992年将没有石油，1993年将没有铜、铝、和天然气。”人类现在已经进入2009年，看来还没有发生对这些资源耗竭的恐慌。《增长的极限》的隐含公式就是资源总量与消耗速度之比乃世界末日到来之时间，它把人类发展进程太简单化了。最适人口数量论者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各种资源有限论。不可否认，地球上各种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数量确实有限，但据此并不能给出地球最适人口数量。因为，人们利用资源的方式（包括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并非固定不变的。比如说，现在大家现在很关心石油供给，但人类使用石油作为能源的历史还不到200年，而且，200年后人类能源结构如何现在很难预测。再比如说，人们似乎总喜欢住更大的房子，吃更好的食物，而土地面积绝对有限，所以人口多了好像就保证不了生活品质。其实，这种说法也不是自然正确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很多人宁愿在城市住高楼小公寓而不愿在乡村住大别墅，显然人口聚集效应带来的生活便利是可以抵消“拥挤”的负面感受的，而历史经验表明科技进步和资本替代是可以在同样的土地上养活更多人口的。有人直接拿当前美国物质生活标准来计算最适人口数量，但为什么当前美国生活标准就是人类最适生活标准却是没有经过论证的。事实上，如果政策设计真的以人为本，计划生育对生育权利的剥夺给当事人带来的负效用也是应该纳入人们的总体福利的，这样人们为多养一个孩子即使降低一些物质生活水平也可能是福利增进的。显然，计划工作者脑袋中的“最适”未必就是广大人们群众真实体会的“最适”，而后者应该是我们政策设计的根本。其实，“适度人口数量”并非不能作为一个课题来做些学术研究，但要是真把研究出来的结论当作人口控制的严密“戒尺”，就有如人们自己塑个泥菩萨然后跪下战战兢兢地虔诚朝拜一样。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经济计划工作者算不出真正的经济优化均衡，人口计划工作者也注定算不出真正的最适人口数量。不是他们不够聪明不够努力，而是问题超越直觉的复杂性。

其次，设计人口增长路径，要求该路径渐近趋向并且不逾越这个天花板。路径设计和控制是工程控制领域非常经典的问题，解好这类问题的基本前提是确切知道初始位置、目标位置以及系统动力学过程。就像发射人造卫星或飞船工程中的飞行路径设计，需要知道初始点、终点和动力学规律，才能通过理论计算给出可行飞行路径。实践表明，人类在航天领域对这类问题解决得很好。但是，在人口增长路径设计中，能达致如此程度的成就吗？人口控制论者似乎信心满满，但在笔者看来，这种信心其实是虚妄的。还是让我们看看人口演化路径设计需要满足的三个最基本条件吧。其一，我国现在人口数（初始值）是多少？这初看起来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读了《大国空巢》才发现，它在当今中国确实是个大问题：我国的人口统计数据本身存在很大争议。其二，我国人口的控制数（目标值）是多少？这个问题就直接与前述“适度人口数量”相关。显然，这个数字争议更大。其三，也是问题最大的一点，就是我们并不知道人口演化的动力学过程。有人拿历史数据拟合一个动力学方程，但它肯定揭示不了未来的动力学规律。计划生育的一大理论支柱是人口增长无限论，其实质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指数增长模型，从历史实证角度看，它都很难说是统计规律，更别指望它反映未来（见《大国空巢》第1章低9页图1：各国生育率下降曲线）。就像没有牛顿力学揭示的规律就没有卫星轨道设计，缺乏人口动力学规律，任何所谓的人口最优路径都是空中楼阁。特别是，如果采用了错误的人口演化动力学，那就真会导致人口路径选择中的南辕北辙了。

