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細胞增長看人口增長--『小戶型』住房後患無窮

人是高等動物，生物學特性決定了很多社會學特性。從某種角度看，生物學應該是社會學的基礎課，沒有生物學基礎的社會學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1975年美國哈佛大學生物學教授愛德華·威爾遜出版【社會生物學——新的綜合】，他運用生物學知識，整合生物各類群間社會行為的統一性，揭示生物的社會屬性，由低等生命到高級生物，最終着眼於人類社會——揭示人類的文化、宗教、倫理、美學的生物學根源……。該書因震驚了學術界，對生物學，乃至社會科學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中國，北京大學社會學家鄭也夫教授，也在生物社會學方面進行了很多開創性研究。鄭也夫教授認為：『生物科學，無疑將對社會學基礎理論的重建產生無與倫比的影響』， 『生物學將改變這個世界，改變人類的身體，同時它的深層的哲學觀也將極大地改變我們的思想方法。』他去年贈送我一本他的著作【神似祖先】，讓我受益匪淺。

我本人是生物醫學出身，受鄭也夫教授的啟發，我從細胞水平審視了人口學，發現人口增長的一些細胞學根源。下面是我給鄭也夫教授的郵件的部分內容，我的思考還比粗糙，還有待今後完善。

1、細胞增長

細胞生長分為潛伏期、指數增生期、停滯期。細胞接種培養後，先經過一個在培養液中呈懸浮狀態的懸浮期，接着是細胞附着或貼附於底物表面上，稱貼壁。還要經過一個潛伏階段，才進入生長和增殖期。細胞潛伏期與細胞接種密度等密切相關，細胞太少的時候會抑制它們的生長速度。因為細胞生長需要一定的輔因子，而這些不僅要求血清供給，還有細胞在培養過程中生成的，若細胞太少，會導致這類因子不足。有時候會在培養一些珍貴細胞的時候，放一些伴生長細胞（保姆細胞、侍細胞，這些細胞經過特殊處理，本身不分裂增殖）以提供輔因子。

細胞之間還存在縫隙連接（gap junction），間隙連接除了連接作用外,還能在細胞間形成電偶聯（electrical coupling）和代謝偶聯（matebolic coupling)。電偶聯在神經衝動信息傳遞過程中起重要作用。代謝偶聯可使小分子代謝物和信號分子（如cAMP和Ca2+）通過間隙連接形成的水性通道, 從一個細胞到另一個細胞,可使整個細胞群發生同步化反應。我最近一篇科研論文就是研究細胞之間這種同步化群體反應：http://www.biolreprod.org/content/82/1/66.full。這種細胞之間同步化，增加了子宮動脈內皮的功能，有助於增加懷孕期子宮血流（從而保證胎兒的正常發育；如果血流不足，將導致低低體重兒，成年之後將出現糖尿病、心腦血管疾病等多種疾病）。當細胞密度低的時候，不存在縫隙連接，細胞各自為政，效率比較低。我以前研究心肌細胞的時候，發現如果培養瓶細胞太稀少的話，心肌細胞就不跳動。如果細胞比較密，但還不形成穩定的縫隙連接，心肌細胞就各跳各的；當心肌細胞間形成比較穩定的縫隙連接，整個培養瓶的細胞保持同步化跳動，非常漂亮。

在指數增生期，細胞增長速度非常快，指數增生期持續3～5天后，隨細胞數量不斷增多、生長空間漸趨減少、最後細胞相互接觸匯合成片。由於細胞的相互接觸能抑制細胞的運動，這種現象稱接觸抑制，增長就變得很慢了；但只要營養充分，細胞仍然能夠進行增殖分裂，因此細胞數量仍在緩慢增多，但當細胞密度進一步增大，培養液中營養成分減少，代謝產物增多時，細胞因營養的枯竭和代謝物的影響，則發生密度抑制，導致細胞分裂停止。細胞數量達飽和密度後，細胞遂停止增殖，進入停滯期。停滯期細胞雖不增殖，但仍有代謝活動，繼而培養液中營養漸趨耗盡，代謝產物積累、pH降低，會有cellular stress，細胞會中毒，發生形態改變，重則從底物脫落死亡。然後將細胞消化下來，稀釋之後種植在新的培養瓶，細胞又快速增長。但是如果傳代過晚（已有中毒跡象）能影響下一代細胞的機能狀態，在這種情況下，雖進行了傳代，因細胞已受損，需要恢復，至少還要再傳1～2兩代，通過換液淘汰掉死細胞和使受損輕微的細胞得以恢復後，才能再用。

