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術還是舊技·十九世紀前歐洲知識界的中醫認知

西文中醫書籍中介紹的土茯苓等中藥與診脈方法。資料圖片

『中醫西傳』，或稱『海外中醫熱』並不是一個新話題，國內有不少專門的研究機構，研究成果豐碩。這些研究有一個共同特點，即關注海外中醫藥的應用和普及，重視中醫在當代西方社會的生存與影響。但中醫西傳究竟是如何發生的，其間經歷了怎樣的過程？十九世紀前在歐洲科學家視野下的中醫是新術還是舊技？歐洲漢學家如何看待中醫？這些都是『中醫西傳』研究中值得關注的問題。

西醫東漸和中醫西傳幾乎是在十五世紀地理大發現之後同時發生的，但兩者傳播的最初方式卻大相徑庭。西醫的診療方法是通過來華西方醫生的手和手術刀展現的，醫學知識是由耶穌會士編譯繪製的中文書籍和圖譜解釋的，由此使中國士大夫和普通百姓能直接體認西醫的技術與理論。而中醫西傳卻是藉助商業通道進入歐洲世界，西方商人、旅行家和傳教士自東方探險回歸時，通常會隨身攜帶數量可觀的中藥和『許多醫書和本草書籍，包括上古和後世醫家的著作，內容涉及他們如何觀察疾病、治療病人的疾病，以及如何製造藥劑對付疾病和人體虛弱』，對中醫中藥的理解與使用需要西方人自己琢磨、猜想與研究。

十六世紀，歐洲科學家對待東西方醫學交流的態度，可以用積極擁抱來形容。首先對中醫藥作出公開反應的是文藝復興時期的解剖學家、歐洲醫學史上的劃時代人物維薩里。1543年，他在人體解剖基礎上完成的【人體之構造】在歐洲出版，該書顛覆了傳統的以動物解剖學為基礎的蓋倫解剖學理論，遭到歐洲解剖界的猛烈抨擊。為此，維薩里以正風行歐洲的中藥為題撰寫了【中國根書信】（註：『中國根』為中藥土茯苓）。在書中，他借中國『萬靈聖藥』被查理五世接受為例，闡述了這種突現歐洲的異域新藥既能彌補歐洲傳統藥物和療法的不足，又存在不盡如人意之處的現實，以新技術往往進步與缺陷共存的觀點，為自己的解剖新發現和顛覆性理論辯護。在歐洲醫學界由古典知識向近代啟蒙思想轉化進程中，『中國根』這一符號所蘊含的變革意義起到了一定作用。

十七世紀初期，中醫知識正式進入歐洲知識界。主要載體是傳教士的報道和遊行者的遊記，以及由歐洲境內傳教士根據不同報告編寫的中國書籍，其中以衛匡國的【中國新圖志】、曾德昭的【大中國志】、基歇爾的【中國圖說】和杜赫德的【中華帝國全志】影響最大。這些著作中或多或少會涉及一些中國醫學的記錄，以傳教士親眼看見的中醫治療實證為多，成為歐洲自然哲學家、博物學家和漢學家研究中國的基本素材。在1680—1689年這十年間，相繼有三部西文中醫專著在歐洲問世：168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醫生卡萊耶爾所著的【中醫指南】、1683年在日本的荷蘭東印度公司醫生瑞恩編譯的【針灸】以及1686年德國漢學家門采爾在紐倫堡科學年鑑上發表與卜彌格、卡萊耶爾共同署名的【中醫鑰匙】。這些著作中涉及中醫切脈術、舌診術、針灸治療、方劑以及中醫理論等專業知識。中醫學的診斷與治療技術、中醫方法與理論，以西語形式呈現給歐洲讀者，清除了歐洲科學家的中醫知識盲點，為他們認識與研究中國醫學打開了一條通道，將歐洲的『中國熱』推向一個小高潮。英國皇家科學院創始人波義耳、實驗室總監胡克，牛津大學博德利安圖書館館長海德和大英博物館創始人斯隆等人也紛紛加入這股研究熱潮。

胡克和波義耳是十七世紀歐洲科學界由傳統自然哲學向近代科學轉型過程中的代表性人物，他們在建構各自的學術體系和設計實驗項目時，都曾將目光投向中國醫學，從傳教士的著作中尋找東方知識和技術的資源和信息，以此為參照系，審視歐洲傳統的學術體系。初踏歐洲的中國醫學，從釀酒技術、飲茶習俗等養生方法，到診脈、針灸等治療手段，在這些歐洲科學家的眼中都是一種新技術、新方法和新經驗。

