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止計劃生育最大阻力在大家的心魔

 中國缺乏形而上理念的堅守。而這種理念的堅守是人文的基礎。文化是一個總體結構，不但包括形而下『用』的層面，而且還包括形而上『體』的層面。近百餘年來，在西方文化衝擊下，中國出現形而上文化層面的嚴重缺失（並且還遭受批判）。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更是沉淪在實用主義的層面上。這是中國當代很多問題（包括人口問題）的根源。在這種實用主義的指導下，減員增效是時代的主旋律，人口分子分母論大行其道，必然通過獨生子女政策減少人口以提高人均GDP，人口政策也就遲遲不動搖。如果繼續這種實用主義理論，中國人口政策不會根本性改變。現在民眾和人口學者都是採取實用主義態度，哪個方案越『現實』（越能取悅決策層），就都往這個方案鑽，沒有堅守自己的人生理念和學術理念。對理念的堅守被視為『理想派』，在崇尚實用的社會，『理想』是『不現實』和『過激』的代名詞，要貶低某種觀點，最好的方式就貼上『理想』的標籤。為了迎合這種實用主義心理，田雪原拋出了三套『實用主義』方案，今後無論實行哪一套方案，他都『算準』了，中了六合彩。

很多學者抱怨知識分子的意見得不到尊重。其實只是『貧富不均』而已，總體來說，還是『專家治國』的，只是『專家建議』被少數『奏摺派』學者『代表』了，而這些所謂的智囊學者根本提不出有遠見的建議，又不用為自己的餿主意承擔責任，卻能從中謀取私利。問題來了，搖身一變，反而成為了解決問題的『能手』，將責任往決策層推，讓決策層為自己的餿主意承擔政治責任。比如胡鞍鋼的分稅制改革導致三農問題，但是他現在又以三農、四農專家自居了。田雪原是獨生子女政策副總設計師，當初信誓旦旦說獨生子女政策不會出現男多女少的情況，現在性別比失衡問題嚴重了，田雪原卻提出用放開農村二胎來解決性別比失衡，全無羞恥感和內疚感，反而又成了功臣了。這些人什麼智囊啊，腎囊還差不多！

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1980年領導有強烈的實行獨生子女的意願，只是缺乏『科學依據』，1980年學者們一窩蜂地團結在宋健、田雪原的獨生子女旗幟下，揣摩上意（揣摩上意從短期看讓決策層很『受用』，但從長遠看是政治陷害決策層），為決策層的一胎化意圖進行『科學詮釋』；現在人口學界揣摩決策層將放開二胎（其實只是自作多情），又一窩蜂地團結在田雪原、胡鞍鋼的二胎方案旗幟下了，為之進行『科學詮釋』，毫無獨立思想！由於大家都喜歡揣摩上意，缺乏探索真理的動力和信心，結果大家都在和稀泥，反正今後出問題之後可以用『政治現實』來安慰自己。其實這是在逃避責任！這種學術的不作為，後果是嚴重的。從1980年的【人口控制論】到2006年的260萬字的【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都是字字見血，章章殺人！一部計劃生育的歷史，就是一部血淚史，一部民族衰亡史，一部知識精英的恥辱史！

如果說人口學界是因為『握薪藏膽』，那麼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媒體人士、其他學科的學者、普通百姓也有這種想法就太不應該了！

無論官方學者還是民間學者，都有作繭自縛的傾向。停止計劃生育本來是一件很單純的事情。但一些學者一方面害怕政治，一方面卻又將本來很單純的學術問題政治化，將決策層推到對立面。等於是自己將眼睛捂着，在內心裡將這件事情倒騰得非常複雜，越想越害怕，然後說政治太黑暗，為自己的短視、膽怯、思想懶惰找『政治』藉口。這是心本無聲聲自流！

學者是職責是根據事實判斷，引導決策。但中國人口學者卻角色錯位，體制內的學者總是以決策層自居，而體制外的人士（以及媒體人士）比體制內的學者還要『體制內』。也就是說，計劃生育的最大阻力不在計生委（沒有這個能力），更不在決策層（沒有這個必要），而在大家的心魔。而計生委正好利用這種心理，狐假虎威，挾天子（基本國策）以令諸侯。利益集團總是試圖給人一種錯覺，自己與當政者是一夥的，其實事實並非如此。

如果各界都根據事實說話，將決策層置於一個超然的位置，那麼在博弈中，計生委和主流人口學家根本是不堪一擊，決策層必然選擇停止計劃生育。但是由於各界自發地將決策層與計生委『綁』在一起，在心理上增加他們的砝碼。而利益集團又必然想辦法來掩蓋事實，欺下瞞上，使自己利益最大化。

