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孕变

    2011年03月17日11:33

    来源：法治周末 作者：莫静清

    2011年3月6日14时，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名颇有些忐忑地把与委员刘大钧的联名提案《关于尽快调整我国人口政策的建议案》全文“晒”在了博客上。

　　2010年1月28日11时50分，还有10分钟，浙江省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议案提交的时间就要截止。省人大代表蔡玉群考量再三，最终把自己的议案《要求人大修改该省计划生育条例，放宽生育第二胎标准》提交上去。

　　事后蔡玉群接受采访时表示，为示谨慎，他要求人大的工作人员不能将这份议案的具体内容透露给媒体。

　　2011年3月7日21时，王名博客的访问量已近6万人次，在新浪网“两会"代表委员的博客中，这一呼吁放开二胎的提案位列榜首，此后王名使用不过3日的博客达到11.6万人次的访问峰值。

　　王名认为，“一胎化”人口政策已完成其历史使命。

　　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40年(1971年开始，1973年全面展开)，为世界公认的最大成绩是：少生4亿多人，使世界60亿人口日推迟4年；生育率降低使得人口抚养比(人口总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下降三分之一，为经济增长创造了40年的人口红利期。

　　王名在提案的问题部分指出，“一胎化”政策导致了我国人口内部结构失衡。我国将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程度最高的发展中大国，同时已经成为世界上性别结构失衡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

　　越来越多的专家认为，人口结构的失衡带来了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国未富、民先老”，国新办《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白皮书显示，2035年，我国将面临两名纳税人供养1名养老金领取者；“用工荒”也被认为与人口结构的加速老化不无关系；“一胎化”减弱了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功能，导致单一脆弱的独生子女风险家庭迅速增多。

　　总和生育率、生育意愿、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等数据指标是国家决策是否调整生育政策的重要参考。然而进入21世纪，我国有关人口规模的指标和数值却长期存在争议与质疑，这种分歧体现于官方与学界、学界与学界，乃至官方口径与官方数据之间。

　　“调整政策全面放开二胎，关系到民族兴亡。”王名对《法治周末》记者表示，“放开二胎至少已经晚了7年。”

　　日前，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玉庆表示，中国有望于“十二五”末期放开“二胎”政策。

　　一直争议的指标警报

　　总和生育率(一个妇女一生生育孩子的数量)是测定人口生育水平的重要指标。总和生育率2.1，被人口学界公认是人口世代更替水平的标准。即如果一个人口的生育水平保持在2.1以上，则人口规模会越来越大，出现人口膨胀；反之，会出现人口萎缩。

　　总和生育率1.8被认为是低生育水平的警戒线，1.5以下被认为是很低生育率，1.3以下被认为是超低生育率。

　　2007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显示，20世纪中后期，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已降低到1.8左右，并稳定至今。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报告显示我国生育率为1.22，这一数值被普遍认为不可接受，甚至主持人口普查的国家统计局也认为结果“偏低”。

　　什么才是中国真实的生育水平，一个时期来，成为人口形势考察的争议焦点。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梁中堂在以2000年普查的人口总数为正确的前提假设下，反推计算出过去10年的生育水平为2.3左右。

　　北京大学社会系教授李建新认为，2000年的普查数据和梁中堂的数据估计，给国家人口计生委出了道两难题：承认国家统计局1.22的结果，则我国已位列超低生育水平国家，计生委继续实施严格的现行生育政策就失去了基础；而接受2.3的水平，则意味着否定了其多年来的人口计生工作成就。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认为，同样作为国际统计权威机构正式发布的官方数据———国家统计局每年开展的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应有重视。

　　“如果我们把统计结果作为时态发展趋势的反映，从2000年人口普查以及2001年至2004年历年人口变动情况的总和生育率可以看出，中国的生育水平是非常稳定地保持在1.4左右。”顾宝昌认为。

　　据悉，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为，全国总和生育率1.33；而2006年国家计生委做的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结果显示，2005年生育率为1.74。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一个时期以来，官方认定的生育水平一直坚持在1.8左右的口径，这无形中使总和生育率从‘变数’蜕变成了一个‘常量’，失去了其作为人口指标的敏感性，也失去了它作为观察生育趋势风向标的效用。”顾宝昌表示。

　　“很多同行也都认为生育率在1.8左右。”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郭志刚认为，“相当一部分研究人员之所以不相信调查取得的低生育水平，并将其调升至1.8，主要是对调查结果甚至低于生育政策要求而‘无法理解’，同时又看到实际中依然存在超计划生育和多孩生育现象，因而便判断调查生育率低‘只能是’由于大量的出生漏报。”

　　郭志刚称，用不同方法的生育统计结果与常规总和生育率对比后，在假定出生漏报率为18%的基础上，将自己的观点表述为，中国1990年代末的真实总和生育率水平在1.5以下的可能性很大。