當代西方學者研究認為，【中醫鑰匙】的譯者卜彌格是最早進行中西醫學比較研究的，他堅信歐洲醫學與中國醫學可以融合形成一種新結合體。比如卜彌格指出脈搏與時間的關係，羅馬醫生蓋倫研究了很久都不懂如何測定脈搏，而中國人卻找到了用時間計算的好方法。卜彌格將東西方醫學雜糅在同一框架下，試圖尋找兩者的共通點。他想知道：『中國人是怎樣看脈的不同質量，它們的不同又表現在什麼地方？他們又怎樣通過脈與脈之間的聯繫，並利用這種奇怪的方法預測病情的發展？產生不同脈象的原因是什麼？』帶着此類問題去中醫文獻中尋找答案，並以問答方式將脈學理論和診脈方法譯介給歐洲。當時歐洲科學界受其影響，認為中國醫生『具有高度的脈搏測量技術，非精通其術者無法想象』。不過也有人認為，診脈術是在歐洲已經失傳的古老技術，而被遠在中國的醫生保留了下來。

十九世紀歐洲科學界完成啟蒙運動，進入實驗科學時代，對中國醫學的態度發生了根本性轉變，普遍認為中國的科學技藝雖然起步早，但一直處在初級階段，停滯不前。以雷慕沙為代表的歐洲漢學家卻堅持不同的觀點。1813年3月，雷慕沙於巴黎醫學院攻讀博士期間，在法國【觀察者】上發表評論文章——【評『中國醫學歷史研究』】。該文指出：『中國科學發展停滯不前，一直處於落後階段，這樣的說法到底有何根據？我們是否足夠了解中國科學著作，從而斷定其價值微乎其微？此類書籍幾乎完全沒有翻譯，所有抨擊中國人無知的人幾乎都沒有評判的資格。』他還將矛頭指向卜彌格，認為卜彌格不懂中醫學，他的翻譯無法保留中醫理論的精髓。半年後，他以【舌診研究——以中醫理論為中心】為題獲得醫學博士學位。雷慕沙被認為是法國乃至全歐洲第一位主持漢學研究講席的學者，他對自然科學史和醫學獨立的研究，引導漢學研究向專業方向轉型，開創了歐洲漢學研究的新時代，從而結束了傳教士統治的漢學傳播與研究的局面。這位從未來過中國的科學家，一生堅持不懈自學中文，並主張要了解中醫必須先掌握中文。他相信『中國並不是對自然科學知識無知的國家，在他們的書中有很多自然科學方面的知識，而這些知識值得引起我們歐洲人的注意』。此外，在中醫西傳和中醫藥研究的行列中，不能忽略的還有十八世紀以後俄羅斯漢學家的貢獻。著名漢學家加緬斯基不僅翻譯中醫和本草書籍，而且積極推進俄羅斯醫生對中醫的研究，俄羅斯駐華使館醫生貝勒一生從事中醫知識與藥物西傳的研究，這些都為後來學者的研究奠定了雄厚的基礎。

當前，中醫以其在疾病預防、治療、康復等方面的獨特優勢，仍然受到許多國家民眾廣泛認可。加強中醫西傳研究，對於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動中國文化走出去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與以往中醫西傳研究所關注的『中醫熱』在海外應用的不同，對十九世紀前中醫學在歐洲的傳播和影響的研究，要在全球史的視野下打通中國史與世界史的壁壘，綜合運用傳統史學與科學史方法，將中醫西傳置於歐洲科學與知識轉型的背景下考察。同時，應打破傳統與近代、東方與西方的對立思維範式，嘗試用長時段、跨地區、跨學科、跨文化的綜合比較研究方法，對東西醫學知識體系的對話與互動的歷史等問題作學術探討。

其中值得着重考察的是，歐洲科學家和漢學家對中醫學和中國醫學史的研究。要從知識源頭着手，發掘歐洲知識界所接受的中醫知識，以及他們所感興趣的中醫信息。考察歐洲重要學術機構和圖書館所藏中醫書籍的全貌，包括不為學界關注的手抄本和民間刻本。要梳理自十六世紀始西語文獻中的中醫內容，包括中醫譯作、博物學著作、科學論文、商業貿易記錄和中國介紹等書籍。分析不同時段中醫學在西學體系的位置、形象和特徵，以及歐洲知識界對中醫認知的演變。要探究十九世紀前歐洲科學家視野下的中醫，科學家關注中醫的技術與方法，從科學史和博物學的角度探討東西方兩大醫學知識體系的對話與互動；探究十九世紀歐洲漢學家視野下的中醫，分析歐洲專業漢學興起與中醫學研究的關係，漢學家熱衷於分析中醫的歷史和文化特徵。考察不同時間段歐洲知識界研究中醫學角度的嬗變，以及由此產生的不同認知，分析科學家群體與漢學家群體的不同態度是如何發生演變的。通過研究形成西方社會對中醫的常識性認知，達成在科學範式下解讀中醫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