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导致违法现象增多

不久前，我在《“违法生育”的是非利弊》一文中引用了梁中堂教授的一段话：“对于国家和法律，必须保持一种敬畏……当法律还未经过正当的程序撤销的时候，即使是你认为错误的法律，却还是必须遵守它。”如果是在一个法治国家里，我是赞成这段话的；然而，在一个人治大于法治的国家里，我认为这段话是值得商榷的。

计生部门以及有关计划生育的新闻报道常常把“超生”称为“违法生育”。例如，今年10月15日江西大江网报道：“今年6月至10月，我省集中开展针对共产党员、国家公职人员和名人富人的违法生育专项治理。其中，宜春市共查处党员干部、国家公职人员违法生育221例，已处理200例；查处名人富人违法生育51例，共征收名人富人违法生育社会抚养费646.1万元。”

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一对夫妇无论生多少个孩子都不是违法行为；然而在当今中国，不符合计生政策生孩子（也就是所谓的“超生”）就会变成“违法生育”，这样，必然导致中国的违法现象大大增多。计划生育导致违法现象增多，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违法生育”。事实上，我并不认为“超生”是一种“违法”行为。然而，如果按照计生部门的说法，“超生”属于“违法生育”，那么，中国有多少“违法生育”呢？梁中堂教授说：“按照政策生育率计算，30年至少有2亿人口属于违犯计划生育政策出生。一个家庭按照4口人计算，2亿将涉及到8亿人口啊。”如果梁教授给出的数据是正确的，30年至少有2亿人口属于违犯计划生育政策出生，那么“违法生育”的夫妇人数有多少呢？如果平均一对夫妇只超生一个孩子，那么“违法生育”的夫妇人数为4亿；如果平均一对夫妇超生两个孩子，那么“违法生育”的夫妇人数为2亿。这可能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庞大的“违法”人群。

第二，计生工作人员在执行计生政策过程中的违法现象。据我了解，基层计生工作的违法现象是很普遍的。例如，在社会学家曹锦清所著的《黄河边的中国》一书中，一位乡干部对曹锦清说：“曹教授，我听过你的两次讲课，觉得你是一个敢讲真话、讲实话的大知识分子，我也十分坦率地告诉你吧，我在乡政府干了八年，为推行计划生育，为征粮派款，我抓过人，牵过牛，扒过房子，干过许许多多违法乱纪的事。按法律要判我20年徒刑，也不算过分。老实说，如完全按目前法律办事，只有两个结果，一是根本办不成事，二是要认真落实上级任务，必然违法。”

第三，几千年来，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不论是什么朝代，都会把盗窃、抢劫等行为定为违法犯罪行为。然而，除了当今中国，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朝代把生孩子说成是“违法”行为。当生孩子变成“违法生育”时，等于降低了法律的权威性。很多中国人本来是遵纪守法的良民，但他们并不认为生孩子是“违法”行为，因此，他们即使“超生”了，也并不认为是“违法的、可耻的”。因此，当他们受到“超生处罚”时，他们认为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对他们不公平，就有可能产生怨恨心理，而怨恨心理是产生违法行为的温床。

例如，2010年9月17日《中国经营报》报道：9月8日，河南林州市临淇镇计划生育专干辛某等人到荒庄村向超生户王明逼要社会抚养费时，双方发生激烈争执。被激怒的王明用刀将辛某当场捅死。血案发生后立即在林州上下引起强烈震撼。连日来，人们在惊诧之余，也对当地计生干部简单粗暴的工作作风提出了质疑。有群众说，“这是林州计划生育工作采取高压政策导致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