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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生子女政策與中國發展模式的困局

國學新聞| 計劃生育

2009-4-26 08:39| 發布者: 鳳瑾奧泊| 查看: 1496| 評論: 0|原作者: 易富賢|來自: 易富賢網易博客

摘要: 2008年末,由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全球性金融海嘯衝擊了亞洲經濟體。照理說,中國作為一個擁有十三億人口的大市場,不應該受到很大的衝擊,但是中國卻受害甚大。中國經濟外貿依存度(一定時期內進出口總額與GDP的比 ...

 2008年末,由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全球性金融海嘯衝擊了亞洲經濟體。照理說,中國作為一個擁有十三億人口的大市場,不應該受到很大的衝擊,但是中國卻受害甚大。中國經濟外貿依存度(一定時期內進出口總額與GDP的比值)高達70%,國際金融危機導致發達國家消費萎縮,需求減少,從中國的進口減少,中國很多企業被迫減產甚至關閉。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中國出現新的失業潮。很多學者認為幸虧中國實行計劃生育,否則這次失業潮會更嚴重,由此認為中國應該堅持不動搖現行計劃生育政策。本文從人口結構角度分析中國的勞動力結構和消費結構,得出了與主流經濟學家及人口學家截然相反的結論:計劃生育導致內需不足,反而會增加就業壓力,威脅中國的可持續發展。

一、計劃生育政策的目的之一是緩解就業壓力
當初實行計劃生育的一個重要理由也是認為僧多粥少,就業壓力大。中國獨生子女政策是陳雲、陳慕華為代表的計委系統首先提出的。陳雲支持獨生子女政策的一個重要理由是減少人口可以緩解就業壓力 。1979年6月陳雲在給老部下陳慕華副總理的信中指出:限制人口、計劃生育問題同國民經濟的發展一樣重要,並為實行獨生子女政策提出來五條具體建議 。

鄧小平同意實行獨生子女政策,一個重要理由也是認為減少人口有利於解決就業問題。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務虛會上作報告時指出:『現在全國人口有九億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農民。在生產還不夠發展的條件下,吃飯、教育和就業就都成為嚴重的問題。』1981年6月12日鄧小平在會見尼日利亞民族黨代表團時說:『人口多也是個負擔。娃娃長大就業,一年就在七八百萬。』

獨生子女政策副總設計師田雪原(中國社科院首批47位學部委員之一)1981年從就業角度研究了中國適度人口的數量,提出中國100年後的經濟適度人口為6.5~7.0億之間 。

自由派學者何清漣等學者在很多方面持『不同政見』,但在計劃生育上卻與政府高度一致。她也認為中國人口太多,導致高失業率和高犯罪率,因此堅決支持計劃生育。

現在很多人也用就業壓力作為理由反對調整人口政策。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基金會秘書長、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2005年還認為,寧要老齡化,也不要不充分就業 。殊不知,歐洲各國的經驗表明,老年化不但導致勞動力短缺,也增加就業壓力 , 。勞動力短缺並不意味着充分就業,年輕人能勝任的工作,老年人並一定能勝任,這是一個結構性失衡的問題。就像計劃生育引起性別比失衡一樣,今後一方面出現『女人不足』(年輕),1996年至2005年出生嬰兒的性別比達127 ,加上部分女性單身,意味着今後打光棍的男人比例將接近30%;另一方面,又出現『女人過剩』(老年),女人比男人長壽(比如壽命已經比較平穩的西方國家,1992年男人平均預期壽命為73.7歲,女人卻為83.8歲 ),由於獨生子女政策,大量老年女人將老無所養,成為『過剩』人口。總不能要二三十歲的年輕男子娶七八十歲的老年婦女吧?

