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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清朝初年人口數量與葛劍雄先生商榷

國學新聞| 計劃生育

2010-2-21 14:11| 發布者: 休竹客| 查看: 1233| 評論: 0|原作者: 易富賢|來自: 易富賢網易博客

摘要: 該文發表於河北社科聯的【社會科學論壇】2010年第1期 摘要 1741年之前中國人口數量眾說紛紜。葛劍雄推測中國人口在明朝末年突破2 億大關,清朝初年的1655年還爲1.19億,在1700年增長到1.5 億,否認清朝初 ...

該文發表於河北社科聯的【社會科學論壇】2010年第1期

  摘要 

1741年之前中國人口數量眾說紛紜。葛劍雄推測中國人口在明朝末年突破2 億大關,清朝初年的1655年還爲1.19億,在1700年增長到1.5 億,否認清朝初年出現過人口高增長的奇蹟。筆者以1741年到1794年這53年平均1.485%的年增長率往回推算出1655 年、1700年中國人口分別只有4036萬人、7836萬人,認爲美洲高產作物和清朝的人口政策對清朝初中期人口高速增長起了很大作用。 

哥倫布1492年發現美洲,使得印第安人經過數千年培育成功的高產作物推廣到全球,傳入的美洲作物計有玉米、馬鈴薯、番薯(紅薯)、豆薯、木薯、南瓜、花生、向日葵、辣椒、番茄、菜豆、利馬豆、西洋蘋果、菠蘿、番荔枝、番石榴、油梨、腰果、可可、西洋參、番木瓜、陸地棉等近30種【[1]】。馬鈴薯、玉米、番薯的單產比歐亞大陸傳統的小麥、穀子、大麥、燕麥、高粱要高出許多倍。玉米現在是世界第二大糧食作物。馬鈴薯現在是世界第四大糧食作物。馬鈴薯的出現彌補了穀物收成不足所帶來的糧食短缺。可以說印第安人的農業成就改變了整個世界,也成就了中國康乾盛世。 

明末清初戰亂之後,人口恢復性增長,又加上美洲高產作物,中國人口快速增長。乾隆皇帝看了1792年的人口統計冊,說:『朕查上年各省奏報民數,較之康熙年間,計增十餘倍』。由於康熙、乾隆時期的人口統計標準不同,乾隆的話並不非常準確,但也說明中國人口確實是快速增長。清朝人口增長被稱爲人口奇蹟。 

但人口史專家葛劍雄教授卻認爲:『從相對增長,即增長率和總增長的百分比來看,清朝的人口不算是什麼奇蹟,從順治 12 年(1655)到道光 30年(1850)總人口從 1.19億增加到4.3億,年平均增長率爲 6.6‰,』 按絕對增長來看,以宣統三年爲終點, 4億爲當年的人口數,年均增長率爲4.7‰,與以往各時期相比,無論哪一標準,年平均增長率和總增長率低於西漢,西漢200年間,人口的平均增長率約7‰,其中前期的數十年間達10‰;而東漢前期,唐前期北宋的年均增長率都高於相對增長。實際人口的年增長率在 7‰ -10‰之間【[2]】。

 葛劍雄等人推測中國人口到17世紀初突破2 億大關,明朝中後期『人口壓力已相當嚴重』,『人滿爲患』【[3]】,此後是明清之際的天災和戰亂,到順治12年(1655年),估計人口爲1.19億【[4]】,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估計增長到1.5 億,在1759年突破2 億,在太平天國起義前夕的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達到了4.3 億【[5]】。

 葛劍雄的這些觀點是與曹樹基合作研究的成果。曹樹基認爲明清的時候,中國已經陷入馬爾薩斯陷阱,中國已經人滿爲患,調控中國人口的主要是瘟疫、戰爭、饑荒等,比如他認爲太平天國戰亂與人口壓力有關,他並且『計算』出太平天國等事件導致中國人口在短短的27年內減少了1.18億(這一數字駭人聽聞,意味著相當於1850年時四分之一強的中國人口在短時間內死於非命)。曹樹基認爲1990年代中期農村人口高就業壓力也是因爲中國人口過剩(依照曹樹基的邏輯,英國和美國工業革命時期出現的高就業壓力也是因爲人口過剩了?【[6]】)。爲了避免馬爾薩斯陷阱,中國就應該實行計劃生育【[7]】。由於曹樹基對清朝的人口研究與中國計劃生育政策在理論上非常『銜接』,又加上葛劍雄教授在人口史上的絕對權威,葛劍雄和曹樹基關於明清時期的人口數據被學界和官方廣爲引用。

