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學術道德到了最危險時刻 麻木將自毀長城

在外界看來，第十二屆中國科協年會開幕前一天的一個小型論壇激起的反響或許有些難以想像。

　　這一匯聚着數以百計的兩院院士和數千科技工作者的大會，繼2009年首次開設『科學道德建設論壇』後，再次將學術道德作為首個專項論壇推出。

　　北京大學前校長許智宏院士披露，2009年度評選出的『中國十大科普事件』中，學術不端行為屢被揭露，公眾呼籲科學精神回歸；而2009年度評出的『國內十大科技新聞』中也赫然出現這樣的字眼：院士涉假引發學術界反思。

　　『我們的學術道德到了最危險的時刻。』中國科協科技工作者道德與權益專門委員會主任、中南大學校長黃伯雲院士發出的警示振聾發聵。

　　中國工程院院士鄭健超則表示，『不能對學術腐敗行為熟視無睹聽之任之，否則科技界將「自毀長城」』。

誰來『鑑定』學術鑑定部門

　　似乎已經塵埃落定的『漢芯事件』在『科學道德建設論壇』上再一次被提起。這一次矛頭直指事件背後的學術鑑定部門。

　　造假者何以輕易得逞，成果鑑定部門和相關人員是否也該承擔責任？中國科學院院士、廈門大學化學系黃本立教授認為『漢芯』造假還有鑑定問題、團隊問題和監管問題三問待解。

　　同樣讓這位老院士感慨的是『肖氏反射弧』理論的鑑定流程。

　　黃本立院士引述媒體報道稱，所謂『肖氏反射弧』這種理論在國外僅處於動物試驗階段。令人不可思議的是，1999年、2004年，衛生部門曾兩次對『肖氏反射弧』進行科技成果鑑定，結果分別為『國際領先』和『國際先進』，建議推廣應用。而據參與2004年衛生部門鑑定的一位專家披露，當時鑑定的時間只有一個下午，鑑定組裏肖傳國的老師則一開始就大講『這是國際領先』。

　　一塊民工磨出的晶片被鑑定為『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的高端大規模集成電路』；幾個小時鑑定出『國際領先』……對此，黃本立院士分析，一些學術研究、科研開發弄虛作假，顯然與這種鑑定體系和機制的漏洞大有干係。

　　『對學術鑑定是否也應來個問責制？』黃本立院士建議：『既要讓造假者受到應有的懲罰，也要使考核者負起應有的責任。』

　　此前，更多的關注點在於對造假者懲戒機制的建立上，而科研攻關、友情鑑定在科技界被詬病已久。科技部科研誠信辦公室顧問孟輝對這一觀點表示認同。在他看來，陳進的問題是典型個案，像這樣的情況僅有行政處罰是不行的，『評審專家必須對審查行為有個交代。』

科研任務如期完成定會催生不端

　　『科學道德建設論壇』上，許智宏院士展示了一張反映學術生態的漫畫，畫中代表着『質疑、批評、誠信、反思……』的大樹都被砍光，一棵浮躁的大樹卻枝繁葉茂。

　　許智宏則將此比喻為：『學術生態被嚴重破壞，「化肥」使用太多，樹木長得高大但不健壯。』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與會教授認為，現在不斷在強調『我國國際科技論文數量世界第二位，發明專利數量第三位』。但這或許正是一種『化肥太多』催熟的科技界表面繁榮，這其中有多少論文造假、抄襲，至今沒有一個權威的說法，而暴露出來的個案也足以讓人觸目驚心。

　　同樣讓這位教授憂慮的是，一方面我國發表論文數量不斷攀升，『國際領先』、『國際一流』的鑑定不斷湧現，但在專業領域同行評議中獲得國際影響的依然鮮見。國家軟科學研究計劃重大項目公佈的報告顯示，我國科學在世界的影響力仍然不高，在19個主要國家中排名第13，甚至低於瑞士、以色列等小國。

　　中國工程院院士鄭健超認為，背後的原因在於，『科研任務必須如期完成、科研成果進規劃、論文數量納入考核指標等做法，定會催生短期行為和違背科學規律的不端行為。結果很可能適得其反。』