　　“其实，问题要害并不在于中国2000年真实总和生育率是否在1.5以下，略高于1.5又怎么样呢？但是，1.5与1.8的差别就不能忽视了。”郭志刚表示。

　　“到目前为止，很少有国家生育率降到如此之低后能再升回到1.5，而无论政府采取什么办法，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把生育率升回到2.1的更替水平。”顾宝昌称。

　　2004年，顾宝昌、郭志刚等17位国内人口学、社会学学者联名上书中央，建议调整我国生育政策，认为由现行政策逐步过渡到每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的生育政策，完全必要且可行。

　　这亦是王名在2011年“两会”期间认为放开二胎“至少已晚了7年”的观点由来。

　　2004年同年，国家人口战略研究课题组成立，展开了为期两年有余的调研论证，并于2007年发布了前文所述《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报告建议，要进一步稳定和完善生育政策。现行生育政策是几经调整并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的政策，有利于将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左右。

    从一胎化到多元化生育政策

　　“一胎政策”目前仍常被国内外概括通称为我国当前现行生育政策。事实上，我国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根据各地情况，生育政策出现了多元化的状态。

　　根据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规划统计司司长张二力等人对各地报刊公布的2000年以前的计划生育条例统计，《法治周末》记者查阅得知，除西藏藏族农牧民未有生育数量限制外，我国的计生规定大致可分为4种情况。

　　其一，城镇地区和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江苏、四川6省市农民基本实行汉族居民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

　　其二，除上述6省、市外，对农村居民有5省、区规定可育二孩；19个省、区规定第一孩子为女孩时，间隔几年可再生育一孩。

　　其三，26个省、市、区规定夫妇同为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二孩(即双独二胎)；其中5省还规定农民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的间隔几年可生育二孩(即农村的单独二胎)。

　　其四，各地对少数民族、再婚等各种情况具体规定，可生育二孩或更多。

　　张二力等人认为，整体上看，我国生育政策规定平均每个妇女生育孩子数大于1。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正式吹响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号角。

　　据1978年以来即担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的梁中堂介绍，这一政策与农民的生育行为产生极大的冲突，当时全国各地基层干部的粗暴作风与违法乱纪现象十分普遍。

　　198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第12号文件下发规定：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者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二胎的，经过审批可有计划安排。

　　1988年“两会”期间，有人认为现行生育政策造成生育率回升，要求回到“一胎化”。当年3月31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并通过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计划生育工作汇报提纲》。

　　会议强调，1984年、1986年中央两次明确提出，农民应有长期、稳定、得到多数农民支持的计划生育政策，除过去规定的特殊情况外，要求生第二胎的独生女户，间隔几年后可允许生第二胎。

　　中央认为，实行这一政策，绝不是从重男轻女的观点出发，而是实事求是地考虑到，目前我国农村生产水平还比较低，一个农户只有一个女孩子，在生产和生活上确有困难。

　　2001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通过，现行生育政策上升为国家法律。

　　梁中堂认为现行生育政策具有一定合理性。“放开‘女儿户’后，农村大约有一半农民生育第二个孩子可以不再受处罚了。”

　　相比城镇，对于农村数年来仍普遍超生现象，王名则认为：“好管的地区就管得紧，不好管的地区反倒管得松。”

　　近年来随着“双独二胎”在大部分省、市、区实行，有关“单独二胎”的呼声在学界民间日涨。

　　2010年1月据《新京报》报道，北京市人口计生委副主任彭彧华透露，夫妻中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单独”情况，有望被纳入准许生育二胎的范围内。

　　但第二日，北京市人口计生委旋即矢口否认。

　　2010年3月，《财经》杂志报道称，该杂志记者从数个不同渠道得到的信息显示，一个拟从2011年开始，以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浙江五省首批先行，总计分三批，逐步在全国开放“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可生育二胎”的修改意见，正在完善中。

　　后江苏省计生委就此消息对媒体表态，目前没有接到任何相关的通知，也没有看到国家公布的试点省份名单，对试点问题并不了解。

　　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的《公开信》指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2011年，正是30年后的时间节点。

    调或不调，都是问题

　　王名主张应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最重要的目的是拯救人口。我反对单单是‘双独’或‘单独’放开，就是因为这对人口结构的影响微乎其乎。”王名表示。

　　王名认为：“拯救民族，一个重要的做法是让能生育的人适当生育。现阶段的育龄妇女，主要是1980年代出生，如果尽快放开，1975年至1979年生妇女还能赶上生二胎。”

　　王名计算着介绍道，年净增人口数量1970年代生人为1000余万，1980年代生人为800余万。将以上数字除以2，基本得出女性人数。按照正常计算，20%女性选择不生育或不能生育，予以扣除，剩下80%妇女人数里有相当一部分是农村妇女，而农村实际大多生育二胎，放开二胎实际影响的只是城镇人群，大概每年只有200万人。