 美國的李中清和王豐教授在【人類的四分之一:馬爾薩斯神話與中國的現實,1700-2000》裡不認爲中國清朝陷入馬爾薩斯陷阱,他們認爲中國老百姓主動地控制著人口。李中清和王豐認爲曹樹基等人先入爲主地接受了馬爾薩斯以來的西方關於中國人口的學術觀點;曹樹基等人對中國人口史的思路是簡單的人口決定論【[8]】。 

曹樹基反駁說:『面對李中清等的新理論,學者們不僅需要重寫清代以來的中國人口史、經濟史和社會史,甚至還得重新認識奠立當代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理論。在李中清和王豐眼裡,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是集體性決策傳統的延續,是對「馬爾薩斯擔憂」不斷增強的結果,是基於19世紀的社會理論所制定,而中國從來沒有陷入馬爾薩斯危機。』【[9]】 

筆者對明清時期人口增長沒有深入研究,也就不敢妄評曹樹基與李中清、王豐之間的爭論。但筆者對葛劍雄、曹樹基關於明末清初人口數據不敢苟同。 

清朝初年由於人口統計標準不同,並且人口與稅收掛鉤,存在人口隱匿現象,人口數據並不準確。比如根據官方資料【[10]】【[11]】,順治8年(1652年)人口僅爲1448萬,康熙24年(1685年)人口僅爲2360萬,這顯然不符合事實。康熙 51年(1712 年)規定『滋生人口永不加賦』,沒有隱瞞人口的必要了。並且雍正時期在西南地區實行了改土歸流政策,雍正之後少數民族地區的人口統計也是比較準確的了。乾隆六年(1741)以後的『民數』統計,按【清實錄】的用語是『會計天下民數,各省通共大小男婦若干名口』,從原則上說,已屬於人口統計的範圍。清中葉自乾隆六年(1741)到咸豐元年(1851)的111年間,是清代有比較完全意義上的人口統計的時期【[12]】。對這段時間的人口數據爭論不大。根據官方統計數據【[13]】【[14]】,中國人口由乾隆6年(1741年)的14341萬人增加到乾隆59年(1794年)的31328萬人,這53年平均年增長率爲1.485%。就是說在整個乾隆年間(公元1736年至1795年)中國人口保持1.5%左右的年增長率,其中乾隆初年的1741年到1751年平均年人口增長率到達2.4%(超過1950年代的年人口增長率)。 

以乾隆時期的平均年增長率1.485%往回推算清朝初年的人口數量,結果如下: 

清朝初期人口(萬)

年份

人口

年份

人口

年份

人口

年份

人口

年份

人口

1644

3432

1664

4609

1684

6189

1704

8312

1724

11162

1645

3483

1665

4677

1685

6281

1705

8435

1725

11328

1646

3534

1666

4747

1686

6374

1706

8560

1726

11496

1647

3587

1667

4817

1687

6469

1707

8687

1727

11667

1648

3640

1668

4889

1688

6565

1708

8816

1728

11840

1649

3694

1669

4961

1689

6663

1709

8947

1729

12016

1650

3749

1670

5035

1690

6761

1710

9080

1730

12194

1651

3805

1671

5110

1691

6862

1711

9215

1731

12375

1652

3861

1672

5186

1692

6964

1712

9352

1732

12559

1653

3919

1673

5263

1693

7067

1713

9491

1733

12746

1654

3977

1674

5341

1694

7172

1714

9632

1734

12935

1655

4036

1675

5420

1695

7279

1715

9775

1735

13127

1656

4096

1676

5500

1696

7387

1716

9920

1736

13322

1657

4157

1677

5582

1697

7497

1717

10067

1737

13520

1658

4218

1678

5665

1698

7608

1718

10217

1738

13721

1659

4281

1679

5749

1699

7721

1719

10369

1739

13924

1660

4345

1680

5835

1700

7836

1720

10523

1740

14131

1661

4409

1681

5921

1701

7952

1721

10679

1741

14341

1662

4475

1682

6009

1702

8070

1722

10838

 