　　事實上，這也讓一些從海外歸來的科學家十分不解：科學活動是探索未知，如果現在就能預測三五年後的結果，還要立項做實驗幹什麼呢？！

　　在年會特邀報告會上，科技部部長萬鋼說，科技創新、科學研究是有風險的，很多成果就是在過去不斷的失敗中產生的，因此科學研究只要是腳踏實地的，只要是努力工作的，課題哪怕沒有達到原來的目標，同樣可以支持。『我們要營造的就是一個寬容失敗，摒棄浮躁，潛心研究的創新文化氛圍。』

　　鄭健超院士描繪的一幅畫卷讓人神往：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在我國出現更多的如下的情景：人們好不容易找到躲在實驗室埋頭做實驗的某科學家，向他祝賀獲得某項大獎的殊榮。

　　這位科學家回答說：有這回事嗎，你們沒有搞錯吧？

　　『那時，我們離科技強國的目標就近在咫尺了!』鄭健超院士說。

處長政治之弊

　　中國科學院院士、地質學家劉嘉麒至今有些弄不明白：『科研人員與管理人員到底是什麼樣的關係。』

　　『一些機關的管理幹部往往這麼說，我們是為科學家服務的，為科技工作者服務的，但是你說哪件事科學家能定下來呢？真正定下來的都還是管理者。』

　　『科技人員沒法用正常的心態去工作，科技人員之間，科技人員與行政官員之間行為失常。』中國科協常委、河北農科院副院長王海波研究員如是說。

　　年會上，很多科學家認為官員的力量或許過於強大。

　　『科學管理是科技的上層建築，是對科學技術的活動和導向，做得好要促進科技的發展，做得不好會制約科技的發展。』一位與會專家認為，科技管理上管得過細過繁是弊端之一。

　　他就此舉例，從項目的申請到項目的檢查，不知道要跑多少的路，寫多少的報告，寫多少的材料，也不知道在這個之外還要做多少的事情，所以科研人員付出的精力和時間實在是太大了。有的時候申請成功了，沒幹幾天又得要檢查匯報，一個項目在執行的三年五年裏頭，好多事都跑在這個上頭，無疑干擾了正常的工作。這也促使科技人員去做一些表面文章而不做實質性的東西。

　　今年9月，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施一公教授和北京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饒毅教授聯合撰寫的美國【科學】雜誌社論文章中也曾指出，『每個人都很清楚：與個別官員和少數強勢科學家搞好關係才最重要，因為他們主宰了經費申請指南制訂的全過程。』

　　面對今天的學術界現狀，鄭建超院士認為，光靠科技群體『潔身自好』還不夠，寬鬆和諧的外部環境也非常重要。鄭建超院士就此分析，我國目前體制下，大多數科學團體還不能擺脫對政府部門的掛靠依賴關係，一些部門領導習慣於把學術團體當成體現行政意志的工具，以至於學術問題受到行政干預的事時有發生。

　　劉嘉麒院士也提出，科研管理和科技活動的關係必須得擺清楚，否則不光是影響科技工作，而且會腐蝕科研的生態環境，『為什麼現在生態環境不好，大家為了跑項目，為了跑評估，就到處去拉關係。』

　　一位高校的在讀博士就曾親眼目睹自己的導師、一位白髮蒼蒼的老教授在項目申請中被一個年輕人搖指訓斥的場景，『那一幕，終身難忘』。

學術打假，怎一個愁字了得

　　11月5日，在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舉行的第二屆全國學術批評與學風建設論壇上，天津師範大學教授譚汝為用宋詞來形容當前的學風：『用李清照的詞來說，是「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用辛棄疾的詞來說，是「更能消幾番風雨」，用姜夔的詞來說，是「最可惜一片江山」。』

　　譚汝為的精彩論述贏得了一片掌聲。像譚汝為教授這樣來聲討學術不端和學術失范等學風問題並提出建議的，一共有30多位學者。但出席者普遍對前景不太樂觀。

學術泡沫在某些領域極其嚴重

　　王建民教授是山東大學當代社會主義研究所所長，主要從事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研究。在他之前的發言者，都認為我國學術有泡沫，問題比較嚴重。

　　他認為：『不是有泡沫，而是絕大部分都是泡沫，80-90%都是泡沫！』

　　他這番話讓與會者紛紛側目。王建民沒有停頓：『我估計，我這個領域碩士研究生，說點極端的話，100%都有問題，博士研究生論文，絕大多數也程度不同地存在問題。』

　　王建民沒有進行過多闡釋，就把話鋒直指官員讀碩讀博水分太大：『各級領導幹部，這麼多年，我沒有看到過一篇真正達到碩士或博士論文水準的論文，甚至沒有看到一篇真正是他們自己做的。』