　　“70后都老了，放开二胎已经来不及了。”和梁中堂观点一致，民间人口问题专家何亚福同为完全自主生育观点的倡导者。

　　何亚福认为，70后妇女对于中国人口结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很多70后妇女仍然愿意生二胎，而80后妇女的生育意愿普遍低于70后。

　　“如果70后妇女不能生二胎，那么，当70后妇女彻底失去生育能力之后，中国人口将难逃雪崩之结局。”何亚福称，“每推迟一年，至少有几百万育龄妇女过了生育期。”

　　一般而言，人口的生育行为受到生育意愿影响。“近年来多次调查表明，40%以上的城市育龄妇女只希望要一个孩子，70%至80%的农村育龄妇女希望生两个孩子。”顾宝昌认为，在中国所谓“多子多福”已不再是占主导地位的生育意愿。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则坚决反对放开二胎。“20年内如果放开二胎，就是政府的极端不负责任。”他对《法治周末》记者表示，“为了大局，动不得。”

　　“放开二胎，至少需等到目前生育主力70后、80后完全退出劳动力市场。”王太元表示。

　　尽管“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经济在今后十年的最大拐点，但王太元认为，目前中国农业人口仍居多数。

　　“凡是一个以劳动力为主的社会，人口必然倾向于多生。”王太元表示。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学艺教授介绍，目前户籍上农业人口还有70%，实际上在农村的人口有50%，而一个现代化国家最多留20%的农业人口。

　　“目前最关键的是人口素质倒挂问题。”学者马光远对《法治周末》记者表示。

　　马光远认为，对于城市人口最起码二胎应该放开，使得整体素质可以往前走。“这并不是对农村的歧视。城里的孩子生的多，整体素质确实会提高。而农村事实上都已生了二胎。”

　　但王太元表示，不管事实生育数，在调整生育政策的制度层面上，绝不能对城乡有所区别。

　　中国的“二胎试点”工作事实上在上世纪80年代即已开展。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800多万人口的农村地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二胎方案”，即晚婚晚育加间隔，一对夫妇允许生育两个孩子。

　　据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改革论坛网络专家易富贤介绍，2000年翼城生育率为1.5，酒泉为1.4，恩施2005年生育率为1.47，承德目前生育率为1.6，均低于官方认定的1.8全国生育水平。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学者对以上四地展开的调研结果亦显示，试点区的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都要优于非试点区。

　　近几年湖北省长阳、五峰两县地处老、少、边、穷山区，亦在全县普遍允许生育二孩。据易富贤介绍，2007年这两县生育率分别只有0.88、0.90。

　　王太元对以上当地数据准确性表示怀疑，同时强调心理博弈作用对人口生育行为的影响。

　　除生育意愿外，人口生育行为同时也会受到一个国家生育政策的影响。王太元认为，现行生育政策下并未放开二胎，农村已普遍生育二胎；一旦放开，这个口子将越扯越大。

　　也有人对二胎试点的“自然真实”效果提出质疑，认为由于二胎试点县受中央关注，当地官员对于“禁生第三胎”的计生工作亦会较其他县更为重视、执行力度也会加大。

　　尽管有李建新等学者以二胎试点的成功案例反对“允许生二个就会生3个”的观点，但支持全面放开二胎的顾宝昌也承认，有人以某地区原来生育政策较“宽松”而生育水平也较高，后来政策收紧，生育水平也下降，支持了生育政策与生育行为的正相关关系。

　　“我认为目前可以先放开‘单独二胎’。”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研究员的观点则相对谨慎，“先看看逐步放开的效果，完全放开的结果不好预估。”

　　而对于中国生育水平的现状与预估，据《法治周末》记者了解，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应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及时考虑当前生育水平是否过低的问题；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其他国家的经验只能作为参考，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中国人口规模大，各地差异悬殊，农村人口比重高，社会保障覆盖面小，仍然存在着生育水平上升的可能性。

　　“其实，现在放开‘单独二胎’，基本上也就是针对城镇妇女放开了二胎。”张车伟对《法治周末》记者表示。

　　对于热议中的放开二胎与人口红利，受访专家均认为已没有关系。“任何一个国家，人口红利期都只有一次。”张车伟表示。

　　至于放开二胎与中国养老问题，马光远认为中国十几亿人的养老体系短期内不能建立，养儿防老的观念仍会存在。王太元则认为，养老体系不能建立，非永远不能也。随着社会发展，个体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养活本人只需占据其生产力很小成分。

　　张车伟认为，放开二胎长期来说，对中国的老龄化当然有影响；但短期来看，并不会有太大影响。

　　“人口增长率的降低，归根结底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社会越发达、养育成本越高、生育意愿越低，婚龄育龄越晚，同时不孕率越高，生育率会因此越低。”张车伟说，“印度也曾想限制人口，未获成功。但最近几年其人口增长率也开始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