中央黨校經濟學部主任王東京教授認為計劃生育『30年來,計劃掉了3億多人,但這還很不夠。計劃生育作為基本國策,還得堅持下去,絕不能讓人口拖累未來』 。他的理由之一就是『中國的國情是人口多,就業壓力大』 。

在發達國家經濟學家正在為老年化而憂心忡忡,並提出鼓勵生育的時候,而被外界稱為當今中國四大傑出經濟學家之一的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程恩富教授卻認為『老齡化社會是好事情,最好早點到來』,提出要實行更嚴厲的計劃生育政策,最終達成『城鄉一胎』,並以此來較快『先控後減』總人口 。他認為:『丁克家庭對祖國發展有貢獻,應該享受高保。』他的依據之一就是少生孩子減輕就業壓力 。

計劃生育導致中國『未富先老』。中國目前只有1.6億60歲以上人口,只有4000多萬城市退休人員享受社會養老(其他3/4老人靠子女養老),但是養老金缺口已經相當於一年的國民經濟總收入的1/4了 。而今後是4億老人等着社會養老(因為他們只有一兩個孩子,沒有足夠的子女來贍養他們)。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正在考慮將男女法定退休年齡都提高到65歲以應對今後的養老金危機 。筆者認為,如其推遲退休年齡,不如停止計劃生育 。筆者的該文被人民網推薦到首頁 ,並在網上展開熱烈的討論。但是國家計生委系統的學者卻反對人口政策調整,馬瀛通教授認為中國計劃生育是『為富先老』,是開創『未富先老』到『先老後富』的捷徑,減少人口有利於解決就業問題 。

可見,『減少人口緩解就業壓力』自始至終都是中國實行計劃生育的重要理由。

二、計劃生育導致就業壓力加大

其實『人口多導致就業壓力』的觀點與亞里士多德的『落體速度與其重量成正比』的理論一樣荒謬。2007年美國人口3億,失業率為4.8%;巴西面積相當於美國的91%,人口1.9億,只相當於美國的63%,但是失業率卻高達9.6%。阿根廷面積是印度的84%,人口只有印度的3.5%,但2007年阿根廷失業率為8.5%,印度為7.2% 。

有人說,日本人口只有1.27億,購買力卻超過4萬億美元,比人口11.4億的印度還要多,因此消費取決於人均收入而非人口數量。其實作為一個國家,有什麼樣的生產水平,就有什麼樣的消費水平,就業機會更取決於人口,而不是人均收入。一個蘿蔔一個坑,有多少的人口,就有多大的消費市場,就有多大的需求,就有多少就業機會。減少人口之後減少消費,哪裡還有就業?比如,窮人買件衣服,可以提供一個低工資裁縫一天的工作機會;富人買件衣服,可以提供一個高技藝、高工資裁縫一天的工作機會,富人總不至於里三層外三層穿一大堆廉價衣服吧?日本4萬多億美元的購買力只能提供0.67億個左右(總人口的50%左右)的就業機會,而印度3萬億美元的購買力卻能提供5.1億個左右(總人口的50%左右)就業機會。日本對低附加值的產品需求有限,而單位消費量的高附加值產品和服務所提供的就業並不多。以購買力計算,印度2007年人均GDP為 $2,600,這個購買力大概可以提供一個餐館服務員的一年就業機會;日本2007年人均GDP為$33,500,但是也只能提供一個餐館服務員一年的就業機會。日本即使消費飽和,所提供的就業機會也不過是滿足日本本國的就業而已。伽利略用『兩個鐵球同時落地』的試驗推翻了亞里士多德的理論。但是中國不少人口學家和經濟學家至今不能理解『兩個鐵球』原理。

筆者在【大國空巢】第13章中已經分析,計劃生育所引起的家庭人口結構畸形所繼發的家庭消費結構畸形是中國經濟問題(包括失業問題)的根源。失業問題是因為產業結構的改變,減少新生人口並不能緩解失業壓力,反而增加就業壓力。比如,現在發達國家只需要不到25%的勞動力就能滿足全社會的工農業需求,如果沒有第三產業,70%以上的人就得失業。但是如果人口減少一半,消費市場也減少一半,仍然有70%以上的人找不到工作 。

農業社會累死累活還難以維持溫飽,無節假日,也沒有失業問題。工業革命以來,失業問題一直存在。隨着農業生產率的提高,所需勞動力不斷減少;大量『失業』的農民進入工廠,生產衣服、電視、洗衣機、玩具等,人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但是工業生產的效率也不斷提高,機器淘汰人力;『失業』的工人湧向第三產業,人們享受的服務越來越好。在失業壓力的推動下,工作時間越來越短,節假日越來越多,社會福利越來越好。可見,失業是科技進步、生產效率提高的產物,而如何解決失業是改良政治制度的動力。