 

1663

4541

1683

6098

1703

8190

1723

10999

 

 

 可見,順治8年(1652年)人口不是1448萬人,而是3861萬人,漏報了62.5%;康熙24年(1685年)人口不是2360萬人,而是6281萬人,漏報了62.4%。康熙元年(1662年)人口爲4475萬;而1792年人口超過了3億,是康熙元年的6.9倍。筆者這種推算從邏輯上也比較合理,因爲雍正十二年(1734年)以前的清實錄中的人口統計數據一直是以『丁』爲單位。清代官方對『丁』定義是16至60歲的男子,因此『丁』的比例約占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一。根據『丁』來統計人口,等於是漏報了60%以上的人口,但這種誤差屬於系統誤差。根據上表,1655 年、1700年 人口分別只有4036萬人、7836萬人,沒有葛劍雄所說的1.19億人、1.5億人。 

而依照葛劍雄等人的觀點,1655年、1700年、1759年、1850年人口分別爲1.19億、1.5 億、2億、4.3億,那麼1655年-1700年平均年增長率只有0.516%,1700年-1759年平均年增長率只有0.489%,1759年-1850年平均年增長率卻有0.845%。1792年的人口只是康熙元年的3倍。那麼葛劍雄和曹樹基的觀點是否可信? 

戰亂人口銳減,戰亂之後,人口往往有一段快速恢復期(少則數十年,多則一百多年),人口增長率極高,然後人口增長率趨緩,最後人口停止增長。這是一個歷史規律。戰亂之後人口增長快,一方面是因爲戰亂之後育齡人口比例最高(老弱病殘在戰亂中死亡較多),有利於人口繁衍;一方面是因爲戰亂人口減少之後人均耕地多,田多人少,人均糧食多,有利於人口繁衍;另一方面,戰亂之後導致田地重新分配,相對比較均勻,土地能夠得到充分服務於人口發展。等到人口恢復之後,由於糧食等的限制,一方面人們主動控制人口,如通過哺乳、溺嬰等,而溺女嬰不僅導致了人口的減少,還打亂了正常的性別比例、剝奪了大量男性的婚姻機會,進一步減少人口【[15]】;另一方面外在性壓力(災荒、經濟退步和傳染病等)和制度性因素(比如土地過於集中)也限制了人口增長。 

比如中國1949年後,社會穩定,雖然當時人均預期壽命仍然只有三十多歲(到1960年還只有47歲),整個1950年代嬰幼兒死亡率仍然很高(與1949年前沒有明顯差別,1960年代之後才快速下降),還屬於傳統人口規律時期,但是中國人口從1949年的5.4億增加到1957年的6.4億,平均年增長率高達2.15%。再如印度,人均預期壽命在1960年還只有44歲,其人口從1951年的3.61億增加到1961年的4.39億,年增長率爲1.98%;印度人均預期壽命在1981年還只有54歲,但1961年到1981年這20年平均年人口增長率爲2.24%。 

中國明末大旱,糧食減產。並且瘟疫流行,清代檔案就提到崇禎十六年北京城的大疫情:『昨年京師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山西興縣『盜賊殺傷人民,歲饉日甚』,『天行瘟疫,朝發夕死。至一夜之內,一家盡死孑遺。百姓驚逃,城之爲空。』饑荒、瘟疫(如鼠疫),農民起義(如張獻忠、李自成起義)不斷,加上明清戰爭,人口銳減。順治元年(1644年),即清兵入關的次年,華北日趨風調雨順,大範圍的鼠疫流行也已熄滅,戰亂也平息,爲人口發展創造了很好的條件。社會開始復甦,迎來了康乾盛世【[16]】。 

比如四川土地肥沃,承載人口的能力較強,但明末清初戰亂導致人口銳減到幾十萬,康熙十年(1671年)開始鼓勵『湖廣填四川』,移民的湧入和高生育率,使得人口快速增加,到雍正年間(1723-1735)政府已經意識到進入四川的人口數量已經足夠,就開始向各省發布禁止繼續移民的通告【[17]】,說明當時人口增長很快。 

