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黃學』的學理依據

隨著炎黃學學科建設的逐步開展，其系統化、體系化和跨學科交叉性的特徵日益彰顯。怎樣科學規劃、引領炎黃學的學科建設，需要我們從學理的高度進行理論上的整合、提升和建構，從學理層面對『炎黃學』學科建立的依據進行分析。

一

從學理上講，某一學科的建立其依據之一就是要有歷史之實，即相應的文獻支撐。炎黃時代的歷史主要是靠人們簡單的口耳相傳來傳承的，直到文字出現以後，從西周開始人們才將簡單的世代口耳相傳的炎黃歷史寫入文獻，顯得非常簡略，不像後來帝王的歷史文獻記載比較完整。所以造成了在中華民族的歷史記憶中，炎帝和黃帝的其人其事常常是以歷史傳說和神話傳說的面貌出現的，有一種歷史神秘感和超現實感。這種情況在人類早期發展史上可以說是一種普遍現象。但從科學的角度予以審視，炎黃在我國歷史上是有其歷史『素地』的。這在從先秦至清末的經、史、子、集四部文獻中皆可以找到有力的支撐。據研究者統計，就目前我們所見到的先秦文獻，涉及炎黃二帝記載的就達18部118條之多。其中【逸周書】1條、【左傳】3條、【孫子】1條、【國語】3條、【周易】1條、【商君書】4條、【山海經】18條、【尉繚子】1條、【莊子】22條、【管子】12條、【戰國策】3條、【六韜】2條、【世本】5條、【文子】6條、【韓非子】5條、【禮記】3條、【大戴禮記】3條、【呂氏春秋】25條。這些都成爲我們今天研究炎黃文化的重要基礎。

漢代以後，有關炎黃文化的文獻記載不絕如縷，在一定程度上使炎黃文化的文獻又得到了補充和完善。如賈誼的【新書】、淮安王等人的【淮南子·修務篇】、司馬遷的【史記·五帝本紀】、王符的【潛夫論】、皇甫謐的【帝王世紀】、王嘉的【拾遺記】、干寶的【搜神記】、酈道元的【水經注】、司馬貞的【三皇本紀】、杜佑的【通典】、司馬光的【稽古錄】、鄭樵的【通志】、胡宏的【皇王大紀】、羅泌的【路史】、馬驌的【繹史】等，都有關於對炎帝、黃帝事跡的記述與評論。還有現在考古發掘中，也有不少關於炎黃的資料。這些與先秦典籍中的相關文獻一起，共同構成了炎黃文化研究的文獻寶庫。雖然這些文獻存在著不完備、不成體系，甚至真偽雜陳等不足，但其歷史的文獻價值是不可否認的。這些有關炎黃二帝記載的歷史之實，爲炎黃學學科的建立提供了文獻上的有力支撐。

二

學科建立的學理依據之二，就是要有精神層面價值的積澱，要有文化的基礎。自西周和春秋戰國時期以來，炎黃與中華文化的關係從三個方面得到了明確的價值定位，且漢代以後日益完備。這首先表現爲炎黃是中華民族的共祖。許多典籍在對中華民族的歷史進行追述時，常常把炎黃作爲自己的先祖。如【國語·周語下】云：『夫亡者豈繄無寵？皆黃、炎之後也。』【莊子·盜跖】曰：『世之所高，莫若黃帝。』但把炎黃作爲中華民族的共祖來推崇，且影響最大的是漢代的司馬遷。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中把中華民族的歷史最早追溯至黃帝，開篇就是『學者所共術』的黃帝本紀，並把黃帝尊爲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東漢班固的【漢書】又繼承了司馬遷的觀點，所以炎黃作爲中華民族共同祖先的形象就被固定下來了，對後世產生了重要影響，並爲世世代代中華民族的子孫所接受，自稱爲『炎黃子孫』。

其次表現在炎黃是中華歷史上的帝王之祖。【國語】中的【周語下】【魯語】【晉語】和司馬遷的【史記·五帝本紀】等，均有炎黃子孫爲古帝王將相的記載。特別是【史記·高祖本紀】謂劉邦爲『赤帝之子』，開創了我國歷史上以近代人君比附炎黃後裔的先河。後來唐代司馬貞又作【三皇本紀】，對這一傳統進行了進一步的申述和補充。其他正史也往往在帝紀部分追溯君主的先祖時稱其爲炎黃後裔。這種思想與中華民族共祖的觀念一起成爲中華歷代延續傳承的根脈和基石。