古代農業社會失業率低,現在第三產業失業率也低,是因為『一對一』供給和消費,生產與消費容易和諧,失業率低。而勞動人口從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轉移的過程(中國目前處於這個階段)引起的失業問題最嚴重,製造業最容易出現失業,因為一個生產者供給多個消費者(隨着生產效率的提高,越來越少的生產者就能滿足所有人的需求),每個人都有需求,但是不是每個人都能滿足別人的需求,總是有失業壓力。

只要有失業,就有『人口過剩』的輿論。但從宏觀角度看,新產業的就業容量遠比舊產業大,每一次產業革命,都使得勞動力需求增加,如果人口增長跟不上,就會出現勞動力短缺。英國在第一次產業革命時期人口增加3倍,失業率高,社會治安惡化,曾經處死失業的流浪漢。但正是由於大量富餘人口使得英國順利完成產業革命。 美國工業革命以來人口增加9倍,源源不斷的新增人口滿足了歷次產業革命對勞動力的需求。1933年美國人口1.24億,高達1/4的勞動力失業。2006年人口突破3億,但失業率降低到只有4.8%。戰後日本人口達到8千萬,開始提倡少生。當人口突破1億的時候,舉國惶惶不安,並曾一度計劃將人口收縮到8千萬。而現在日本人口增加到1.27億,比二戰後多出了50%,卻面臨勞動力短缺。中國2005年產業結構相當於日本1950年代的水平,城市化水平相當於美國1913年的水平 。中國第一次產業革命還未完成,就已面臨勞動力短缺(這在人類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人口已接近負增長,今後憑什麼實現第二次、第三次產業革命?難道永遠滿足於目前的產業結構和發展水平?

從這次金融危機可見,中國目前這種出口導向型經濟已經走到了盡頭。中國出口導向的經濟需要兩個必要條件:
其一,國內充足的勞動力。而從1950年代直到1991年,除了大躍進幾年以外,每年出生人口都在2000萬左右或者以上,其中1963年到1974年這12年平均每年出生2600萬。這些時間出生的龐大人口成為勞動力,是中國經濟騰飛的主要原因。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迅速騰飛,依靠的不是資金,不是技術,不是資源,而是人口,是充沛的勞動力資源。

其二,穩定的國際市場。二戰之後發達國家都出現嬰兒潮,這個嬰兒潮推動了消費,進而推動了生產,發達國家經濟出現了幾十年的黃金時期。年輕的勞動力結構促使這些地區不斷進行產業升級。1960、1970年代,美國的嬰兒潮人口帶動了玩具、卡通、流行音樂的成長;1980年代,步入結婚活躍期的嬰兒潮人口帶動了房地產、汽車業的成長;1990年代,步入消費黃金期的嬰兒潮人口又帶動了個人電腦和互聯網的成長。日本在1960年代後期社會發展水平與中國現在相當,當時日本中位年齡只有20出頭(而中國2008年中位年齡已經有33.6歲了);日本在1975年中位年齡還只有30歲。由於發達國家產業升級,在低端產品上為台灣、韓國等地騰出市場,為這些等地區的崛起帶來了機遇。1980年代之後,中國逐漸接手低端工業產品市場。

這些充足的勞動力加上廣闊的國際市場奠定了中國三十年的繁榮。但是中國這兩個優勢都在逐漸喪失:
第一,由於計劃生育,中國的年輕勞動力已經開始減少,根據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中國每年出生人口只有1300萬左右(只占全球10%,意味着中國人口占全球比例還將急劇下降),只有1970年左右的一半,也只有印度目前每年出生人口的一半, 中國的勞動力優勢正在喪失;而印度、巴基斯坦等國由於年輕的人口結構,正在接手低端產品市場,對中國構成越來越大的競爭。

第二,國際市場正在萎縮。除了美國以外,其他所有發達國家都已經遭遇了幾十年的低生育率,人口結構正在老化。根據2008年的【世界概況】,2008各國的中位年齡分別為:美國36.7歲,澳大利亞37.1歲,挪威39歲,葡萄牙39.1歲,法國39.2歲,英國39.9歲,荷蘭40歲,加拿大40.1歲,瑞士40.7歲,西班牙40.7歲,瑞典41.3歲,比利時41.4歲,奧地利41.7歲,意大利42.9,德國43.4歲,日本43.8歲歲。