並且相對於其他統治者來說,清朝統治者更注重人口繁衍,提出『治國者重在土地人民』、『財帛不足喜,惟多得人爲可喜耳』的人口思想。康熙非常重視糧食的生產,他要求親信在給自己的密折中,一定要寫進地方糧價與雨雪的情況(據統計康煕時期近50%的奏摺與雨雪糧價等農桑有關)。康煕曾對大學士等說:『自古人主,多大厭聞盜賊水旱之事,殊不知不凡事由微至巨。』與歷代帝王相比,康煕有一個特點——他喜歡親身體驗、學習研究。【庭訓格言】曾記載他說:『朕自幼喜歡觀稼穡。秘得各方五穀、菜蔬之種,必種之,以觀其收穫』,凡是收成好的優良品種,都『誠欲廣布於民生,或有裨益』。康熙還親自培育出了早熟新稻種,取名『御稻米』,並積極加以推廣,並派水稻專家到各地做現場指導。康煕還發展了水稻雙季連作制,並首創了同種粳稻雙季連作制。康熙的貢獻,一是把水稻的種植推進到了長城以北,二是在南方推廣連作雙季稻【[18]】。由於康煕的示範作用,一些地方大臣也上行下效,積極推廣新的糧食品種。 

根據【清聖祖實錄】卷43記載,康熙帝還曾下令嚴禁拋棄嬰兒,『凡民間貧不能養,棄所生子,或乳母主人子而棄其子者,皆善全之,俾得長育。其棄而不養者,嚴禁。』康熙51年(1712年)又下詔『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雍正繼而實施『攤丁入畝』賦稅改革,歷史上首次取消了人頭稅,大大促進了人口發展。

 可見,清朝初年,地多人稀,社會穩定,政治開明,皇帝重視糧食生產和農業技術,還出台了有利於人口發展的稅賦政策,是非常有利於人口發展的。人口應該會快速增長的。即便沒有美洲高產作物,光是因爲上面這些原因,康熙時期的人口增長率不會低於乾隆時期的1.485%的。

 並且玉米、番薯(紅薯)在明朝末年就已經傳入中國(由於戰亂和瘟疫而沒有來得及推廣),清朝初年紅薯推廣技術就已經成熟,玉米也開始推廣。馬鈴薯也陸續引進推廣。並且乾隆年間和康熙年間的醫療技術沒有什麼差別(牛痘接種技術直到19世紀中期才引入中國)。愛爾蘭由於推廣馬鈴薯,人口從1672年(康熙11年)的110萬增加到1801年的520萬,這129年平均年增長率也爲1.21%。 

因此康熙年間的人口增長應該高於乾隆時期的人口增長才合理,清朝初年實際人口應該比上表推測的還要少,清朝初年官方人口漏報率沒有62.5%,而只有50%左右。但是依照葛劍雄等人的觀點,1655年到1700年平均年增長率只有0.516%,1700年到1759年平均年增長率只有0.489%,清朝初年人口增長率不但低於歷代改朝換代戰亂之後的增長率,也低於沒有戰亂、僅僅是因爲美洲高產作物的其他國家。不但否定了康乾盛世,也否定了美洲作物對人口增長的影響。而依照曹樹基的觀點,康熙時期不但人口沒有增長,反而從1650年的1.6億減少到1700年的1.5億【[19]】,康熙時期應該是亂世才是,但這顯然不符合歷史事實。 

戰亂結束可以導致康熙時期的人口高速增長,而由於有美洲高產作物,這種高速增長一直持續了差不多兩百年。 

玉米早在明年嘉靖年間(1567年之前;距離哥倫布發現美洲只有幾十年時間,可見當時國際交流還是不錯的)就傳入廣西等地,但是到清朝康熙中期才傳入湖南、四川等地,在四川它得到空前的大發展,所以取名『蜀黍』,後來在全國推廣。到雍正年間才傳入安徽。比如安徽【霍山縣誌】(乾隆41年,1776年)說:『四十年前,人們只在菜圃里偶然種一二株,給兒童吃,現在已經延山蔓谷,西南二百里內都靠它做全年的糧食了』【[20]】。番薯是在1593年左右(明萬曆年間)傳入我國的。 

