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细胞增长看人口增长--“小户型”住房后患无穷

人是高等动物，生物学特性决定了很多社会学特性。从某种角度看，生物学应该是社会学的基础课，没有生物学基础的社会学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1975年美国哈佛大学生物学教授爱德华·威尔逊出版《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他运用生物学知识，整合生物各类群间社会行为的统一性，揭示生物的社会属性，由低等生命到高级生物，最终着眼于人类社会——揭示人类的文化、宗教、伦理、美学的生物学根源……。该书因震惊了学术界，对生物学，乃至社会科学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北京大学社会学家郑也夫教授，也在生物社会学方面进行了很多开创性研究。郑也夫教授认为：“生物科学，无疑将对社会学基础理论的重建产生无与伦比的影响”， “生物学将改变这个世界，改变人类的身体，同时它的深层的哲学观也将极大地改变我们的思想方法。”他去年赠送我一本他的著作《神似祖先》，让我受益匪浅。

我本人是生物医学出身，受郑也夫教授的启发，我从细胞水平审视了人口学，发现人口增长的一些细胞学根源。下面是我给郑也夫教授的邮件的部分内容，我的思考还比粗糙，还有待今后完善。

1、细胞增长

细胞生长分为潜伏期、指数增生期、停滞期。细胞接种培养后，先经过一个在培养液中呈悬浮状态的悬浮期，接着是细胞附着或贴附于底物表面上，称贴壁。还要经过一个潜伏阶段，才进入生长和增殖期。细胞潜伏期与细胞接种密度等密切相关，细胞太少的时候会抑制它们的生长速度。因为细胞生长需要一定的辅因子，而这些不仅要求血清供给，还有细胞在培养过程中生成的，若细胞太少，会导致这类因子不足。有时候会在培养一些珍贵细胞的时候，放一些伴生长细胞（保姆细胞、侍细胞，这些细胞经过特殊处理，本身不分裂增殖）以提供辅因子。

细胞之间还存在缝隙连接（gap junction），间隙连接除了连接作用外,还能在细胞间形成电偶联（electrical coupling）和代谢偶联（matebolic coupling)。电偶联在神经冲动信息传递过程中起重要作用。代谢偶联可使小分子代谢物和信号分子（如cAMP和Ca2+）通过间隙连接形成的水性通道, 从一个细胞到另一个细胞,可使整个细胞群发生同步化反应。我最近一篇科研论文就是研究细胞之间这种同步化群体反应：http://www.biolreprod.org/content/82/1/66.full。这种细胞之间同步化，增加了子宫动脉内皮的功能，有助于增加怀孕期子宫血流（从而保证胎儿的正常发育；如果血流不足，将导致低低体重儿，成年之后将出现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多种疾病）。当细胞密度低的时候，不存在缝隙连接，细胞各自为政，效率比较低。我以前研究心肌细胞的时候，发现如果培养瓶细胞太稀少的话，心肌细胞就不跳动。如果细胞比较密，但还不形成稳定的缝隙连接，心肌细胞就各跳各的；当心肌细胞间形成比较稳定的缝隙连接，整个培养瓶的细胞保持同步化跳动，非常漂亮。

在指数增生期，细胞增长速度非常快，指数增生期持续3～5天后，随细胞数量不断增多、生长空间渐趋减少、最后细胞相互接触汇合成片。由于细胞的相互接触能抑制细胞的运动，这种现象称接触抑制，增长就变得很慢了；但只要营养充分，细胞仍然能够进行增殖分裂，因此细胞数量仍在缓慢增多，但当细胞密度进一步增大，培养液中营养成分减少，代谢产物增多时，细胞因营养的枯竭和代谢物的影响，则发生密度抑制，导致细胞分裂停止。细胞数量达饱和密度后，细胞遂停止增殖，进入停滞期。停滞期细胞虽不增殖，但仍有代谢活动，继而培养液中营养渐趋耗尽，代谢产物积累、pH降低，会有cellular stress，细胞会中毒，发生形态改变，重则从底物脱落死亡。然后将细胞消化下来，稀释之后种植在新的培养瓶，细胞又快速增长。但是如果传代过晚（已有中毒迹象）能影响下一代细胞的机能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虽进行了传代，因细胞已受损，需要恢复，至少还要再传1～2两代，通过换液淘汰掉死细胞和使受损轻微的细胞得以恢复后，才能再用。

也就是说，要让细胞保持完善的功能，需要较高的细胞密度，但又不能太拥挤。

2、人口增长

人类人口和文明发展也存在类似的调控机制。当人口很少的时候，很难产生文明。只有当有足够人口数量的时候，有人口密度优势和规模优势才能产生文明，人口也才能增加。有些边远地区的民族往往因为人口太少而文化落后，甚至人口灭绝。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下，一个地区的人口承载能力是有限的，在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出现接触抑制和密度抑制，由于人均耕地等的减少，会出现社会动荡、饥荒、瘟疫等，生存压力很大（stress），人口很难再增加，甚至会发生战争，人口会减少。战争之后，由于又恢复了人口发展条件，人口又快速增长。比如四川盆地在宋末元初和明末清初遭受过两次大屠杀，人口急剧减少，两次湖广填四川后，人口很快恢复（远远超过同期的全国人口增长率）。再从我们易氏人口来说，在宋朝的时候我们家族主要居住在江西，当时江西是全国人口大省，人口密度比较高，而湖南人口还比较稀少，我们家族的一小部分迁往湖南，湖南的易氏人口增长很快，总数很快超过了江西。而在清朝初年的时候，湖南人口密度比较高，四川人口很稀少，少部分湖南易氏迁往四川，人口增长又比湖南要快，比如我们湖南黔阳支系只有少部分人迁往四川，但现在在四川盆地可能有20多万人口，而留在黔阳的只有5万人口。