　　王建民的發言引來了許多附和聲。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程正民隨後也談到了學術和權力結盟的問題。他認為，『學術隨着權力無限地膨脹，缺乏監督，導致禍害學術，禍害人才』。

　　程正民說，有些學者，不能說原來學問做得不好，但也不見得權威。當了官以後卻馬上成了權威。隨之而來的是『雞犬升天』似的膨脹，程正民說，學者當了官以後，要人有人，要錢有錢，要獎有獎，要項目有項目，很快所在學科就成了重點學科，成了基地，『但其中有多少是貨真價實的，圈中的人其實很清楚』。

　　『這種做法，一是禍害了學術，二是禍害了人才』，程正民說，為了樹權威，不顧質量，出現大量垃圾，禍害了學術，而這種環境導致浮躁、圓滑的人吃得開，老實人反而吃虧，使真正想認真搞學問的人少了，所以禍害了人才。

學術打假之路充滿心酸

　　中國社科院語言研究所研究員董琨用一個小小的事例佐證當前學術批評之難。

　　他說，自己擔任博導後，參加過不下一百次博士論文答辯，其間，他只投過一次反對票，那是針對一位知名學府的博士生，『那次實在是太不滿意了，無論是論文還是答辯都不滿意』。

　　『我認為是無記名投票，應該沒問題。但很快就傳出來了，說董先生投了一個反對票』。董琨說，像這樣的事情，對於學者來說應該很正常的，為什麼不贊成變成很反常很另類的舉動呢？『我感到無奈，發現要用學者的良知來堅持一下很困難。後來，我從來不投反對票了』。

　　感受更深的，是那些因打假惹過官司的學者。這次的論壇上，就有好幾位學者有這樣的遭遇。

　　譚汝為教授的一起學術官司，完全就是『一個人在戰鬥』。

　　據報道，2003年，天津外國語學院漢學院一位副教授在申報教授職稱時，用一本書作為科研成果公示，但其中有10篇文章涉嫌抄襲。2004年7月，天津市語言學會常務理事會為此專門開會決定：撰寫公開信揭露這位教師的剽竊行徑，向市有關領導及外語學院及其他院校領導進言。天津市語言學會隨後就被這位涉嫌抄襲的教師以『侵害名譽權』為由告上法庭。

　　譚汝為說，這個官司，他們在基層法院一審輸了，上訴到了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才扭轉過來。扭轉過來的根本原因，是因為他們查證過程中，發現此人還涉嫌抄襲了河南大學一個歷史學者的論文，改了個名字就拿去發表了。『官司打了三年，完全是用我們自己的錢在打，打假是取得了勝利，但組織上不理不睬，那人只被天津外國語學院停課了一年。』

　　譚汝為教授這樣總結道：『一個國家的興旺，學術繁榮是基礎，而任由無價值和灰色的學術及抄襲剽竊的學術泛濫，危及的將是國家和民族的利益』。

司法程序有否助益學術批評

　　學術批評走入司法程序，這在當前的中國學術界數見不鮮。

　　但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黃安年對此卻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司法訴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學術是非判斷。黃安年說，司法審判和學術鑑定兩者本來是沒有直接關係的，司法審判無法承擔也解決不了學術是非問題。『司法審判只能就民事糾紛或刑事案件本身做出不受外界干預的公正裁定，這種裁定無法涉及學術或科學是非問題』。

　　黃安年說，學術是非爭議只能通過實事求是的、健康的學術爭鳴、不帶偏見的評論或科學實踐來解決,其中某些學術和科學問題不見得一時可以判定，還得有反覆實踐和時間來確認或求同存異，需要在學術是非爭鳴進程中，排除各種影響學術公正判斷的非學術因素。

　　他說，學術是非也不能迷信學術權威、單位的行政干預，甚至黨政領導人的裁決。『我們需要做的是讓學術回歸學術,不媚上、不媚俗、不唯書、不唯權』，因此，指望由司法審判來認定學術是非是一廂情願的事，『「鐵錘」和「法錘」都解決不了學術上的真正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