番薯、馬鈴薯、玉米、南瓜的單位面積產量,比中國傳統的穀子、高粱、小麥要高出許多倍,番薯『每畝可得數千斤,勝種五穀幾倍』,玉米『種一收千,其利甚大』。並且『不與五穀爭地,凡瘠鹵沙田勺皆可以長』,向高山、大箐、丘陵、河灘進軍,大地被充分利用起來支持人類的繁殖。這些作物還可與其他作物(如小麥等)構成一年兩季收穫,從而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它們成爲當時中國的重要糧食作物。如福建『地瓜一種,濟通省民之半』。其他地方也有『紅薯半年糧』的諺語流傳。番薯、馬鈴薯的秧蔓又是極好的飼料。玉米以及馬鈴薯、紅薯的澱粉的耐儲存性,使得豐收年份的玉米和澱粉可以儲存起來,可以補充歉收年頭的糧食【[21]】。山東人口增加,花生也立下大功。農業技術大爲提高,複種指數也大爲提高,出版了大量農業書籍,而當時清朝統治者又非常注重人口發展。社會安定與經濟的持續增長的所謂『康乾盛世』比歷代時間都長。而且康熙、雍正和乾隆祖孫三代主政長達134年,有利於保持政策連續性。這些客觀上都起到了持續刺激人口增長的作用。而歐洲當時不斷移民美洲,同時將糧食從美洲運往歐洲。根據馬爾薩斯的估算,當時英國局部地區人口是以每25年左右增加一倍的速度在增加。 

愛爾蘭人口從1672年的110萬增加到現在的數千萬(包括移民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地的人口)。再如沙皇俄國和原蘇聯地區(不光是現在的俄羅斯),人口從1500年的600萬增加到1600年的1300萬,1800年的3550萬,1840年的6240萬,1900年的1.33億,1990年2.89億。從1500年到1840年人口增加10倍以上,到1900年人口增加22倍,到1990年增加48倍。中國人口從傳統的5、6千萬增加到現在的13億,只增加20倍【[22]】。從當時歐洲情況來看,由於生育文化的不同和對新作物的敏感性不同,各地區人口繁衍速度相差非常懸殊,比如荷蘭人近兩百年增加16倍,而比利時只增加2.4倍。 

中國當時的以『孝』爲核心的生育文化是世界上最爲頑強的,並且可能由於氣候等原因,歐洲人口增加主要歸功於馬鈴薯,而中國卻是產量更高的玉米、番薯(甘薯)。明末徐光啟敏銳地認識到甘薯的優越性,總結了甘薯十三個方面的優點,即所謂『甘薯十三勝』,並積極加以推廣。爲此,他對甘薯的栽培技術進行了研究。甘薯從福建引種到長江流域的關鍵問題是留種越冬。徐光啟進行了多次試驗,成功地解決了甘薯從華南引種到長江流域的關鍵問題,使甘薯得以在長江流域及其以北地區推廣。除藏種之外,徐光啟還總結了新的育苗和紅薯無性繁殖的扦插方法(只要留很少的種就可以大面積種植,這樣比馬鈴薯更容易大面積推廣)。徐光啟從明末天啟五年(1625)動筆寫【農政全書】,到他1633年去世還未完稿(1639年才刊行,離明朝滅亡只有5年)。就是說,清朝初年紅薯推廣技術就已經成熟,但是主要種植地還只限於福建等少數地方。清朝政局穩定後,地方政府積極推廣這些高產作物。中央政府對作物推廣很重視,乾隆皇帝特別喜歡吃紅薯,還親自下詔推廣紅薯。雖然美洲高產作物傳入中國比歐洲要晚(馬鈴薯1586年傳入英國,番薯1593年傳入我國,時間相差也不太久),但是中國種植技術掌握得快,推廣時間並不晚,而馬鈴薯直到19世紀才被法國人逐漸接受。 

並且中國人傳統以植物糧食爲主的飲食習慣(現在有所改變)也有助於極大限度地養活人口(糧食轉變爲肉類、奶製品會導致糧食消費增加)。這點從印度也可以看出,印度目前糧食產量不到中國的一半,但是由於有近一半人是素食者,大大節省了糧食,印度糧食能夠滿足需求。如果印度的飲食結構與美國一樣,那麼將出現大的饑荒。 

