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止计划生育最大阻力在大家的心魔

 中国缺乏形而上理念的坚守。而这种理念的坚守是人文的基础。文化是一个总体结构，不但包括形而下“用”的层面，而且还包括形而上“体”的层面。近百余年来，在西方文化冲击下，中国出现形而上文化层面的严重缺失（并且还遭受批判）。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更是沉沦在实用主义的层面上。这是中国当代很多问题（包括人口问题）的根源。在这种实用主义的指导下，减员增效是时代的主旋律，人口分子分母论大行其道，必然通过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人口以提高人均GDP，人口政策也就迟迟不动摇。如果继续这种实用主义理论，中国人口政策不会根本性改变。现在民众和人口学者都是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哪个方案越“现实”（越能取悦决策层），就都往这个方案钻，没有坚守自己的人生理念和学术理念。对理念的坚守被视为“理想派”，在崇尚实用的社会，“理想”是“不现实”和“过激”的代名词，要贬低某种观点，最好的方式就贴上“理想”的标签。为了迎合这种实用主义心理，田雪原抛出了三套“实用主义”方案，今后无论实行哪一套方案，他都“算准”了，中了六合彩。

很多学者抱怨知识分子的意见得不到尊重。其实只是“贫富不均”而已，总体来说，还是“专家治国”的，只是“专家建议”被少数“奏折派”学者“代表”了，而这些所谓的智囊学者根本提不出有远见的建议，又不用为自己的馊主意承担责任，却能从中谋取私利。问题来了，摇身一变，反而成为了解决问题的“能手”，将责任往决策层推，让决策层为自己的馊主意承担政治责任。比如胡鞍钢的分税制改革导致三农问题，但是他现在又以三农、四农专家自居了。田雪原是独生子女政策副总设计师，当初信誓旦旦说独生子女政策不会出现男多女少的情况，现在性别比失衡问题严重了，田雪原却提出用放开农村二胎来解决性别比失衡，全无羞耻感和内疚感，反而又成了功臣了。这些人什么智囊啊，肾囊还差不多！

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1980年领导有强烈的实行独生子女的意愿，只是缺乏“科学依据”，1980年学者们一窝蜂地团结在宋健、田雪原的独生子女旗帜下，揣摩上意（揣摩上意从短期看让决策层很“受用”，但从长远看是政治陷害决策层），为决策层的一胎化意图进行“科学诠释”；现在人口学界揣摩决策层将放开二胎（其实只是自作多情），又一窝蜂地团结在田雪原、胡鞍钢的二胎方案旗帜下了，为之进行“科学诠释”，毫无独立思想！由于大家都喜欢揣摩上意，缺乏探索真理的动力和信心，结果大家都在和稀泥，反正今后出问题之后可以用“政治现实”来安慰自己。其实这是在逃避责任！这种学术的不作为，后果是严重的。从1980年的《人口控制论》到2006年的260万字的《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都是字字见血，章章杀人！一部计划生育的历史，就是一部血泪史，一部民族衰亡史，一部知识精英的耻辱史！

如果说人口学界是因为“握薪藏胆”，那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人士、其他学科的学者、普通百姓也有这种想法就太不应该了！

无论官方学者还是民间学者，都有作茧自缚的倾向。停止计划生育本来是一件很单纯的事情。但一些学者一方面害怕政治，一方面却又将本来很单纯的学术问题政治化，将决策层推到对立面。等于是自己将眼睛捂着，在内心里将这件事情倒腾得非常复杂，越想越害怕，然后说政治太黑暗，为自己的短视、胆怯、思想懒惰找“政治”借口。这是心本无声声自流！

学者是职责是根据事实判断，引导决策。但中国人口学者却角色错位，体制内的学者总是以决策层自居，而体制外的人士（以及媒体人士）比体制内的学者还要“体制内”。也就是说，计划生育的最大阻力不在计生委（没有这个能力），更不在决策层（没有这个必要），而在大家的心魔。而计生委正好利用这种心理，狐假虎威，挟天子（基本国策）以令诸侯。利益集团总是试图给人一种错觉，自己与当政者是一伙的，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如果各界都根据事实说话，将决策层置于一个超然的位置，那么在博弈中，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根本是不堪一击，决策层必然选择停止计划生育。但是由于各界自发地将决策层与计生委“绑”在一起，在心理上增加他们的砝码。而利益集团又必然想办法来掩盖事实，欺下瞒上，使自己利益最大化。