新的技术意味着承载人口的空间增加，人口相对变稀了。比如明朝的时候，中国人口6千万，很多人认为已经是人满为患了，但美洲作物在清朝初年开始推广后，承载人口的能力又大增，人口又没有接触抑制和密度抑制了，人口快速增加到4亿。解放后，由于农业技术和水利条件，人口承载能力又大增。从城市看，人类还往空中和地下扩展生存空间。

但目前城市规划存在问题，又出现了现代意义的“接触抑制”和“密度抑制”，由于高房价等生活成本提高，老百姓生不起孩子了。现代最严重的城市病不是交通拥挤和环境污染，而是超低生育率。韩国、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香港的生育率只有0.9-1.2，与城市规划关系很大，以这样的城市规划，即便非洲穆斯林搬进去生育率也很难提升的。而美国生育率能够保持在世代更替水平的2.1，与城市规划、合理的房价很有关系。美国即便纽约这样高密度大都市，人口密度也只有4000人/平方公里。美国的中位房价只是人均GDP的5倍，只是中位家庭收入的4倍。

3、小户型住房设计后患无穷

温家宝总理2011年2月２７日与网友交流时说，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土地稀缺的国家，住有所居并不意味着每人都有自己的住房。温家宝说：“我提倡小户型。”

以“人口众多、土地稀缺”为由坚持计划生育并提倡小户型住房，这种理由是站不住脚的。英国、德国、日本人均国土面积分别只有中国的55%，59%，40%，但人均住房面积比中国要大。如果光用人均国土面积来计算，中国人口即便超过20亿，人均住房面积仍可比英、德、日要多。中国1978年人口为9.6亿，其中城市人口只有20%，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只有6.7平方米；2010年中国人口13亿左右，城市人口接近50%，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却达到33平方米。1950年美国人均住房也只有26平方，现在人口增加1倍，而人均住房面积增加一倍多，超过70平方。从土地资源看，中国完全可以住的更加宽敞，没必要缩手缩脚。

中国现在处于城市化加速阶段，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口迁移运动，城市化的方式将决定今后人口再生产的模式。“小户型”的住房设计，是螺狮壳里做道场——排场不开，使得中国不可逆转地走向了台湾、韩国、香港那样民不聊“生”城市化道路，今后生育率很难提升。

中国目前大多数城市都是以超过1万人/平方公里进行城市规划的（比如国务院批复武汉的城市规划是“到2020年主城区城市人口控制在502万人以内，城市建设用地控制在450平方公里以内”，批复郑州的城市规划是“到2020年，郑州市中心城区城市人口控制在450万人以内，城市建设用地控制在400平方公里以内”），其实正在走韩国、日本的老路（人口密度、容积率、房地产价格太高，人均住房面积、人均建设用地太少、社保制），这种城市规划在独生子女政策下还没有问题；但是今后中国肯定会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而目前这种城市规划显然跟不上今后的时代要求，老百姓根本生不起孩子，生育率是不可能提高的，民不聊“生”，国将不国。我这次回国，发现北京、上海、长沙的城市规划，根本没有考虑到孩子的空间，室内空间小是因为房价太贵，室外又没有足够的公园和游艺场，很多新区光注重吸引企业，却不建学校（虽然农村和城市老区的学校纷纷撤并，但新区却出现入学难），农民工进城根本生不起孩子。

中国现在城市是独生子女家庭为主，2010年人均住房面积为33平方，但是今后需要主流家庭生育3个孩子，那么意味着户均住房面积需要比现在翻番，住房设计也会与现在大不一样。让一家三口人“宜居”容易，让有三个孩子的家庭“宜居”不容易。中国城市的房地产今后将面临根本性的改建，成本将是巨大的。现在中国“拆了重建”现象很普遍，是因为中国有庞大的年轻劳动力，有能力这么多；但等到出现老年化社会，劳动力成本将非常高，是无力进行城市改建的（如日本和欧洲国家那样）。如果无力改变，那么今后中国也会像日本、韩国、台湾那样陷入超低生育率的泥坑中。

当年因为担心粮食危机使得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不让生孩子；现在又因为担心粮食危机让今后生不起孩子。一方面任凭耕地荒芜，一方面却又以“保护耕地”为由限制城市用地。一方面要完成城市化，一方面却又限制城市土地供应（政府人为制造“土地稀缺”导致奇货可居，增加住房成本）。本届政府一方面坚持计划生育不动摇，不让现在老百姓生孩子；一方面又通过“小户型”的城市规划，让今后老百姓生不起孩子。

我并不是说中国人口太多、中国城市人口太多，而是说城市规划出了问题，虽然宏观来说，中国承载更多的人口是没有问题的，但畸形的城市规划使得老百姓的生存微环境出了问题，生活压力很大。如果规划合理，房价合理，城市不但能够吸纳人口，也能生产人口。

二十一世纪世界最大的问题是老年化危机，而不是粮食危机。政府应该将人口再生产放在首位。政府需要做的是保证城市化有足够的土地供应，从而降低房价，而不是限制人均住房面积。当年的农业技术革命使得中国人口承载能力大增，相当于扩大了细胞的培养空间。今后需要通过科技和制度（抑制房价，将房子与汽车、家电一样成为普通消耗品看待；改革社保制度，让养小孩的付出与养老金获益适当挂钩）拓展城市人口生产空间。

此文发在人民网：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view=2&id=107632492&boardI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