因此中國人口比歐洲人口增加更快是合理的。乾隆所說的『朕查上年各省奏報民數,較之康熙年間,計增十餘倍』,雖然有些誇張,但是也還不算離譜;考慮到康熙時期因爲統計方法不同而有60%左右的漏報(系統誤差),那麼乾隆的話還是比較嚴謹的。而葛劍雄、曹樹基的觀點卻太離譜了。 

洪亮吉在1793年寫了【治平篇】描述當時的人口增長情況:『則視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視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視百年、百數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儘管不很準確),比馬爾薩斯描述英國人口以每25年倍增的速度還要快。難道東西方的同時期的兩位學者都是信口開河?現在美國還有一個特殊民族——阿米什人,拒絕現代技術,採納原始的農業技術,不買醫療保險,沒有全民醫療服務系統,嚴格一夫一妻制,不避孕,平均每個家庭6、7個孩子,人口每20年增加1倍。1877年從中國陝西移民俄國的3000多回教東干人,由於高生育率(現在生育率仍然遠遠高於其他民族),經過短短130年的時間,繁衍成現在的12萬人,增加30多倍,倍增時間不到20年。1492年哥倫布才發現美洲。考慮到當時的交通、信息傳播、戰亂等情況,美洲作物陸續引入歐洲,從歐洲引入菲律賓、緬甸、越南等亞洲國家,再引入中國、試種、推廣普及,完成這個過程沒有一兩百年時間是不行的(1586年英國人就已經引進馬鈴薯,但1650年左右才普遍種植,成爲主要糧食作物)。除了引進高產作物外,自康熙時投巨資治理黃、淮水患,疏通兼治運河,歷 30 年,收到巨大成效,水患消除,農業連年豐收,清王朝還採取了招徠流民獎勵墾荒、軍民大力屯墾、更名田、永禁圈地、修改逃人法、興修水利、輕捐薄賦直至『永不加賦』(1712年)、『攤丁入畝』等一系列休養生息、發展經濟的政策。依照汪士鐸1851年的說法:『山頂已植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開深菁。』經過不斷努力,清朝的耕地面積和人口都持續而迅速地增加。據湖南、廣西等地的一些家譜記載,清朝初年很多地方還是深山老林,清朝時期才陸續開發出來。在這種情況下,清朝才能養活4億人口。因此中國人口在18世紀快速增長是可信的。有人認爲現在玉米、紅薯、馬鈴薯、南瓜等並不是主糧,傳統的水稻、小麥才是主糧,因此美洲高產作物對中國人口貢獻不大。但是要知道現在中國能夠承載13億人口,除了耕地繼續增加外(現在開始減少),更是因爲現代農業技術的進步(農田水利、作物品種、化肥、農藥、殺蟲劑等),比如現在90%以上的氮肥是由空氣中的氮氣合成的,而過去卻主要來自人畜糞便等有機物。在1960、1970年代中國人口快速增長過程中,玉米、紅薯等還爲養活中國人口作出了很大貢獻(很多農村地區每年有好幾個月靠這些雜糧度日)。現在玉米仍然是世界三大糧食作物之一。2006年,中國糧食總產約爲4.9億噸,其中稻穀1.8億噸,玉米1.41億噸,小麥1.03億噸。除了這些穀類作物外,我國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馬鈴薯種植生產國(馬鈴薯是列於小麥、水稻、玉米之後的全球第四大糧食作物),年總產量近8000萬噸(註:馬鈴薯、紅薯指的是濕重,由於農村勞動力的短缺,現在種植面積比1980年代減少);目前中國紅薯產量每年都在1億噸以上,占了世界總產量的80%。清朝耕地也不斷增加,又有玉米、紅薯、馬鈴薯、南瓜等高產作物,才養活4億人口。明朝耕地不如清朝,只有傳統的水稻、小麥等作物,農業技術也比清朝落後,畝產也低一些,沒有玉米、紅薯、馬鈴薯、南瓜等高產作物,肥料來源也非常有限,能夠養活2億人口? 