由於需求和消費信心不一樣,年輕人作為消費者比老年消費者創造的工作機會要多得多,年輕消費者促使產業升級,而老年消費者卻使得產業停滯。嬰兒潮人口推動了發達國家的產業升級,但是現在除美國和澳大利亞以外,其他發達國家中位年齡都在40歲左右或以上,逐漸喪失了產業升級所需要智力和體力基礎。而中國、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國家由於一方面有後發優勢,一方面有年輕的人口結構,產業升級能力在上升,與發達國家的產品檔次差距正在縮小。比如1980年代,冰箱、彩電等家電還算高附加值產品,中國需要為日本出口大量的服裝才能買回日本的家電;但是現在中國家電的質量與發達國家差距不大了。中國今後會發現,出口了大量產品,卻買不回多少東西(國內都能生產,不需要進口;或者是發達國家禁止出口高科技產品),結果出現貿易順差。而發達國家由於產品出口不了,將會出現失業問題。在這種情況下,發達國家必然設置貿易壁壘,限制進口,保護他們的傳統產業。

發達國家老年化還導致儲蓄額降低。依照人們在工作時期進行儲蓄,退休以後花費儲蓄的理論,經濟學家預測,2015-2030年,發達國家的儲蓄額將呈現下降趨勢。  儲蓄額下降,意味着購買力下降,向中國進口也將減少。

可見中國出口導向型經濟已經走到了盡頭。今後中國經濟必須依賴內需。發展內需,必須有健全的人口結構。社會作為整體,就業取決於生產,而生產取決於消費,消費取決於人口,人口少的話,就業機會也少。

【老子】:『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譯文:三十根輻條匯集到一根轂中的孔洞當中,有了車轂中空的地方,才有車的作用。和泥制陶,正因為存在空腔,才有了陶器的作用。鑿門窗造房屋,正因為留有較大的空間,才有了房屋的作用。所以,『有』的功能要通過『無』來實現。生產(『有』)是手段,消費(『無』)是目的,不能為了生產而生產。生產為消費服務是世界強國發展的客觀規律。經濟大國都是生產水平和消費水平都很高的國家。經濟大國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依靠生產和消費並舉,進口和出口兩旺,引進和輸出均衡,收入和支出雙高。消費的增長標誌民生改善和市場活躍,而這兩個因素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世界經濟正進入一個消費產品剩餘化、多樣化的時代,現在缺的不是生產者,而是消費者。消費者的發言權、影響力要大於生產者 。各國都強調生產與消費的和諧。

根據2008年【世界概況】的全球各地區人口 和勞動力 的資料。2008年全球人口67.07億,2007年勞動人口為31.13億,生產者與消費者的比例為46.4%。下面是全世界人口上千萬的地區(朝鮮、伊拉克等幾個地區由於資料不全,而沒有列入)勞動力(生產者)與總人口(消費者)的比例。

表:各國勞動力與總人口比例(%),2007-2008年
地區 比例 地區 比例 地區 比例 地區 比例
阿富汗 45.9 古巴 43.4 馬拉維 32.3 南非 42.0
阿爾及利亞 27.8 捷克 52.4 馬來西亞 43.3 西班牙 54.8
安哥拉 57.0 厄瓜多爾 32.4 馬里 43.8 斯里蘭卡 35.4
阿根廷 39.6 埃及 27.0 墨西哥 40.7 敘利亞 27.7
澳大利亞 52.1 埃塞俄比亞 33.0 摩洛哥 33.2 台灣 46.7
孟加拉國 45.2 法國 43.6 莫桑比克 45.1 坦桑尼亞 50.7
比利時 47.5 德國 52.9 尼泊爾 37.6 泰國 56.3
巴西 50.5 加納 48.4 荷蘭 45.7 突尼斯 34.6
布基納法索 32.8 希臘 45.9 尼日利亞 34.3 土耳其 32.7
緬甸 61.3 危地馬拉 30.4 巴基斯坦 27.9 烏干達 44.7
柬埔寨 49.2 印度 45.0 秘魯 33.7 烏克蘭 46.9
喀麥隆 36.2 印度尼西亞 46.3 菲律賓 37.7 英國 50.7
加拿大 54.0 伊朗 43.6 波蘭 43.8 美國 50.4
乍得 37.1 意大利 42.6 葡萄牙 52.6 烏茲別克 53.4
智利 43.6 日本 52.4 羅馬尼亞 41.8 委內瑞拉 46.8
中國 63.5 哈薩克斯坦 53.6 俄羅斯 53.4 越南 53.9
哥倫比亞 45.6 肯尼亞 31.2 沙特 23.3 也門 27.4
剛果 22.6 韓國 50.1 塞加內爾 37.7 贊比亞 42.8
科特迪瓦 34.2 馬達加斯加 36.4 塞爾維亞 29.1 津巴布韋 35.5
資料來源:【世界概況】

