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孕變

    2011年03月17日11:33

    來源：法治周末 作者：莫靜清

    2011年3月6日14時，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王名頗有些忐忑地把與委員劉大鈞的聯名提案【關於儘快調整我國人口政策的建議案】全文『曬』在了博客上。

　　2010年1月28日11時50分，還有10分鐘，浙江省十一屆人大三次會議議案提交的時間就要截止。省人大代表蔡玉群考量再三，最終把自己的議案【要求人大修改該省計劃生育條例，放寬生育第二胎標準】提交上去。

　　事後蔡玉群接受採訪時表示，為示謹慎，他要求人大的工作人員不能將這份議案的具體內容透露給媒體。

　　2011年3月7日21時，王名博客的訪問量已近6萬人次，在新浪網『兩會"代表委員的博客中，這一呼籲放開二胎的提案位列榜首，此後王名使用不過3日的博客達到11.6萬人次的訪問峰值。

　　王名認為，『一胎化』人口政策已完成其歷史使命。

　　中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40年(1971年開始，1973年全面展開)，為世界公認的最大成績是：少生4億多人，使世界60億人口日推遲4年；生育率降低使得人口撫養比(人口總體中非勞動年齡人口數與勞動年齡人口數之比)下降三分之一，為經濟增長創造了40年的人口紅利期。

　　王名在提案的問題部分指出，『一胎化』政策導致了我國人口內部結構失衡。我國將成為世界上人口老齡化速度最快、程度最高的發展中大國，同時已經成為世界上性別結構失衡最嚴重、持續時間最長的國家。

　　越來越多的專家認為，人口結構的失衡帶來了日趨嚴重的社會問題。『國未富、民先老』，國新辦【中國的人力資源狀況】白皮書顯示，2035年，我國將面臨兩名納稅人供養1名養老金領取者；『用工荒』也被認為與人口結構的加速老化不無關係；『一胎化』減弱了家庭作為社會基本單位的功能，導致單一脆弱的獨生子女風險家庭迅速增多。

　　總和生育率、生育意願、年齡結構、性別結構等數據指標是國家決策是否調整生育政策的重要參考。然而進入21世紀，我國有關人口規模的指標和數值卻長期存在爭議與質疑，這種分歧體現於官方與學界、學界與學界，乃至官方口徑與官方數據之間。

　　『調整政策全面放開二胎，關係到民族興亡。』王名對【法治周末】記者表示，『放開二胎至少已經晚了7年。』

　　日前，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王玉慶表示，中國有望於『十二五』末期放開『二胎』政策。

　　一直爭議的指標警報

　　總和生育率(一個婦女一生生育孩子的數量)是測定人口生育水平的重要指標。總和生育率2.1，被人口學界公認是人口世代更替水平的標準。即如果一個人口的生育水平保持在2.1以上，則人口規模會越來越大，出現人口膨脹；反之，會出現人口萎縮。

　　總和生育率1.8被認為是低生育水平的警戒線，1.5以下被認為是很低生育率，1.3以下被認為是超低生育率。

　　2007年【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顯示，20世紀中後期，我國的總和生育率已降低到1.8左右，並穩定至今。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報告顯示我國生育率為1.22，這一數值被普遍認為不可接受，甚至主持人口普查的國家統計局也認為結果『偏低』。

　　什麼才是中國真實的生育水平，一個時期來，成為人口形勢考察的爭議焦點。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梁中堂在以2000年普查的人口總數為正確的前提假設下，反推計算出過去10年的生育水平為2.3左右。

　　北京大學社會系教授李建新認為，2000年的普查數據和梁中堂的數據估計，給國家人口計生委出了道兩難題：承認國家統計局1.22的結果，則我國已位列超低生育水平國家，計生委繼續實施嚴格的現行生育政策就失去了基礎；而接受2.3的水平，則意味着否定了其多年來的人口計生工作成就。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顧寶昌認為，同樣作為國際統計權威機構正式發布的官方數據———國家統計局每年開展的人口變動情況抽樣調查，長期以來並未得到應有重視。