再次表現爲炎黃是中華民族的『人文初祖』。一方面，此時的許多典籍在記載中華民族人文教化的歷史時，常常把炎黃作爲起始階段。炎黃成爲開啟中華民族人文教化歷史的集體的共同追憶，且於漢代以後幾乎覆蓋了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諸多方面。其中黃老哲學等思想從理論思辨的角度傳承和塑造著中華民族的文化價值，培育了中華文明形而上的智慧；方技醫術等術數從實踐應用等方面豐富和發展著中華民族的文化內涵，提高了中華文明形而下的技能。另一方面，從古代社會的演進來看，炎黃時期是中華上古社會由部落聯盟向統一國家過渡的時期。那時人們在精神上急需共同的代言人和追隨者，而作爲當時的部落聯盟首領，炎帝、黃帝率先在部落聯盟中系統地實施教化，制定了原始的文化制度體系，整理規範了文字符號，使人們改變了以往原始的生活方式，跨過了初級文化的蒙昧階段。這兩個方面不僅爲後世史學家提供了追述中華先祖歷史及其沿革最初的範本，而且樹立了後世聖賢『述而不作』的榜樣。所以，當中華民族需要先祖來『慎終追遠』的時候，炎黃就以其『獨創文明開草昧』之功成爲最初的人文膜拜偶像，從而奠定了炎帝、黃帝在歷史上『人文初祖』的地位，在其身上所蘊含的『炎黃精神』也成爲中華文明一以貫之的象徵和民族團結的紐帶。錢穆先生在其【黃帝】一文中說過：黃帝『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偉人，是奠定中國文明的第一座基石』。費孝通先生也曾經指出：『幾千年來，炎黃二帝作爲中華民族始興和統一的象徵，對於海內外中華兒女的民族認同和增強凝聚力、向心力，發揮了巨大作用。』

今天我們中華兒女共同祭拜炎帝、黃帝，宣揚炎帝、黃帝的精神，其價值意義就在於更好地繼承和發揚炎黃文化中蘊含的優秀精神傳統，藉以彰顯中華民族的子孫與其始祖一樣，不僅有崇尚道德的高貴品質，有攻堅克難的非凡勇氣，有孜孜以求、積極向上、勇於創新的堅強決心，而且還有齊心協力、精誠團結、振興中華民族、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堅定信心。這些炎黃文化中所蘊含的價值積澱，成爲『炎黃學』學科建立不可或缺的文化之基。

三

學科建立的第三個學理依據就是要有充分的學術積累。學界對炎黃文化的研究很早就開始了。據不完全統計，近40年來學界已發表相關研究文章2000餘篇，出版專著約300部，召開學術研討會60餘次。此外，還出現了一批研究炎黃族系及炎黃文化的碩博學位論文，反映出青年學者對炎黃文化的高度重視。

不僅如此，對炎黃文化的研究還引起了海外華人的高度關注，他們先後成立了英國炎黃文化藝術協會、義大利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新加坡炎黃文化研究會等組織。這些社群的炎黃文化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就，在全球華人世界形成了『炎黃文化熱』。與此同時，隨著相關學科的迅速發展，有關炎黃的考古學、民族學、人類學、民俗學、社會學等成果也不斷湧現，使炎黃研究既得到了充實完善，又得到了豐富發展與拓展深化。特別是『十五』期間國家組織實施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更標誌著炎黃文化研究進入了『全面的多學科綜合研究新階段』。這些有關炎黃文化研究的豐碩成果，使炎黃學學科的建立有了比較充分的學術積累。

四

建立炎黃學學科也是炎黃文化自身學術研究發展的需要。儘管目前炎黃文化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但不足之處亦十分明顯：一是限於文獻材料和文物資料，多數論著流於懸揣；二是雖有全國性的炎黃學會和地方的炎黃學會，但出於種種原因，使炎黃文化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自發性和盲目性，缺乏科學規劃和嚴密組織，導致研究內容重複、學術質量不高、創新不足；三是尚未建立起普遍認可的學科體系，缺乏不同研究領域之間的交流、互通與整合，研究的邊界較爲模糊，理論性和科學性急需強化和提高等。這些問題嚴重製約著炎黃文化研究的深入與科學發展，甚至影響我們今天對其當代價值的挖掘和利用。所以這種局面亟須打破，而打破這種局面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建立科學的炎黃學學科體系。

炎黃作爲中華民族的始祖、共祖，炎黃文化作爲中華傳統文化的根祖文化，如何從學科建設的角度，對炎黃學予以科學、系統的規劃、建設，是一個跨學科的、複雜的、龐大的系統工程。要把這一工程謀劃好、建設好，就需要我們以開放的姿態和國際化的視野，立足當下，著眼長遠，追求實效；既要突出炎黃文化鮮明的中華民族的民族性，又要彰顯炎黃文化所蘊含的可供世界其他民族所共享的獨特價值；既要從實踐的層面扎紮實實地工作，也要從學理的層面對其進行理論上的闡釋和建構。

（作者：張振龍，系信陽師範學院『南湖學者獎勵計劃』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