從上表可見,大多數國家生產者與消費者的比例在50%以下。沙特等國家比例很低,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為該國生育率高達3.9,二是因為婦女勞動參與率只有22%。緬甸高比例的原因是因為該國生育率已經降低到只有1.9,而由於艾滋病等原因,緬甸的嬰兒死亡和兒童死亡率卻很高。

美國人口3.038億,其中勞動力為1.531億。就是說美國生產者(勞動力)與消費者(總人口)的比例為50.4%,基本是1:2的比例。在這種情況下,2007年美國的失業率為4.6%。美國已經完成產業結構調整,目前只有0.6%的勞動力從事第一產業,22.6%從事第二產業,而從事第三產業的勞動力高達76.8%。

日本總人口為1.273億,其中勞動力為0.667億,生產者與消費者的比例為52.4%。2007年失業率為3.8%。日本4.6%的勞動力從事農業,27.8%從事第二產業,67.7%從事第三產業。

巴西人口為1.963億,其中勞動力為0.992億。生產者與消費者的比例為50.5%。2007年失業率為9.3%。巴西20%的勞動力從事農業,14%從事第二產業,66%從事第三產業。

印度人口為11.48億,其中勞動力為5.164億。生產者與消費者的比例為45.0%。2007年失業率為7.2%。印度60%的勞動力從事農業,12%從事第二產業,28%從事第三產業。

中國的發展水平介入巴西與印度之間,在全世界算是中等水平。同樣根據2008年【世界概況】資料,中國2007年勞動力為8.007億。中國43%的勞動力從事農業,25%從事第二產業,32%從事第三產業。而依照官方的宣傳,2007年末全國總人口為13.21億 。那麼2007年生產者與消費者的比例高達60.6%。但國家統計局長也承認公布的人口總數數據與客觀數據有差距,2004年這一差距為4600多萬人(主要是兒童),並且誤差 『還有逐年擴大的趨勢』 。筆者在【大國空巢】第15章中採納客觀調查的每年出生人口數據(不是國家計生委『修正』後的數據)和每年死亡人口數據,推算中國人口在2005年應該只有12.5億 。而根據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近年每年只出生1300多萬,死亡900多萬,實際每年只增加400多萬,那麼2008年實際人口只有12.6億左右。那麼中國目前的生產者與消費者的比例高達為63.54%!生產嚴重過剩,而內部消費卻極度不足,生產與消費結構極度畸形!

假如中國生產者與消費者的比例像巴西和美國那樣為50.5%左右,那麼中國需要15.7億消費者。獨生子女政策減少上億人口,等於喪失了一個巨大的的消費市場,大大增加就業壓力。如果1980年不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反而徹底停止計劃生育,那麼到2005年將多增加1.3億(最誇張估算是2.2億)人口(消費者) ,只有1980年代初出生的大約3千多萬(現在缺的就是這個年齡段的勞動力)進入勞動市場,相對於8億多的勞動人口來說比例不高。中國目前婦女勞動參與率是世界罕見的高,達86%(世界平均只有67%,印度只有50%) ;如果停止計劃生育,孩子數增加,婦女勞動參與率必然降低。就是說如果1980就徹底停止計劃生育,現在總人口將有14億多一點,而勞動力比現在的8.007億還要少(婦女勞動參與率大幅降低),生產者與消費者的比例為52%左右,生產與消費的關係比現在和諧的多。