　　『如果我們把統計結果作為時態發展趨勢的反映，從2000年人口普查以及2001年至2004年曆年人口變動情況的總和生育率可以看出，中國的生育水平是非常穩定地保持在1.4左右。』顧寶昌認為。

　　據悉，國家統計局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結果為，全國總和生育率1.33；而2006年國家計生委做的全國人口和計劃生育調查結果顯示，2005年生育率為1.74。

　　『一個奇怪的現象是，一個時期以來，官方認定的生育水平一直堅持在1.8左右的口徑，這無形中使總和生育率從「變數」蛻變成了一個「常量」，失去了其作為人口指標的敏感性，也失去了它作為觀察生育趨勢風向標的效用。』顧寶昌表示。

　　『很多同行也都認為生育率在1.8左右。』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郭志剛認為，『相當一部分研究人員之所以不相信調查取得的低生育水平，並將其調升至1.8，主要是對調查結果甚至低於生育政策要求而「無法理解」，同時又看到實際中依然存在超計劃生育和多孩生育現象，因而便判斷調查生育率低「只能是」由於大量的出生漏報。』

　　郭志剛稱，用不同方法的生育統計結果與常規總和生育率對比後，在假定出生漏報率為18%的基礎上，將自己的觀點表述為，中國1990年代末的真實總和生育率水平在1.5以下的可能性很大。

　　『其實，問題要害並不在於中國2000年真實總和生育率是否在1.5以下，略高於1.5又怎麼樣呢？但是，1.5與1.8的差別就不能忽視了。』郭志剛表示。

　　『到目前為止，很少有國家生育率降到如此之低後能再升回到1.5，而無論政府採取什麼辦法，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把生育率升回到2.1的更替水平。』顧寶昌稱。

　　2004年，顧寶昌、郭志剛等17位國內人口學、社會學學者聯名上書中央，建議調整我國生育政策，認為由現行政策逐步過渡到每對夫婦生育兩個孩子的生育政策，完全必要且可行。

　　這亦是王名在2011年『兩會』期間認為放開二胎『至少已晚了7年』的觀點由來。

　　2004年同年，國家人口戰略研究課題組成立，展開了為期兩年有餘的調研論證，並於2007年發布了前文所述【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

　　報告建議，要進一步穩定和完善生育政策。現行生育政策是幾經調整並為廣大人民群眾所接受的政策，有利於將總和生育率穩定在1.8左右。

    從一胎化到多元化生育政策

　　『一胎政策』目前仍常被國內外概括通稱為我國當前現行生育政策。事實上，我國20世紀80年代後期以來，根據各地情況，生育政策出現了多元化的狀態。

　　根據原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規劃統計司司長張二力等人對各地報刊公布的2000年以前的計劃生育條例統計，【法治周末】記者查閱得知，除西藏藏族農牧民未有生育數量限制外，我國的計生規定大致可分為4種情況。

　　其一，城鎮地區和北京、天津、上海、重慶、江蘇、四川6省市農民基本實行漢族居民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

　　其二，除上述6省、市外，對農村居民有5省、區規定可育二孩；19個省、區規定第一孩子為女孩時，間隔幾年可再生育一孩。

　　其三，26個省、市、區規定夫婦同為獨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二孩(即雙獨二胎)；其中5省還規定農民夫婦一方為獨生子女的間隔幾年可生育二孩(即農村的單獨二胎)。

　　其四，各地對少數民族、再婚等各種情況具體規定，可生育二孩或更多。

　　張二力等人認為，整體上看，我國生育政策規定平均每個婦女生育孩子數大於1。

　　1980年9月，中共中央發表【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正式吹響中國獨生子女政策號角。

　　據1978年以來即擔任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專家委員的梁中堂介紹，這一政策與農民的生育行為產生極大的衝突，當時全國各地基層幹部的粗暴作風與違法亂紀現象十分普遍。

　　1982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第12號文件下發規定：國家幹部和職工、城鎮居民，除特殊情況經過批准者外，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農村普遍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某些群眾確有實際困難要求生二胎的，經過審批可有計劃安排。

　　1988年『兩會』期間，有人認為現行生育政策造成生育率回升，要求回到『一胎化』。當年3月31日，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舉行會議，討論並通過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計劃生育工作匯報提綱】。