也就是說，要讓細胞保持完善的功能，需要較高的細胞密度，但又不能太擁擠。

2、人口增長

人類人口和文明發展也存在類似的調控機制。當人口很少的時候，很難產生文明。只有當有足夠人口數量的時候，有人口密度優勢和規模優勢才能產生文明，人口也才能增加。有些邊遠地區的民族往往因為人口太少而文化落後，甚至人口滅絕。在一定生產力水平下，一個地區的人口承載能力是有限的，在人口增長到一定程度之後，出現接觸抑制和密度抑制，由於人均耕地等的減少，會出現社會動盪、饑荒、瘟疫等，生存壓力很大（stress），人口很難再增加，甚至會發生戰爭，人口會減少。戰爭之後，由於又恢復了人口發展條件，人口又快速增長。比如四川盆地在宋末元初和明末清初遭受過兩次大屠殺，人口急劇減少，兩次湖廣填四川後，人口很快恢復（遠遠超過同期的全國人口增長率）。再從我們易氏人口來說，在宋朝的時候我們家族主要居住在江西，當時江西是全國人口大省，人口密度比較高，而湖南人口還比較稀少，我們家族的一小部分遷往湖南，湖南的易氏人口增長很快，總數很快超過了江西。而在清朝初年的時候，湖南人口密度比較高，四川人口很稀少，少部分湖南易氏遷往四川，人口增長又比湖南要快，比如我們湖南黔陽支系只有少部分人遷往四川，但現在在四川盆地可能有20多萬人口，而留在黔陽的只有5萬人口。

新的技術意味着承載人口的空間增加，人口相對變稀了。比如明朝的時候，中國人口6千萬，很多人認為已經是人滿為患了，但美洲作物在清朝初年開始推廣後，承載人口的能力又大增，人口又沒有接觸抑制和密度抑制了，人口快速增加到4億。解放後，由於農業技術和水利條件，人口承載能力又大增。從城市看，人類還往空中和地下擴展生存空間。

但目前城市規劃存在問題，又出現了現代意義的『接觸抑制』和『密度抑制』，由於高房價等生活成本提高，老百姓生不起孩子了。現代最嚴重的城市病不是交通擁擠和環境污染，而是超低生育率。韓國、日本、新加坡、中國台灣、香港的生育率只有0.9-1.2，與城市規劃關係很大，以這樣的城市規劃，即便非洲穆斯林搬進去生育率也很難提升的。而美國生育率能夠保持在世代更替水平的2.1，與城市規劃、合理的房價很有關係。美國即便紐約這樣高密度大都市，人口密度也只有4000人/平方公里。美國的中位房價只是人均GDP的5倍，只是中位家庭收入的4倍。

3、小戶型住房設計後患無窮

溫家寶總理2011年2月２７日與網友交流時說，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土地稀缺的國家，住有所居並不意味着每人都有自己的住房。溫家寶說：『我提倡小戶型。』

以『人口眾多、土地稀缺』為由堅持計劃生育並提倡小戶型住房，這種理由是站不住腳的。英國、德國、日本人均國土面積分別只有中國的55%，59%，40%，但人均住房面積比中國要大。如果光用人均國土面積來計算，中國人口即便超過20億，人均住房面積仍可比英、德、日要多。中國1978年人口為9.6億，其中城市人口只有20%，城鎮居民人均住房面積只有6.7平方米；2010年中國人口13億左右，城市人口接近50%，城鎮居民人均住房面積卻達到33平方米。1950年美國人均住房也只有26平方，現在人口增加1倍，而人均住房面積增加一倍多，超過70平方。從土地資源看，中國完全可以住的更加寬敞，沒必要縮手縮腳。

