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館裡的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是一個貫穿古代和中世紀貿易的路線體系，它將東西方國家連接了起來。關於絲綢之路的研究多集中於探究其起源、功能及不同時期所運輸的商品的特點，並強調了各區域中心在貿易往來中的重要性。實際上，絲綢之路是一種特殊的東西方交流形式。當然，它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是世界文明中各種成果的交流之路，在古歐亞大陸人民的生活中發揮重要的融合作用。這條路線是東西方文明的橋梁。基於哈薩克斯坦中央國家博物館中的資料，可以探究絲綢之路沿線歐亞大草原游牧民族間的文化、經濟與政治關係。

古絲綢之路對文明發展具有重要作用

絲綢之路這一歷史交通網絡的鼎盛期大約始於公元前2世紀末，當時，中國使節前往中亞大陸，直到公元14世紀蒙古人穿越亞歐大草原，建立北道。沿線商人出售各類商品：馬匹、寶石製品、玻璃、象牙、棉花、羊毛、亞麻、香料、薰香、茶葉。到19世紀，這一路線被稱為『絲綢之路』。

到公元前2000年，中國的養蠶業已經發展得比較成熟了，並最終形成了世界性的壟斷。中國家庭的成員，尤其是婦女，熟練地照料桑樹，用嫩桑葉餵蠶，嚴守着生產絲綢的技藝。這也許就是為什麼希臘人和羅馬人無從得知絲綢的製造方法。羅馬博物學家老普林尼在公元70年左右甚至寫道，製作絲綢的生絲是從樹葉上長出來的。羅馬帝國花費了大量的真金白銀購買絲綢，普林尼估計這些花費高達每年1億塞斯特，十分驚人。公元前1世紀，絲綢是如此昂貴和稀有，即使是富有的羅馬人也只能買得起一小塊，然後把它縫在亞麻或羊毛的衣服上作為珍貴的胸飾。中國出售的絲綢數量從公元1世紀開始增長，當時除了陸路，中國和西方之間的海上航線也開通了。令人驚訝的是，即便如此，中國依然保持着對絲綢的壟斷，西方國家直到公元6世紀才發現絲綢生產的秘密。

自公元前500年後的兩千年裡，歐亞大陸上形成了中國、印度、西亞和歐洲四大文明中心。這兩千年來，絲綢之路一直是亞歐之間知識和物質交流的主要渠道。它溝通融合了各地區和各民族的物質與精神文化，極大地促進了民族和國家的統一。可以說，絲綢之路對人類文明的發展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公元1—2世紀，歷史上首次出現了宏觀的政治體系，它包含了整個舊大陸的文明地帶。羅馬帝國、安息帝國、貴霜帝國（包括中亞大部分地區、阿富汗和印度）和中國四大帝國逐步形成，彼此間進行着複雜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交流，影響了跨大陸交通的發展。從哈薩克斯坦共和國中央國家博物館中的文物中足以看出絲綢之路在人類社會生活方方面面起到的作用。

哈薩克斯坦共和國中央國家博物館館藏中最豐富的是裝飾品和實用工藝品，這些藏品展現了中亞地區各文化間的相互作用。考古材料使我們能夠專注於歐亞與中國各民族間的文化交流過程中最重要的階段。在分析文物時，我們可能會發現相似的文物，它們可能與歷史上已知的民族的某種文化表現相關聯。

中亞的工匠們成功地將中國的工藝特徵和裝飾圖案移植到貴族或統治精英的服裝（特別是絲綢）、銀盤、碗、水壺等物品的製作中，體現了中國對西方文化的影響。B.吉倫斯沃德對中國銀器裝飾及其在公元8—9世紀的發展史進行了深入研究。B.I.馬沙克吸取他的研究成果以及中亞和南西伯利亞古蹟的考古發現，收集了關於西方金屬浮雕借鑑中國藝術的重要證據。

在中亞、南西伯利亞、蒙古和中國的古遺址發現了大量通過絲綢之路自中國進口的物品，證實了中國對西方、北方及一些獨立國家的歷史影響。國內外科研成果使我們能夠找出中亞歷史上與中華文明相互作用的層面。