　　會議強調，1984年、1986年中央兩次明確提出，農民應有長期、穩定、得到多數農民支持的計劃生育政策，除過去規定的特殊情況外，要求生第二胎的獨生女戶，間隔幾年後可允許生第二胎。

　　中央認為，實行這一政策，絕不是從重男輕女的觀點出發，而是實事求是地考慮到，目前我國農村生產水平還比較低，一個農戶只有一個女孩子，在生產和生活上確有困難。

　　2001年1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和計劃生育法】通過，現行生育政策上升為國家法律。

　　梁中堂認為現行生育政策具有一定合理性。『放開「女兒戶」後，農村大約有一半農民生育第二個孩子可以不再受處罰了。』

　　相比城鎮，對於農村數年來仍普遍超生現象，王名則認為：『好管的地區就管得緊，不好管的地區反倒管得松。』

　　近年來隨着『雙獨二胎』在大部分省、市、區實行，有關『單獨二胎』的呼聲在學界民間日漲。

　　2010年1月據【新京報】報道，北京市人口計生委副主任彭彧華透露，夫妻中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單獨』情況，有望被納入准許生育二胎的範圍內。

　　但第二日，北京市人口計生委旋即矢口否認。

　　2010年3月，【財經】雜誌報道稱，該雜誌記者從數個不同渠道得到的信息顯示，一個擬從2011年開始，以黑龍江、吉林、遼寧、江蘇、浙江五省首批先行，總計分三批，逐步在全國開放『夫妻一方為獨生子女可生育二胎』的修改意見，正在完善中。

　　後江蘇省計生委就此消息對媒體表態，目前沒有接到任何相關的通知，也沒有看到國家公布的試點省份名單，對試點問題並不了解。

　　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的【公開信】指出：到30年以後，目前特別緊張的人口增長問題就可以緩和，也就可以採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2011年，正是30年後的時間節點。

    調或不調，都是問題

　　王名主張應全面放開二胎政策。『最重要的目的是拯救人口。我反對單單是「雙獨」或「單獨」放開，就是因為這對人口結構的影響微乎其乎。』王名表示。

　　王名認為：『拯救民族，一個重要的做法是讓能生育的人適當生育。現階段的育齡婦女，主要是1980年代出生，如果儘快放開，1975年至1979年生婦女還能趕上生二胎。』

　　王名計算着介紹道，年淨增人口數量1970年代生人為1000餘萬，1980年代生人為800餘萬。將以上數字除以2，基本得出女性人數。按照正常計算，20%女性選擇不生育或不能生育，予以扣除，剩下80%婦女人數裡有相當一部分是農村婦女，而農村實際大多生育二胎，放開二胎實際影響的只是城鎮人群，大概每年只有200萬人。

　　『70後都老了，放開二胎已經來不及了。』和梁中堂觀點一致，民間人口問題專家何亞福同為完全自主生育觀點的倡導者。

　　何亞福認為，70後婦女對於中國人口結構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因為很多70後婦女仍然願意生二胎，而80後婦女的生育意願普遍低於70後。

　　『如果70後婦女不能生二胎，那麼，當70後婦女徹底失去生育能力之後，中國人口將難逃雪崩之結局。』何亞福稱，『每推遲一年，至少有幾百萬育齡婦女過了生育期。』

　　一般而言，人口的生育行為受到生育意願影響。『近年來多次調查表明，40%以上的城市育齡婦女只希望要一個孩子，70%至80%的農村育齡婦女希望生兩個孩子。』顧寶昌認為，在中國所謂『多子多福』已不再是占主導地位的生育意願。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治安系教授王太元則堅決反對放開二胎。『20年內如果放開二胎，就是政府的極端不負責任。』他對【法治周末】記者表示，『為了大局，動不得。』

　　『放開二胎，至少需等到目前生育主力70後、80後完全退出勞動力市場。』王太元表示。

　　儘管『劉易斯拐點』(即勞動力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是指在工業化過程中，隨着農村富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逐步轉移，農村富餘勞動力逐漸減少，最終枯竭)被普遍認為是中國經濟在今後十年的最大拐點，但王太元認為，目前中國農業人口仍居多數。