中國目前有2億勞動力從事工業,所生產的工業產品可滿足16-17億人口的需求。如果沒有國際市場,那麼中國將有大量人口失業。

從人口結構看,中國製造的產品在國際市場的份額已經到了極限。2008年歐盟人口4.91億,美國3.04億,日本1.27億,澳大利亞2100萬,加拿大3300萬。這些地區總人口9.76億,其中勞動力4.71億。只需要勞動力中的24%左右(1.13億)就能滿足所有這9.76億人口的工業品的需求。也就是說,這9.76億消費市場只能提供1.13億個製造業的就業機會。假設這些地區50%的工業品靠中國生產,也只能給中國提供0.56億個製造業的就業機會。

目前,中國農業勞動力占43%的勞動力,而製造業已經很難再吸納更多的就業人口了。因此,中國要緩解就業壓力,必須儘快發展第三產業,而第三產業與內需是否強勁高度相關。然而,中國經濟的結構性缺陷正是內需不足。

三、人口合理增長與內需性經濟的形成

除了人口結構不利於發展內需外,中國目前的分配製度也不利於發展內需型經濟。根據人民網發布的國家發改委的資料 :『1990-2005年,城鄉居民的工資性收入在居民總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從45.3%逐步提高到63.2%』,『我國職工工資總額占國民總收入中的比重偏低,2005年只占到10.91%』。2005年工資總額占居民總收入的63.2%,也占GDP的10.91%,那麼居民總收入只占GDP的17.3%。

根據2007年【中國統計年鑑】資料,2006年城鎮就業人員勞動報酬總計2.42623萬億元,只占當年國內生產總值21.1808億元的11.4%。根據新華網援引【新京報】的文章,中國百姓收入總額(工資收入、福利、農民收入、其他收入)占GDP的比重不足22% 。

這些不同來源的資料都說明中國老百姓掌握的財富才少了。而其他國家,勞動者的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分配率)普遍都在54%~65%,如日本1999年分配率為54.18%,美國2000年分配率為58.31%,德國2000年分配率為53.84%,英國2000年分配率為55.27% 。

筆者在【大國空巢】已經分析,中國工資總額占GDP比例不斷降低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計劃生育使得家庭縮小,降低了家庭生存需求的剛性底線。國家獲取、消耗太高比例的財政支撐行政成本,壟斷企業和資本獲取太多的利潤 。

其他國家工業化過程,農民工進城都是有去無回的,城市化程度不斷提高。而中國現在卻由於計劃生育引起國內消費萎縮,在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下,大量企業倒閉,農民工搭乘『絕望列車』返回農村,這在國際上是絕無僅有。

中國的工資收入太低,導致購買力降低,內需不足就無法發展第三產業,導致中國第三產業遲遲發展不起來,並且產品只好廉價出口。但是同樣由於國內老百姓購買力不足,無力購買國際產品, 結果出現貿易順差,政府只好用來投資美國國債和『兩房』債券。這次美國金融危機,使得中國幾十年血汗勞動換來的外匯處於危險之中。
易憲容認為:『如果中國外匯儲備不購買美國國債,那麼世界上還有什麼比美國國債風險更低的金融資產?因此,我認為,就目前國際金融市場的動盪來說,購買美國國債可能是降低中國外匯儲備風險最好的方式。中國外匯儲備持有金融資產的結構,應該是加大美國國債的比重。』

易憲容的觀點雖然遭到很多人的反對,但是確有道理。因為光是從外匯儲備的安全性角度來說,確實還沒有比美國國債更加安全的了。存在中國的銀行,更加不安全。物質資本是報酬遞減的,人力資本是報酬遞增的。投資必須經過人力資源的轉移,才能保值或增值,否則就是廢紙一堆。而從長期角度看,確實只有美國有能夠將投資進行保值或升值的人口結構。歐洲和日本由於人口老化,今後將出現嚴重的金融危機,中國如果投資歐洲和日本的長期國債,今後很可能血本無歸。