中國現在處於城市化加速階段，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人口遷移運動，城市化的方式將決定今後人口再生產的模式。『小戶型』的住房設計，是螺獅殼裡做道場——排場不開，使得中國不可逆轉地走向了台灣、韓國、香港那樣民不聊『生』城市化道路，今後生育率很難提升。

中國目前大多數城市都是以超過1萬人/平方公里進行城市規劃的（比如國務院批覆武漢的城市規劃是『到2020年主城區城市人口控制在502萬人以內，城市建設用地控制在450平方公里以內』，批覆鄭州的城市規劃是『到2020年，鄭州市中心城區城市人口控制在450萬人以內，城市建設用地控制在400平方公里以內』），其實正在走韓國、日本的老路（人口密度、容積率、房地產價格太高，人均住房面積、人均建設用地太少、社保制），這種城市規劃在獨生子女政策下還沒有問題；但是今後中國肯定會出台鼓勵生育的政策，而目前這種城市規劃顯然跟不上今後的時代要求，老百姓根本生不起孩子，生育率是不可能提高的，民不聊『生』，國將不國。我這次回國，發現北京、上海、長沙的城市規劃，根本沒有考慮到孩子的空間，室內空間小是因為房價太貴，室外又沒有足夠的公園和遊藝場，很多新區光注重吸引企業，卻不建學校（雖然農村和城市老區的學校紛紛撤併，但新區卻出現入學難），農民工進城根本生不起孩子。

中國現在城市是獨生子女家庭為主，2010年人均住房面積為33平方，但是今後需要主流家庭生育3個孩子，那麼意味着戶均住房面積需要比現在翻番，住房設計也會與現在大不一樣。讓一家三口人『宜居』容易，讓有三個孩子的家庭『宜居』不容易。中國城市的房地產今後將面臨根本性的改建，成本將是巨大的。現在中國『拆了重建』現象很普遍，是因為中國有龐大的年輕勞動力，有能力這麼多；但等到出現老年化社會，勞動力成本將非常高，是無力進行城市改建的（如日本和歐洲國家那樣）。如果無力改變，那麼今後中國也會像日本、韓國、台灣那樣陷入超低生育率的泥坑中。

當年因為擔心糧食危機使得中國實行計劃生育不讓生孩子；現在又因為擔心糧食危機讓今後生不起孩子。一方面任憑耕地荒蕪，一方面卻又以『保護耕地』為由限制城市用地。一方面要完成城市化，一方面卻又限制城市土地供應（政府人為製造『土地稀缺』導致奇貨可居，增加住房成本）。本屆政府一方面堅持計劃生育不動搖，不讓現在老百姓生孩子；一方面又通過『小戶型』的城市規劃，讓今後老百姓生不起孩子。

我並不是說中國人口太多、中國城市人口太多，而是說城市規劃出了問題，雖然宏觀來說，中國承載更多的人口是沒有問題的，但畸形的城市規劃使得老百姓的生存微環境出了問題，生活壓力很大。如果規劃合理，房價合理，城市不但能夠吸納人口，也能生產人口。

二十一世紀世界最大的問題是老年化危機，而不是糧食危機。政府應該將人口再生產放在首位。政府需要做的是保證城市化有足夠的土地供應，從而降低房價，而不是限制人均住房面積。當年的農業技術革命使得中國人口承載能力大增，相當於擴大了細胞的培養空間。今後需要通過科技和制度（抑制房價，將房子與汽車、家電一樣成為普通消耗品看待；改革社保制度，讓養小孩的付出與養老金獲益適當掛鈎）拓展城市人口生產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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