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的中醫教育是什麼樣的？

論明、清時期的中醫教育

明、清兩朝均設立太醫院，醫學教育均由太醫院掌管。總的來看，明朝的中醫教育還是比較興盛的，與宋元相比較變化不是很大，而且還主要分為中央和地方兩大類。清朝的中醫教育大體上承襲宋、明以來的制度，但已不復歷代興盛。至鴉片戰爭後，清政府國勢衰微，政府腐敗，民族矛盾、階級矛盾日漸尖銳，傳統的醫學教育已是每況愈下，面臨崩潰的邊緣。

明朝地方醫學教育重於中央

明朝初年，醫學教育仍然歸醫學提舉司掌管，後尋改為太醫監，吳元年改為太醫院（院使為正三品）醫學官官品、地位得以逐漸提高，醫學教育得以逐漸恢復和發展。但是，由於明朝太醫院的教育規模比較小，主要負責皇帝和皇室的醫療保健，同時還要兼顧皇親國戚、朝廷文武百官的診療工作，地方官員和百姓的醫療則無法得以保障。

為此，洪武17年（1384)政府規定府、州、縣除設立儒學、陰陽學外，也必須同時設立醫學，地方醫學校在全國普遍設立，明朝的地方醫療衛生及教育機構之發達也由此可見一斑。

此外，由於明朝太醫院待遇很低，不僅太醫院院使僅為正五品，遠低於元代的正二品，而且永樂以前，太醫院醫士沒有月俸。永樂時始給有家者月支米五斗，無家者月三斗。因此，醫士們常因生活困苦而私逃，產生了明朝所特有的醫生逃匿現象。與之相反，在府、州、縣供職的醫生，生活卻相對安定。這種情況，也使得全國各州、府、縣的地方醫學得以順利發展。

清朝官辦醫學教育明顯衰退，民間中醫教育持續興盛

清朝的醫學教育大體上承襲宋、明以來的制度，但中央醫學教育僅由太醫院內設教習廳進行小規模封閉式培養，而且學生來源比較局限，數量很少。而且，清朝初年，朝廷就將醫學教育分科從明代的13科減為11科，後又多次合併或取消而逐漸減少。

至鴉片戰爭後，由於內憂外患，經濟衰退，清政府已經無力維持原有的醫學教育，傳統的醫學教育每況愈下。道光年間，太醫院教習廳也因此而廢黜，三十多年不聞書聲；至同治5年（1866）醫學分科就只剩5科，官辦的醫學教育面臨崩潰的邊緣。

鴉片戰爭後，清政府國勢衰微，政府腐敗，民族矛盾、階級矛盾日漸尖銳，面對西方醫學的嚴重衝擊和排斥，為了振興和發展中醫，民間中醫書院、學堂、學會、師帶徒等教育方式較之官辦教育更為興盛，並成為當時中醫教育的生力軍和主力軍。其時大凡名醫者，多有師承傳授關係，如：葉桂、張志聰、陳修園、惲鐵憔等。而且，當時凡所謂名醫者，帶徒與開診兩不誤，其門下從學者、求醫者眾多。

此外，中醫教育還從師承方式向書院學堂逐步過渡，一些中醫書院、學堂、醫務會等中醫學會應運而生。這些民間中醫教育，作為清朝官辦教育的重要補充形式，不僅對維護當時的中醫學術地位作出了重大貢獻，而且對推動中醫教育的發展也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西方醫學衝擊不斷加劇

明清是西學東漸時期，也是我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轉型階段。明末清初和鴉片戰爭後的兩次西學東漸，打破了中醫學原本封閉、獨立的發展空間。

隨着中國向歐洲的大門被打開，很多傳教士來到中國，如：利瑪竇（MatecRicc）鄧玉函（jenrenrnz）等。他們帶來了最早的西方醫藥知識。特別是清朝後期，伴隨着西方列強的入侵，西方醫藥也隨之進入中國。西方列強在中國建立教會、診所、醫院，創辦西醫學校，翻譯西醫書籍，編輯中外文醫刊等等。

從此，中國就開始出現了中、西醫學兩種醫學和兩種教育體系並存的局面。在西方醫學的衝擊下，清朝後期的官辦中醫學教育從明朝至清朝前期相對穩定、緩慢發展的狀況下曰益衰落。