中國的政治制度確實存在很多弊端（比如政治壓制學術的現象仍然很嚴重），最高層也多次提出需要完善政治制度。但在中國的政治格局下至少還有一些學術空間。在1980年代初期，決策層有強烈的實行獨生子女政策的意圖，但還是舉辦了五次座談會。在那種政治氣氛下，梁中堂都能堅持己見，他至今安然無恙。並且雖然他的觀點不能在公開刊物發表，但是由於個人的爭取，還是能夠引起最高決策層的重視，並批准試點。如果大家都能像他那樣，全國都變成試點了，一胎化也就不存在了。也有個別學者因為學術、政治氣候的原因而淡出人口學領域的（如果都像他們那樣，就沒人為計劃生育進行『科學詮釋』了），但是事實上有更多的人蜂擁而至（比如胡鞍鋼就從自動化領域插手人口學，與當年宋健一樣），競相為計劃生育理論進行『科學詮釋』。現在人口方面的政治氣氛遠遠比當時要好（連民間人士都有發出聲音的機會），人口學家占有那麼好的資源，為什麼不敢能說停止計劃生育？一個幾乎人人利益受損的政策，還有什麼理由要持續下去？

至少在人口問題上，與其說是政治家掐着學者的脖子，不如說是學者捂着政治家的眼睛。現在中國的政治與學術陷入一種惡性循環：學者『臆想着』決策層會掐住自己的脖子，於是就『真實地』捂住了決策層的眼睛。

為了擺脫這種惡性循環，當政者應該向古人學習。趙匡胤有一個『佑文政策』，這個政策重要的特點就是不殺知識分子，這樣知識分子就可以大膽的發言。朱熹上奏摺的時候，他就大膽地說，皇帝的『心術不正』。

本來應該是學術為政策保駕護航，但是中國卻相反。再拙劣的學術問題一旦罩上政治的保護層，就變得刀槍不入了。比如中國『1.8的生育率』、『15億人口高峰』等，從學術角度上不堪一擊，但是由於有政治為學術『保駕護航』，『1.8的生育率』竟然『穩定』了20年！我這些年一直為計劃生育問題脫敏，將人口問題從政治分離，將人口問題從政治問題還原成學術問題，一層層『解剖』掉計生委和主流人口學家的保護殼，也引導大眾剝開自製的心理之『繭』，將問題簡化簡化再簡化。一旦計劃生育理論露出原形，決策層才能下決心雷霆一擊。

本來人口問題就遠遠超越意識形態，何必一定要用政治眼光來解決，難道停止計劃生育不利於決策層？在人口問題上，我們的訴求與決策層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決策層與普通老百姓一樣是計生政策的受害者（一方面計生也讓他們少生了後代，一方面計生委掩蓋真相將讓他們錯過千載難逢的歷史性政績、一世英名毀於一旦）。決策層也都是希望中國好，這種想法比普通老百姓更加強烈，面對真實的人口資料，他們難道會堅持計劃生育不動搖？決策層需要正確的信息，然後據此作出正確的決策。學者自我妥協，將水攪渾，決策層憑什麼作出正確的決策？

一些人指責我，要我考慮到中國的政治現實，謙虛地團結在二胎方案下。但我很清楚地知道我不是決策層，因此不能自作多情地用決策層的眼光看問題，我必須堅守理念。我不能連籠子都沒有進，就學狗叫。寧狂不狷，不為鄉原。孔子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鄉原，德之賊也』。朱熹解釋說，鄉原者，似德非德，而反亂其德。胡鞍鋼、曾毅等二胎學者就是典型的鄉原。因此對偽開明派學者的觀點就更加需要揭露。在通常情況下，大家都能成為不作為的狷者，也是好事（中國人都喜歡謙謙君子，而不喜歡春秋時期商鞅、蘇秦、張儀這類狂人）。但計劃生育遠遠超過任何一場戰爭，現在更需要的是積極進取『做事』的狂者，而不是潔身自好『做人』的狷者（如西晉的王衍），當然更加不需要同流合污、偽善的『鄉原』（中國人口學界就是鄉原太多）。

【孟子.公孫丑上】：『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譯文：自我反省，如果自己理虧，哪怕面對手無寸鐵的布衣百姓，我能不害怕得心驚肉跳嗎？相反，如果自我反省之後能夠理直氣壯，無愧於良心道理，即使面前是千軍萬馬，我也勇往直前，決不退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