最后，即使最优路径给定了，如何保证最优路径的实现仍然是一个大问题。这里涉及的关键要素是对系统动力学的把握和对系统变量的控制能力。其中关于系统动力学的问题前文已经分析过，这里着重谈谈对系统变量的控制问题。譬如，在航天这类工程控制中我们可以设计特定的控制设备来实现最优控制，而在社会人口系统中行使控制设备职能的一般是政府。但是，与工程系统中机器控制机器不同，社会人口系统中本质却是人控制人，其“控制精度”会大打折扣。如同经济领域一样，在很大程度上，社会控制的理念从根本上可能是不适用的，取而代之的应该是博弈的思想。因为，这里政府和政府管控的生育主体都是人，有人就有策略行为，博弈自然就产生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之说就形象反映了博弈的思想。为什么数人头这样简单的人口统计在中国都很难搞准，主要原因恐怕还是人们（包括官员和民众）的策略行为所致。相对而言，中国政府的社会控制手段多，控制能力强，但其效能也绝对是有限的，不可高估。比如，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不要说精确控制它，现在我国统计它都存在不小的问题。《大国空巢》（第339页）就强调一些人“指望人口控制就像电源开关一样可以随心所欲地想开就开，想关就关”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经验表明，通过强制政策减少出生率比增加出生率相对容易，这意味着人口政策调控存在非对称性，使得人口调控出现偏差时矫正困难。

综上所述，作为计划生育科学基础的“适度人口数量”论和人口控制论是有根本缺陷的，这也显示了计划生育政策的科学性缺失。当代复杂性科学研究表明，社会系统是一个复杂的演化系统，组成社会系统的人是具有学习和适应能力的主体，他们的策略互动涌现出系统的宏观行为，而人口演化是这种宏观社会行为的表象之一。复杂系统应该采用复杂系统的应对方式，而不能用简单系统的方式。处理复杂系统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要尊重复杂系统本身演化的规律，就像对待自然生态系统一样，尊重其自然发展的进程，特别是我们对复杂系统演化规律不甚清楚而且影响力有限时更要保持某种敬畏。正如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517页.人民出版社.1972）。新中国经济的发展进程已经表明，计划经济体制的深层问题就是用处理简单系统的方法应对复杂经济系统：拿计划、控制这些“想起来很美”的方法替代经济主体的自主决策和行为，漠视了经济主体自身的适应性，扼杀了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造成了经济总体发展的缓慢和结构的扭曲。同样，用计划、控制的方式来决定复杂人口、种族的演化，其深层次问题是一样的。在《大国空巢》第14章中作者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负面效应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和讨论，冥冥中似乎恩格斯的话在显灵：不要陶醉于计划生育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我们都会被报复的。我想，在人口生育问题的“科学发展观”应该是相信人类社会的自我适应能力和能动性，政府可以发挥一定的引导作用，但不要强力去主导和控制这个复杂社会系统。在这个问题上，不要太强调中国国情，毕竟人类社会复杂系统特征的普遍性是强于其特殊性的。

抛开科学主义，回归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强调以人为本，则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也面临质疑。张英洪撰写的《计划生育：最违民意的公共政策》对此有较为充分的讨论，其中作者特别强调了生育权是公民的基本人权，而在一些地方泛滥的“计生暴力”是绝对漠视人权的。于建嵘在湘南调查时发现“一些基层党政就采取诸如重罚、抄家、限制人身自由、强行手术、近亲连坐等‘非常手段’来对待和处理那些超生的村民。”一些人也许非常敏感于计划生育的人权话题，似乎提此话题的都是西方不怀好意的反华势力及其追随者。但是，实事求是地讲，真正以人为本的人会看不见计划生育行动中明显的人权问题吗？当然，人权不是绝对不可放弃的，但那只应该在更崇高目标需要的时候，如果计划生育并非那么崇高的目标，为什么能理所当然地要求人们非自愿地牺牲自己的人权呢？

一个家庭的生育问题决定一个家庭的幸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繁衍问题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兴衰。政府可以通过适当的政策引导社会生育，但采取目前的计划思维控制公民生育的政策，确实是应该被检讨和反思的。《大国空巢》正是一篇很有代表性的检讨和反思之作。作者的观点和说法不可能都正确，但其提出相关问题激发后续讨论的行动是我极力赞同的。公共政策必须公众讨论，这是民主社会的常理，何况人口问题直接关系到民族的兴亡、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的建设。这个问题没处理好，就可能成为 “祸国殃民”的典型案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抛弃计划经济体制，回归自然的、常规的市场经济，我们融入了世界潮流。我也期盼，在人口领域我国也能走出计划的迷思，回归正常社会，融入正常国家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