隨着西方醫學的傳入，西醫的知識和方法對中醫學的發展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一些醫家開始參照西醫知識，重新認識和闡發傳統中醫理論，促使中醫學術內部發生了相應的變化，使中醫由傳統形態向近現代演變。

同時，還引發了一場曠久至今的中、西醫學並存和存廢之爭，也給我們提出了如何對待現代醫學和傳統醫學關係的重大問題。

自漢武帝提倡『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儒學就成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中醫學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根植於傳統文化，其理論和實踐，都與儒學息息相關，受到了儒學思想很深的影響。及至明清時期，儒學思想對中醫教育產生的影響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

一是，當時的醫學教育同樣繼續較好地傳承了儒家『仁德中庸』、『精誠』、『平衡』等許多人文思想，而且受到『不為良相，便為良醫』的影響，其時凡是懸壺者大都稱之為『儒醫』特別是『世傳儒醫』更是受到重視。

隨着『儒醫』的增多，著書立說的醫家數量較之以前大幅增加，各種醫學書籍不斷產生，醫書種類日益豐富，包括很多通俗易懂的醫學普及本，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教學內容，推動了中醫教育的發展。

二是，明朝中期王陽明心學的『致良知』、『知行合一』的教育思想也對醫學教育，特別是民間醫學教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如：民間醫學教育的師徒傳承方式（包括家傳、師承、私塾等方式）在學習過程中，不僅較之官辦醫學教育有更多實踐實證的經驗積累，同時思想也更靈活，注重個人的領會體悟，這與王陽明的教育思想是高度一致的。

三是，自明朝後期西學東漸後逐漸產生的以『經世致用』為價值核心的新的經世實學思想，對明清時期醫學教育的發展也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這種主張經世致用、實事求是、務求實效的儒學新思想，進一步推動了中醫的理論思維，使得中醫更加注重臨床實效，進一步促進了中醫臨床和中醫教育的分科，同時各種臨床著作、方劑書籍記載的方劑數量和種類也都明顯增多，中醫在臨床實踐、辨證診斷方面有了明顯進步。

四是，回歸儒學原典，大力提倡尊經復古和繁瑣考據的『考據學』一時興起，繁瑣考據成為治學的唯一方式，以致於當時的醫者皆不能超越【內經】、【傷寒】之外以言治。儒學中的這一股考據復古之風，雖說客觀上推動了對中醫經典著作的研宄，在文獻整理研宄方面作出了一定的成績，但這種尊經復古的法古觀念和學術思潮，嚴重製約與阻礙了中醫學的創新和發展。

五是，清朝醫學教育也只能是固守前朝傳統模式，而且隨着社會的衰敗而不斷萎縮，甚至瀕於崩潰。綜觀清朝中醫教育的課程設置，從太醫院教習廳到中醫書院，都從未發現對人文課程的重視。從清朝初期的中醫專科教育到末期的中西醫學校，中醫教育都以講授傳統經典為主，人文課程設置很少，對中國傳統文化講授不多。這種人文精神的缺失早在清朝時期就已開始，並且至今仍對中醫學教育產生着尤為嚴重的影響。

明清以後，中醫學教育歷經波折。時至今日，中醫教育可以說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長足的發展。然而，近年來對中醫學校教育的很多質疑卻依然存在，甚至還一度再次出現了中醫學的廢存之爭。

究其原因來說，主要是我國高等中醫藥教育的發展模式和教育模式與中醫的學術特點、中醫人才成長規律有很多不相適應的地方。要解決這些問題，筆者認為應主要把握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要加強傳統文化和醫學人文精神的培養，打牢中醫的思想文化基礎；同時將中醫藥知識納入中國傳統文化教育之中進行普及。

第二，要在中醫學教育中辯證地正確對待崇聖尊賢的法古觀念和尊經復古的學術思潮，切實處理好繼承與創新、傳承與發展之間的關係。

第三，要充分繼承和發揚中醫教育千百年來優良的民間教育模式與經驗，全面加強基礎理論與臨床實踐相結合，使之更好地融入到現代中醫學教育之中，特別是高層次碩博人才培養之中。

第四，要在中西醫學兩種體系長期並存的環境下，認真謀劃，進一步更好地發揮中醫學合乎自然的診療優勢，突出中醫特色的理念，全面推動中醫教育的現代化、國際化。

I版權聲明

本文來源『貴陽中醫學院學報2010年7月25日』，作者/韋韜，版權歸權利人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