那麼真的沒有比投資美國國債更加合算的嗎?不是!投資中國本國人口比投資美國國債更為合算。戰國時期商鞅就認識到了這一點。商鞅認為:『有了金子,糧食就沒有了;糧食有了,金錢才能有。糧食價格低賤,錢就值錢,農民窮而商人富,如果這樣兵力就弱,國家的實力一定會被削弱直到滅亡。一兩黃金輸入到國境內,十二石的糧食就會運到國境外;十二石糧食輸入到國境內,黃金一兩運到國境外。國家喜歡在境內積聚黃金,那麼黃金和糧食都會喪失,糧倉和金庫都會空虛,國家會弱小;國家喜歡在境內囤積糧食,那麼糧食和黃金都能產生,糧倉、金庫都會充實,國家就強大。』

商鞅的這種觀點其實非常符合現代人力資本理論。因為當時糧食是制約人口和經濟的最主要因素,糧食可以養活更多的人口,轉變為人力資本,而人力資本是遞增的;而黃金是物質資本,難以增值。因此要注重積聚實物而不是金錢,投資人口(通過糧食等實物)是最大的投資。現在中國很多經濟學家還達不到商鞅的學術境界,還在鼓勵出口實物以換取外匯儲備,外匯儲備不斷增加,同時民生壓力卻也在不斷增加,老百姓養不起孩子了,中國生育率從1990年的2.2左右下降到1995年之後的1.2、1.3左右。如果用這些外匯投資於人口(提高分配率,增加教育、醫療等投入,降低老百姓的養育成本,讓主流家庭養得起三個孩子),今後的收益將是巨大的。

對於今後老年化來說,現在每個家庭多生一兩個孩子,比任何其他投資都更有意義。美國政府應付金融危機,除了減稅以外,還直接按人頭髮錢以促進消費。比如2008年美國政府給每個成人發放600美元,給每個小孩發放300美元。一個五口之家可獲得2100美元,大大增加社會購買力。這樣的措施,在很多中國經濟學家看來是匪夷所思的。中國政府喜歡通過投資來拉通內需。其實投資在近期是消費,是拉動經濟增長的動力,但遠期就會成為供給,要是到時候消費跟不上,就會成為不良資產。就是說,現在的投資反而進一步畸化今後的生產和消費的關係。

筆者2004年就提出『人多意味着創造的就業機會也多』,『中國近二十年是就業問題,二十年後是老年化問題。停止計劃生育是一舉兩得:緩解現在的就業壓力和今後的老年化壓力』 。但是當時主流經濟學家還認為減少人口有助於緩解就業壓力。樊綱這樣頂級經濟學家都認為『寧要老年化,不要不充分就業』。現在張五常這樣的權威經濟學家還在從出口型經濟角度反對提高工資 。張五常是將中國當成企業,而不是當成社會。作為企業,勞動力成本降低當然有利於提高企業競爭力,提高企業抗風險能力;但是如果整個社會的勞動力工資都偏低,那麼社會整體購買力將降低,將沒有錢購買企業的產品,那麼大量企業就會倒閉。如果中國工資總額繼續像現在這樣只占GDP的11%,根本不可能拉動內需,就業就完全只能依賴國際市場,而隨着國際市場的飽和,中國將出現高失業率。中國主流經濟學家之以前沒有認識到這個道理,是因為中國工業產品主要是滿足國際市場,而不是用來滿足內需。

四、結語:停止計劃生育、促進內需成長

發展觀決定人口觀。以前中國是外向型經濟,市場(國際市場)與本國人口無關,那麼為了提高就業率,一方面需要靠低工資提高企業競爭力,一方面通過減少人口降低失業率。但是現在發現市場並不是恆定的,國際市場份額已經到了極限,經濟增長必須依靠內需。發展內需就必須一方面提高消費者的數量(停止計劃生育並鼓勵生育,讓主流家庭養得起三個孩子,使得生育率恢復到世代更替水平),一方面提高人均消費者的購買力(提高工資總額占GDP的比例,並健全社保制度,降低教育、醫療等民生成本)。內需增加之後,才可能發展第三產業,而第三產業才能有效降低失業率。

結論:如果不停止計劃生育,內需型經濟無法發展起來,失業問題也永遠令人頭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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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發表於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2009年4月號,總第一一二期
http://www.cuhk.edu.hk/ics/21c/index_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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