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评翟振武教授的人口观点

最近，我写了两篇文章评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的人口观点。5月9日《瞭望》刊登了有关中国人口问题的长篇报道，采访了一些人口专家，其中包括翟振武教授。看了《瞭望》的报道后，我认为有必要继续评论翟振武教授的人口观点。

《瞭望》报道说：“‘人口年均增长率的世界平均水平是3‰，欧洲国家趋近于0‰，发展中国家高达14‰。由于中国实行了有计划的生育政策，人口年均增长率正在接近世界平均水平，这是一件好事’。与于学军一起为政治局集体学习讲解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说，目前中国的人口总量仍是世界第一，但预计到2030～2035年左右，印度将会超越中国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

看了以上的报道，我查了一下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2010年世界人口年均自然增长率为11‰，与翟振武给出的数据（3‰）相差很大。2010年世界人口总数是69亿，年增长11‰就是7000多万。可见，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是正确的，翟振武给出的数据是错误的。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国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0.57%（即5.7‰），约相当于世界人口年均增长率的一半，而不是如翟振武所说“中国人口年均增长率正在接近世界平均水平”。

《瞭望》报道说：“但是，当代世界的国家实力竞争早已与人口总量关系不大，人口素质的提升和人才的竞争才是一国的核心竞争力所在”，翟振武说。一组数据可以印证这一观点：西方发达国家总共7.7亿劳动人口一年创造36万亿美元的社会财富，而中国9.3亿劳动人口2010年GDP为6万亿美元。“这表明体现人口素质的劳动生产率上，我们与发达国家差距甚远，要特别注意提高人口的素质”。

我也认为人口素质比人口数量更重要，然而，计划生育反而降低了人口素质！举例来说：一些生二胎的家庭本来是有能力使两个孩子都受到良好的教育，但由于生二胎被计生部门征收了巨额的“社会抚养费”，导致这些家庭陷入困境，孩子的教育也受到严重的影响。况且，计划生育把大量的行政资源用于人口数量的控制，因此挤占了本可以用于提高人口素质的资源。如果把花在计划生育上的人力和物力改为花在教育上，无疑更有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

《瞭望》报道说：“对比两组数据后翟振武发现，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从2000年～2009年，提高2.5个百分点用了9年，而从2009年到2010年提高0.76个百分点仅用了1年……根据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生育情况，翟振武认为，今后一段时期内老龄化进程会越来越快。他说，新中国成立以后，上世纪50年代迎来了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这一代人从2010年开始步入60岁。所以第一波老年人口增长高峰要一直从现在持续到2019年。”

显然，翟振武也认识到中国将面临严重的老龄化问题，那么他应该支持放宽生育政策直至取消生育限制，以缓解将来的老龄化问题。然而，《瞭望》报道说：“翟振武认为，应当审慎、分阶段、分步骤、分区域逐步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在翟振武看来，媒体记者和一些学者之所以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呼声很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记者和学者大多生活在城市，城市的生育观念现在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我国的城市化率只有百分之四十多，如果在农村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出生率反弹的势能还是非常大的。这是我们近两年请在校大学生回自己的家乡做调查得出的结论。’”

翟振武认为：“如果在农村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出生率反弹的势能还是非常大的。”然而，山西省翼城县是一个农业人口比例高于山西省乃至全国的农业县，实行二胎试点已有20多年，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翼城县的总和生育率为1.51；其出生性别比只有106左右，在正常范围内，而全国的出生性别比已经接近120。

当然，总体上来说，农村居民的生育意愿高于城市居民的生育意愿。正因为现在仍有一部分农村居民愿意多生孩子，所以取消生育限制才有意义。如果等到绝大多数农村居民都只愿意生一个孩子时，就算取消生育限制甚至鼓励生育也是太迟了。既然翟振武认识到中国将面临严重的老龄化问题，那么他为什么还害怕人口出生率反弹呢？人口出生率反弹，不正可以缓解将来的老龄化问题吗？我认为，在超低生育水平的情况下，应该欢迎而不是害怕人口出生率的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