　　『凡是一個以勞動力為主的社會，人口必然傾向於多生。』王太元表示。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陸學藝教授介紹，目前戶籍上農業人口還有70%，實際上在農村的人口有50%，而一個現代化國家最多留20%的農業人口。

　　『目前最關鍵的是人口素質倒掛問題。』學者馬光遠對【法治周末】記者表示。

　　馬光遠認為，對於城市人口最起碼二胎應該放開，使得整體素質可以往前走。『這並不是對農村的歧視。城裡的孩子生的多，整體素質確實會提高。而農村事實上都已生了二胎。』

　　但王太元表示，不管事實生育數，在調整生育政策的制度層面上，絕不能對城鄉有所區別。

　　中國的『二胎試點』工作事實上在上世紀80年代即已開展。山西翼城、甘肅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800多萬人口的農村地區，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實行『二胎方案』，即晚婚晚育加間隔，一對夫婦允許生育兩個孩子。

　　據中國改革發展研究院中國改革論壇網絡專家易富賢介紹，2000年翼城生育率為1.5，酒泉為1.4，恩施2005年生育率為1.47，承德目前生育率為1.6，均低於官方認定的1.8全國生育水平。

　　來自中國人民大學等高校學者對以上四地展開的調研結果亦顯示，試點區的性別結構和年齡結構都要優於非試點區。

　　近幾年湖北省長陽、五峰兩縣地處老、少、邊、窮山區，亦在全縣普遍允許生育二孩。據易富賢介紹，2007年這兩縣生育率分別只有0.88、0.90。

　　王太元對以上當地數據準確性表示懷疑，同時強調心理博弈作用對人口生育行為的影響。

　　除生育意願外，人口生育行為同時也會受到一個國家生育政策的影響。王太元認為，現行生育政策下並未放開二胎，農村已普遍生育二胎；一旦放開，這個口子將越扯越大。

　　也有人對二胎試點的『自然真實』效果提出質疑，認為由於二胎試點縣受中央關注，當地官員對於『禁生第三胎』的計生工作亦會較其他縣更為重視、執行力度也會加大。

　　儘管有李建新等學者以二胎試點的成功案例反對『允許生二個就會生3個』的觀點，但支持全面放開二胎的顧寶昌也承認，有人以某地區原來生育政策較『寬鬆』而生育水平也較高，後來政策收緊，生育水平也下降，支持了生育政策與生育行為的正相關關係。

　　『我認為目前可以先放開「單獨二胎」。』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張車偉研究員的觀點則相對謹慎，『先看看逐步放開的效果，完全放開的結果不好預估。』

　　而對於中國生育水平的現狀與預估，據【法治周末】記者了解，一種意見認為，中國應借鑑其他國家的經驗教訓，及時考慮當前生育水平是否過低的問題；另一種意見則認為，其他國家的經驗只能作為參考，中國有自己的國情。中國人口規模大，各地差異懸殊，農村人口比重高，社會保障覆蓋面小，仍然存在着生育水平上升的可能性。

　　『其實，現在放開「單獨二胎」，基本上也就是針對城鎮婦女放開了二胎。』張車偉對【法治周末】記者表示。

　　對於熱議中的放開二胎與人口紅利，受訪專家均認為已沒有關係。『任何一個國家，人口紅利期都只有一次。』張車偉表示。

　　至於放開二胎與中國養老問題，馬光遠認為中國十幾億人的養老體系短期內不能建立，養兒防老的觀念仍會存在。王太元則認為，養老體系不能建立，非永遠不能也。隨着社會發展，個體生產能力不斷提高，養活本人只需占據其生產力很小成分。

　　張車偉認為，放開二胎長期來說，對中國的老齡化當然有影響；但短期來看，並不會有太大影響。

　　『人口增長率的降低，歸根結底是一個經濟發展過程。社會越發達、養育成本越高、生育意願越低，婚齡育齡越晚，同時不孕率越高，生育率會因此越低。』張車偉說，『印度也曾想限制人口，未獲成功。但最近幾年其人口增長率也開始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