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詩經學

宋代時期，文化領域發生了顯著變化，詩經學研究逐漸突破漢代詩經學束縛，呈現一片繁榮景象。南宋中期的朱子是在詩經學理論和註解【詩經】兩個方面皆有所創穫的代表性人物。他對於【詩經】演進歷程有着非常深刻的認識，在審視歷代詩經學者長處與不足的基礎上自成一派，既上承漢代詩經學，又下啟清代詩經學，還影響着現代詩經學。

朱子在詩經學研究方面較之前宋儒走得更遠，真正突破了漢代詩經學的束縛。他並不拘泥於門戶之見，對漢代詩經和宋代詩經學中合理的部分加以吸收、為己所用；對不足之處則加以批評、為己鏡鑒。這與他格物窮理的認識論正相契合：漢儒長於訓詁，于格物有助；宋儒長於義理，於窮理有益。同時，他亦能不斷反思自己舊說之弊，最終去【小序】以言【詩經】，撰成今本【詩集傳】並不斷加以修正。正是在這個揚棄過程中，朱子在義理的統攝下兼重訓詁，合漢、宋之長加以綜合而彌補其不足，使其自己的詩經學得以形成。

朱子以紹承孔孟道統為己任，以格物窮理為方法論原則來構建詩經學，重點體現在詩經學理論和治【詩】實踐兩個方面。

朱子在詩經學理論方面所獲尤多，這與其治【詩】理念息息相關。他的治【詩】宗旨，歸納起來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破除漢代詩經權威，試圖回歸聖賢本意；二是遍采群言，加以熔鑄綜合後成為新篇，以揭明聖賢大道和天地自然之理；三是指導為人為學，以便於學者切己體察。朱子的治【詩】，首先以【詩】為『經』，其次才兼顧其中的文學特色。朱子的治【詩】原則，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嚴別經傳，以【詩】言【詩】；二是由訓詁以求義理，二者並重，不可偏廢；三是簡潔；四是多聞闕疑。

對於詩經學的一些核心命題，比如『六義』說、『二南』說、『淫詩』說，朱子認為它們有助於『窮理』，所以對其加以改造，以成為自己詩經學理論的有機組成部分。『六義』說源自【周禮】，反映的是周公的【詩】學思想；『二南』說、『淫詩』說與孔子相關，反映了孔子的【詩】學觀。朱子的重新解讀，意圖就在於將其中所蘊含的周公、孔子的本意闡發出來。

朱子【詩】學觀中最為矚目的就是【詩序】觀。朱子對漢代詩經學最大的突破就是從學理上力辨【小序】之非，同時撰【詩序辨說】辨明【小序】之誤，力圖將【詩經】與【毛詩】區別開來。在【詩序】問題上，朱子對大小【序】的起訖、作者、價值，以及【小序】的位置問題都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詩序】對於【毛詩】有着重要價值，幾乎可以與經處於同等地位，而若不徹底地將【詩經】從【詩序】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宋代的詩經學在本質上也只能是漢代詩經學的遺續，並不能跳出固有的漢代詩經學的理論預設和話語體系。朱子沿襲了前人去除【小序】的做法，而走得更遠。『後到三十歲，斷然知【小序】之出於漢儒所作』，故而不能與『經』等而視之，只能屬於『傳』。這樣去除【小序】以言【詩】，也就有了理論基礎。由此亦可見，朱子去【小序】以言【詩】的目的是為了回歸原典，從【詩經】文本入手來理解【詩】意，不『先自立說』，以確保從中發掘出來的聖賢本意的可信性與有效性。而朱子在『去【序】』後，能最終完成創新詩經學的任務，這也使得他與之前的廢【序】者，如歐陽修、鄭樵等，有着本質區別。

此外，學界一般認為，朱子之涵泳、玩味【詩經】，是為了體會其中的文學特色。而在對【朱子語類】和【朱文公文集】等文獻的梳理中，我們可以發現，朱子所說的涵泳、玩味【詩經】，並不是獨指要體會其中的文學特色，而主要是指仔細閱讀【詩經】文本，並藉以體會其中所蘊含的聖賢大道和天地自然之理。又，通過全面考察朱子詩經學，我們可以知道，朱子的詩經學並非為『疑經』，而只是懷疑前儒附加在經上的一些不合理的內容和經解。也就是說，朱子疑的是漢儒的【毛詩】文本和後儒的【毛詩】傳本，並沒有質疑【詩經】本身；朱子疑的是漢唐諸儒的經解，即【毛傳】【鄭箋】和【孔疏】等，並不是【詩經】的經典本身。

除了在詩經學理論方面的貢獻外，朱子在治【詩】實踐中，亦取得了很大成就。其治【詩】的最終成果，就是今本【詩集傳】。朱子之所以能夠完成詩經學的構建，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治【詩】方法的合理。朱子在治【詩】時，重校勘和訓詁，並在此基礎上闡發義理，這樣就能最大限度地確保義理闡發的信度和效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宋代詩經學游談無根的局面。

南宋時期，先秦時期的【詩經】古本早已不見，西漢初年的【三家詩】傳本在當時也已亡佚，朱子所見到的完整【詩經】文本只有【毛詩】。朱子力圖突破【毛詩】以治【詩經】，因此他對【毛詩】進行了系統的校勘。其校勘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校勘【毛詩】異文，二是勘正【毛詩】文本錯訛，三是對【毛詩】分章斷句重新認定，四是調整【毛詩】篇次。這也是朱子詩經學並非『【毛詩】學』的明證，他欲突破【毛詩】學以創新詩經學的苦心孤詣，於此也可窺見一斑。

朱子治【詩】，重其音韻。這主要反映在【詩集傳】中用『叶音』的方式給韻腳字注音。受宋代古音學發展的影響，朱子發展了『叶音』說。儘管朱子對於音韻理論認識尚有不足，但是對【詩經】韻例的考察頗有成就。無論是在用韻方式上還是在韻腳位置上的考察認定，今人王力、王顯、郭晉稀等先生的歸納在很大程度上與朱子的結論相同或相近，這是我們在研究朱子詩經學和古音學中不能忽視的。【詩集傳】作為詩經學史上第一部對【詩經】韻例作出全面探索的專著，其開創之功更值得表出。

【詩集傳】在訓詁上亦有很大創穫。朱子不問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的門戶，亦不管是漢唐諸儒還是宋代學者，凡認為前儒訓詁是合理的，即加以採擇。同時，又據上下文義，隨文解義，自立新訓，有不少訓詁精確不移。即使是一些專主【毛詩】的清儒，比如清中期的『【毛詩】三大家』，亦不同程度採用過朱子之訓。不過，【詩集傳】中亦有一些訓詁是錯誤的，需要辨明。其訓詁失誤之處，主要表現在盲從毛鄭、以今繩古、不明語法、預設詩旨、不明通假、望文生訓、『文獻不足』等方面。

朱子的知行觀是以知先行後為前提的知行合一。從這個角度來看朱子的詩經學構建工作，他對前儒及自己的舊說中理論不足的認識屬於『知』，是理論層面的；其【詩集傳】【詩序辨說】等解【詩】實踐屬於『行』，是實踐層面的。朱子之所以能夠成功創新詩經學，是因為他結合時代需要，回應現實訴求，在義理的統攝下改造舊理論以形成新理論，並積極施用到解【詩】實踐中。朱子構建詩經學的成功經驗，可以為當下推動學術創新工作提供積極有效的借鑑。

    （作者：陳才，系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朱子詩經學考論』負責人、上海博物館副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