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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中文系,一百年留下了什麼

國學新聞| 文化新聞

2010-11-8 08:00| 發布者: 對酒當歌| 查看: 1137| 評論: 0|原作者: 王慶環|來自: 光明日報

摘要: 今年是北京大學中文系百年華誕,各種慶典活動也於近日拉開帷幕。走過百年途程的北大中文系,最值得紀念的是什麼?最值得留給後代學人的是什麼?在近日舉行的【北京大學中文系百年圖史: 1910 ― 2010 】一書首 ...

今年是北京大學中文系百年華誕,各種慶典活動也於近日拉開帷幕。走過百年途程的北大中文系,最值得紀念的是什麼?最值得留給後代學人的是什麼?在近日舉行的【北京大學中文系百年圖史:19102010】一書首發式及座談會上,與會者的思考,讓人體味出北大中文系這塊學術高地的精神氣度,也激發出人們對當下大學教育的深入思考。

100年的輝煌與艱辛

在【百年圖史】主編,北大中文系原系主任、文學史家、著名學者溫儒敏教授看來,北大中文系100年的歷程,大致有幾個比較重要的段落――

五四時期:國文系在新文化運動中光芒四射,中西學術仍處在激烈碰撞的時期,北大中文系『廢門改系』,教學模式初步建立。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注意協調西方學術方法與中國傳統固有的學術方法的關係,力促教學與研究往現代化的方向轉換,教學格局與課程體系形成,產生一批高水準的專著,也培養了許多功底紮實的學者。

西南聯大時期:和清華中文系合作,挺過艱難的戰爭,維護了一批『讀書種子』。

五十年代初院系調整:清華、燕京和中山等幾所大學中文系與北大中文系合併,一時名家林立,成爲學術界的『巨無霸』,是鼎盛時期,學科建設對全國有輻射性影響。儘管五十年代艱難動盪,還是培養出一批學術骨幹。

『文革』時期:北大中文系受到衝擊的『非常時期』。

八十年代前期:思想解放,無論教學還是科研,都達到良好水平,是又一個興盛期。

九十年代以來:市場經濟大踏步前來,學術與學科的規模擴大,中文系守正創新,面臨『新的機遇』。

總的來說,從1910年京師大學堂開設『中國文門』,中國語言文學成爲獨立的學科起,北大中文系歷來人才濟濟,每一階段都有許多名家大師,從而成爲學術高地。但這份輝煌來之不易,『100年的歷史,太多風風雨雨,太多曲折坎坷。當我們埋頭那堆積如山布滿塵灰的檔案舊刊,儘量回到歷史現場時,對「百年艱辛」這個詞真有了血肉的感受。』

堅守中彰顯的『系格』

翻開【北京大學中文系百年圖史】,林紓、章太炎、陳獨秀、胡適、劉師培、黃侃、周作人、錢玄同、吳梅、劉半農、魯迅、沈兼士、唐蘭、朱自清、聞一多、沈從文、劉文典、羅常培、楊振聲、游國恩……學問大家數不勝數。『現在回過頭看去,北大中文系就像是一個家族,這個家族是有血統的,這個血統當中最重要的品質就是大度、寬容,也就是胸懷。』北大中文系教授、著名作家曹文軒說,『在北大中文系,不同主張、不同流派、不同品行、不同風氣的人和平相處,她既是魯迅的天下,也是沈從文的天下,而魯迅和沈從文的寫作、哲學都不是一路的,但是我們看回去,他們卻就是這個家族的。』

溫儒敏教授以『系格』一詞闡述北大中文系百年來在學術堅守中形成的傳統和魅力。『所謂系格,是一種生生不息的風氣與習慣,一種共識與遊戲規則。北大中文系的系格,一方面在於傳統深厚,擁有嚴謹、紮實的學風,另一方面是思想活躍,學術自由,環境寬容。回想五四前後「章門學派」與「新派」的分歧,即「文白之爭」是非常激烈的,但這裡有遊戲規則,就是尊重學術,尊重自由。五四之後「新派」占了上風,但其對手「章門學派」的學術理路也延續下來,並成爲主流。事實上,「新派」也多少接納並融合了對手的路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就是寬容大度的學術襟懷。這種風氣,比較適合做學問,百年來北大中文系始終人才薈萃,思路活躍,是和這種學術風氣互爲因果的。』

『百年系慶讓我們思考:北大中文系發展百年,到底什麼是值得紀念的?』北大中文系黨委書記蔣朗朗說,『北大中文系的傳統有兩方面,一是關注和參與社會的傳統,二是學術自由的傳統。』

下一個百年不只是守望

中文專業在全國各大院校中處於式微狀態,各地高校紛紛改中文系爲文學院或人文學院,如此情形下迎來百年誕辰的北大中文系,如何面對下一個百年?

上世紀九十代中後期曾任北大中文系主任的費振剛教授近日出版了一本個人視角看北大的書,『書名叫【守望】,說我在北大的55年,以此表達我對北大中文系的守望的心情。我認爲中文系有這麼多學者在崗,有這麼多人在關心中文系,中文系會發展。』

1982級中文系學生、現在紐約大學工作的張旭東說:『現在都在講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何謂世界一流?一流大學就是自己給自己定高度,不要讓別人給我們定標準,我們要傳承承擔,做事要有自信。北大中文系就有這樣一個感覺,她做的東西很不一樣,中文系就是自己的參照系,自己確定自己做的事。』

1978級學生、北大中文系教授戴錦華說:『作爲中國語言文學系,我們以最爲直接的方式履行著知識和文明的傳承,我們已經走了一百年,我們還將走一百年。』

『從前的榮耀可以增強我們的自信,同時這種榮耀所形成的壓力,我想也是有益的,劉師培活了不過36歲,黃侃也不過49歲,可是他們居然做了那麼多的事。那時候沒有電腦、轎車,也沒有城鐵、高鐵,是一個慢的時代,可是他們就是用毛筆寫了那麼多具有開山意義的書,而如今,一切都快了,可我們到底做了一些什麼呢?』曹文軒教授問得很尖銳。

正如溫儒敏教授在【百年圖史】序言中的發問:我們應當並且能夠做些什麼?北大中文系的下一個百年,應該不只是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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