學界有一種普遍傾向,即便現在也是如此,就是認爲由於人口漏報,實際人口比統計人口要多。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顯示人口總數只有12.4億,但是由於學界普遍認爲存在漏報,而額外增加兩千多萬。即便如此,還有人認爲中國人口遠不止13億,而是有14億,甚至15億。筆者在【大國空巢】一書通過分析,認爲第五次人口普查重報遠遠大於漏報(光是18-50歲年齡人口就淨重報兩千多萬),實際人口比公布人口少四五千萬【[23]】。後面國家統計局也承認他們公布數據比匯總數據多了四千多萬。  

歷史人口數據不可能完全準確,但是必須有合理的邏輯。比如必須承認清朝後期的耕地總數多於清朝初期和明朝;清朝的畝產高於明朝;戰亂之後的初期人口增長率要高於以後的人口增長率;美洲高產作物對中國人口增長有貢獻。但是顯然,曹樹基等人並沒有遵循這些邏輯。

注釋:

[1]王思明. 美洲作物的傳播及其對中國飲食原料生產的影響. 中國農史. 2004年第2期.

[2]西北大學精品課程:【中國歷史地理】,第四章、歷史時期人口變遷及其對社會的影響.  http://jpkc.nwu.edu.cn/zglsdlx/main03/0025.htm, http://jpkc.nwu.edu.cn/zglsdlx/main03.htm

[3]葛劍雄:人口與中國疆域的變遷. 人民網-讀書頻道(來源:【領導幹部大講堂?史鑑卷】 唐晉主編  國家行政學院 2008年7月出版). 2008年07月21日. http://book.people.com.cn/GB/69399/107424/128043/128049/7540418.html

[4]葛劍雄:【中國人口發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

[5]葛劍雄:人口與中國疆域的變遷. 人民網-讀書頻道(來源:【領導幹部大講堂?史鑑卷】 唐晉主編  國家行政學院 2008年7月出版). 2008年07月21日. http://book.people.com.cn/GB/69399/107424/128043/128049/7540418.html

[6]王豐、李中清:【摘掉人口決定論的光環——兼談歷史人口研究的思路與方法】,【歷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55-61頁。

[7]曹樹基,陳意新.馬爾薩斯理論和清代以來的中國人口. 歷史研究. 2002年第1期.

[8]王豐、李中清:【摘掉人口決定論的光環——兼談歷史人口研究的思路與方法】,【歷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55-61頁。

[9]曹樹基,陳意新.馬爾薩斯理論和清代以來的中國人口. 歷史研究. 2002年第1期.

[10]姜濤. 清代人口統計制度與1741—1851年間的中國人口. 【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5期.

[11]歷代人口的官方統計數. 中國國學網. 2007-3-6. http://www.confucianism.com.cn/html/lishi/1491666.html

[12]姜濤. 清代人口統計制度與1741—1851年間的中國人口. 【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5期.

[13]姜濤. 清代人口統計制度與1741—1851年間的中國人口. 【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5期.

[14]歷代人口的官方統計數. 中國國學網. 2007-3-6. http://www.confucianism.com.cn/html/lishi/1491666.html

[15] 李中清、王豐:【人類的四分之一:馬爾薩斯的神話與中國的現實(1700—2000)】,中譯本,三聯書店,北京,2000(以下簡稱【人類的四分之一】)。

[16]周同. 被瘟疫滅亡的明朝. 健康大視野. 2005年第1期.

[17]盧澤明 白郎 席永君. 錦官城遺事. 成都時代出版社. 2005-01-01.

[18]康熙和他的御稻種。【歷史學家茶座—第六輯】,王兆成主編,山東人民出版社, 2006-12-1。

[19]曹樹基,陳意新.馬爾薩斯理論和清代以來的中國人口. 歷史研究. 2002年第1期.

[20]萬國鼎.中國歷史小叢書?五穀史話.人民出版社. 1962年http://agri-history.ihns.ac.cn/agrobiology/wugushihua.htm.

[21]黃啟臣.明代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的高度發展.中國評論新聞網. 2006-06-01. http://gb.chinareviewnews.com/crn-webapp/doc/docDetail.jsp?docid=100151090.

[22]歷代人口的官方統計數. 中國國學網. 2007-3-6. http://www.confucianism.com.cn/html/lishi/1491666.html

[23]易富賢. 【大國空巢】,大風出版社,2007年. http://www.strongwind.com.hk/product/978-988-99725-3-0.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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