中国的政治制度确实存在很多弊端（比如政治压制学术的现象仍然很严重），最高层也多次提出需要完善政治制度。但在中国的政治格局下至少还有一些学术空间。在1980年代初期，决策层有强烈的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意图，但还是举办了五次座谈会。在那种政治气氛下，梁中堂都能坚持己见，他至今安然无恙。并且虽然他的观点不能在公开刊物发表，但是由于个人的争取，还是能够引起最高决策层的重视，并批准试点。如果大家都能像他那样，全国都变成试点了，一胎化也就不存在了。也有个别学者因为学术、政治气候的原因而淡出人口学领域的（如果都像他们那样，就没人为计划生育进行“科学诠释”了），但是事实上有更多的人蜂拥而至（比如胡鞍钢就从自动化领域插手人口学，与当年宋健一样），竞相为计划生育理论进行“科学诠释”。现在人口方面的政治气氛远远比当时要好（连民间人士都有发出声音的机会），人口学家占有那么好的资源，为什么不敢能说停止计划生育？一个几乎人人利益受损的政策，还有什么理由要持续下去？

至少在人口问题上，与其说是政治家掐着学者的脖子，不如说是学者捂着政治家的眼睛。现在中国的政治与学术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学者“臆想着”决策层会掐住自己的脖子，于是就“真实地”捂住了决策层的眼睛。

为了摆脱这种恶性循环，当政者应该向古人学习。赵匡胤有一个“佑文政策”，这个政策重要的特点就是不杀知识分子，这样知识分子就可以大胆的发言。朱熹上奏折的时候，他就大胆地说，皇帝的“心术不正”。

本来应该是学术为政策保驾护航，但是中国却相反。再拙劣的学术问题一旦罩上政治的保护层，就变得刀枪不入了。比如中国“1.8的生育率”、“15亿人口高峰”等，从学术角度上不堪一击，但是由于有政治为学术“保驾护航”，“1.8的生育率”竟然“稳定”了20年！我这些年一直为计划生育问题脱敏，将人口问题从政治分离，将人口问题从政治问题还原成学术问题，一层层“解剖”掉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的保护壳，也引导大众剥开自制的心理之“茧”，将问题简化简化再简化。一旦计划生育理论露出原形，决策层才能下决心雷霆一击。

本来人口问题就远远超越意识形态，何必一定要用政治眼光来解决，难道停止计划生育不利于决策层？在人口问题上，我们的诉求与决策层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决策层与普通老百姓一样是计生政策的受害者（一方面计生也让他们少生了后代，一方面计生委掩盖真相将让他们错过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政绩、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决策层也都是希望中国好，这种想法比普通老百姓更加强烈，面对真实的人口资料，他们难道会坚持计划生育不动摇？决策层需要正确的信息，然后据此作出正确的决策。学者自我妥协，将水搅浑，决策层凭什么作出正确的决策？

一些人指责我，要我考虑到中国的政治现实，谦虚地团结在二胎方案下。但我很清楚地知道我不是决策层，因此不能自作多情地用决策层的眼光看问题，我必须坚守理念。我不能连笼子都没有进，就学狗叫。宁狂不狷，不为乡原。孔子曰：“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乡原，德之贼也”。朱熹解释说，乡原者，似德非德，而反乱其德。胡鞍钢、曾毅等二胎学者就是典型的乡原。因此对伪开明派学者的观点就更加需要揭露。在通常情况下，大家都能成为不作为的狷者，也是好事（中国人都喜欢谦谦君子，而不喜欢春秋时期商鞅、苏秦、张仪这类狂人）。但计划生育远远超过任何一场战争，现在更需要的是积极进取“做事”的狂者，而不是洁身自好“做人”的狷者（如西晋的王衍），当然更加不需要同流合污、伪善的“乡原”（中国人口学界就是乡原太多）。

《孟子.公孙丑上》：“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译文：自我反省，如果自己理亏，哪怕面对手无寸铁的布衣百姓，我能不害怕得心惊肉跳吗？相反，如果自我反省之后能够理直气壮，无愧于良心道理，即使面前是千军万马，我也勇往直前，决不退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