從銅鏡裝飾看文明交流互鑒

古代和中世紀的鏡子標誌着不同的歷史時期和民族文化，展示了傳統和原始合金生產工藝的特點。鏡子上的圖案也是重要的研究材料。鏡子被反覆仿製的過程，促進了裝飾圖案及寓意的同化和發展，豐富了當地藝術。

在哈薩克斯坦境內發現的銅鏡表明，中亞地區與中國保持着相當密切的貿易和外交聯繫。其中一種就是通過同一面鏡子的碎片締結的合同：通過將碎片拼成一面完整鏡子的形式保證合同的真實性。這種合同顯然有口頭和書面的條約支持，但擁有的某面鏡子的碎片代表着參與某項交易的資格。在哈薩克斯坦各地都發現過大量的鏡子，有整面的，也有碎片。這些鏡子是進口的，或根據進口的樣品在當地作坊生產的。

具有魚形象的鏡子有相當多的構圖方式。也許這一形象的寓意已經為這類鏡子的製造商和消費者所熟知，比如在游牧民族的遺蹟中發現了中國鏡子的複製品，上面逼真地描繪了溪流中的魚。不過在游牧民族的文物中，飾有帶魚的圖案一般是採用當地的原始工藝製作的。中國鏡子上兩條魚的形象（鯉魚）出現在漢代，象徵着在學習上更上一層樓的希望。魚被描繪成陰陽的象徵，它們仿佛在互相追趕——一條魚的頭連着另一條魚的尾巴。

鏡子上的紋飾不僅僅有魚和波浪的圖像。在古代中國人看來，生命的起源是天和地這兩種對立力量的統一。雨是天地結合的具體表現。波浪、雲彩和螺旋是雷電的象徵，漂浮在海浪里或雲層和火焰中的龍，是雨神的象徵。作為一種自然現象的雲，瞬息萬變的，象徵某種預兆。雲紋在漢代非常流行，並成為最重要的裝飾圖案。在唐朝，有一種浮雲的圖案廣為流傳，它來自一個帶有螭龍和鳥類圖像的古老裝飾品。還有一種『雲和花』的圖案，突出表現為呈雲狀的花草（葉）紋飾。在這種圖案的寓意取自『雲』和『運』的諧音。因此，雲已成為幸福和好運的象徵。後來又有了更複雜多樣的雲紋——『流雲』『盤雲』『團雲』等，反映了自然界中雲的豐富多樣性。水紋在中國藝術中也很受歡迎。水是生命之源，水紋寓意着神聖和純潔。根據其狀態，水紋也有不同類型。水可能會飛濺、泛濫、平靜，或奔流不息，因此水紋也會發生各種變化，並具有各種含義。

收藏品中還有一面刻着小鳥圖像的銅鏡，繪有四個漢字銘文：『家常富貴』。在象形文字之間繪有成對的小鳥，相鄰的鳥朝向相反，即頭部均朝向象形文字。類似的鏡子廣泛分布在西伯利亞南部（米努辛斯克盆地），目前已發現有9面此類鏡子。中世紀的繪有對立的鳥和象形文字的銅鏡是中國西漢銅鏡早期仿製品。這種仿製的技術在晚唐時期在中國得到了發展，並一直持續到10至15世紀。Tossiche鏡子指用米努辛斯克鑄造工藝製作的鏡子，可追溯到13-15世紀。莫斯科國家歷史博物館以及芬蘭國家博物館也有類似的銅鏡。

還有一面銅鏡有意思的地方在於它是無意間被發現的，具體的出土地點無從得知。中心圓紐周圍有八個漢字，漢字之間有八個球形小凸起。外圈中對稱分布形似拉丁字母『TLV』的圖案。此類銅鏡的刻文通常相當統一，寓意也相同；底座也大體相同，細節部分稍有不同。銅鏡上銘文出現於漢朝早期，到西漢末期廣為流傳，人們普遍相信這些文字顯示了銅鏡的神奇屬性，可以幫助所有者祛除邪魔鬼怪。研究員S.Kamann證實，形似拉丁字母『T，L，V』的圖案與古代中國的宇宙觀有關，這些圖案象徵全世界的國家、四方邊界和地之盡頭。此類銅鏡在中國文學作品中被稱為『規矩鏡』。『V』形紋路，為『規』，即圓規；『L』形紋路，為角尺，即畫圖工具，可以用來畫象徵天地的幾何圖形：圓形和方形。『T』形紋路，象徵高山，山是大地上的一部分。四個半圓形凸起和一個中心圓紐，象徵五大方位（東、西、南、北、中）。每個方位都與一年中特定的時節和某種神聖的動物有關。中國神話中的動物都寓意吉祥、幸福。

哈薩克斯坦中央國家博物館展品中還有三件飾有花卉圖案的銅鏡複製品。銅鏡呈圓形，鏡面中心有凸起圓紐，周圍有八片藝術化的花瓣。裝飾區域有螺旋紋、藝術化花瓣及牡丹花紋飾。銅鏡邊緣有拱形圖案，高於其他部分。此類銅鏡在中國元朝時期，由中國北部引入各地。儘管13—14世紀中國的銅鏡產量下降，但此類銅鏡的仿製品在中國、中亞、西伯利亞等地依然使用廣泛，展現了金帳汗國時期的蒙古居民與中原地區居民的文化傳統和知識。此銅鏡的發現地點、來源尚不明確，但參照與其類似的銅鏡，它應該也是在哈薩克斯坦東部地區或者河谷中被發現。

背面有圓紐的圓形銅鏡成為中國銅鏡的主要形式。這種流行趨勢的出現可以在中國古代宇宙觀中找到解釋。中國古代人民認為鏡子就是天的縮影，因為天是圓的，鏡子也是圓的。鏡紐象徵着世界的『軸』，代表天地交匯之處。數量『8』代表着八方：南、北、東、西、西北、東北、東南、西南。花朵就以這八個方位排布。

對於裝飾圖案的象徵意義，我必須要說花在東方藝術中象徵着富貴和完美。家具上的植物圖案裝飾可以起到辟邪的作用。從古時起，每種花都有其神聖的寓意。博物館中刻有牡丹花的銅鏡通常是元朝和金帳汗國時期的作品，上面還常刻有荷花、康乃馨、鬱金香、百合、菊花等其他植物。中國學者認為人們對牡丹花的喜好開始於2200多年前的漢朝時期。牡丹花的優勢在於其花朵顏色豐富、抗寒能力強，而且還可以入藥。其歷史可以追溯到希臘、中國、日本和其他國家的神話傳說和藝術作品中。東干族人認為，牡丹象徵着卓越和富有。很顯然，這面銅鏡也為辟邪之物，同時還帶有富饒的寓意。

銅鏡裝飾只是文明交流互鑒的一個小小例證。在浩如煙海的歷史長河中，類似的例子舉不勝舉。長期穩定且多樣化的聯繫促進了跨大陸文化交流網絡中所有民族的發展。這些聯繫主要是指使節往來和貿易關係。毫無疑問，西方地區的許多國家，特別是中亞，都通過與中國成為軍事和政治盟友獲取了利益。與中國、羅馬帝國以及拜占庭的貿易，為中亞綠洲地區的國家帶來了巨大的財政收益，也增強了中國在西方的聲望。即使是長期持續的戰爭，也因導致個人及整個民族的遷徙而促進了異國文化元素的傳播。這尤其體現在與游牧民族相關的歷史事件中。地處亞歐大陸中心、多個文明的交匯地，又吸收、借鑑了多種文化和世界觀，哈薩克斯坦理所當然地成為一座促進絲綢之路沿線各國間友誼與合作的橋梁。

阿依特古·哈米特（Aitkul Hamit）自1990年以來一直在哈薩克斯坦共和國文化和教育部系統中工作。從2007年起，擔任哈薩克斯坦中央國家博物館考古中心主任，目前正在研究哈薩克斯坦游牧民族歷史相關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