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貢】黃河下遊河道走向及改道原因

一.河北平原中部並非先秦遺址『空白區』

20世紀80年代初，譚其驤先生在考察各個時期城邑聚落的分佈狀況時指出：『從新石器時代經歷商周直到春秋時代，河北平原的中部一直存在着一片極為寬廣的空白地區。在這一大片土地上，沒有發現過這些時期的文化遺址，也沒有任何見於可信的歷史記載的城邑或聚落。新石器時代的遺址在太行山東麓大致以今京廣鐵路線為限，在魯中山地西北大致以今徒駭河為限，京廣線以東徒駭河以西東西相去約自百數十公裏至三百公裏，中間絕無遺址。』因此，譚其驤認為：『漢以前至少可以上推到新石器時代黃河下游一直是取道河北平原注入渤海的；黃河下遊河道見於先秦文獻記載的有二條：一【禹貢】河，二【山經】河。這二條河道自宿胥口北流走【水經注】的「宿胥故瀆」，至內黃會洹水，又北流走【漢志】的鄴東「故大河」，至曲周會漳水，又北流走【水經】漳水至今深縣南，二河相同。』（譚其驤：【西漢以前的黃河下遊河道】，【歷史地理】1981年創刊號）譚其驤考證出來的這條【禹貢】河道被載入【中國歷史地圖集】中，並被之後的大多數歷史學家、地理學家、考古學家、黃河水利學家廣泛引用。

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國家大型工程建設以及大規模的城鄉基本建設相繼展開。為配合基建工作，河南、河北、山東等地的考古發掘單位和學術研究機構對華北地區的一些重要遺址進行了系統的考古調查、發掘，並取得了豐碩成果。該區域的大批新石器、商周以及漢代遺址、墓地相繼見之於世。僅2017年文物部門對雄安新區2000平方公裏區域進行的考古調查，就發現古遺址189處、墓葬43處，這些文化遺存以新石器、戰國、漢代為多；如果我們把追尋的時空視域稍加擴展，便可發現以冀中平原為中心，從史前到漢代的遺存星羅棋佈，數以千計。河北平原中部『空白區』大量早期文明遺存的發現，對譚其驤考定的【禹貢】黃河下遊河道形成了有力的衝擊，因此我們需要對【禹貢】黃河下遊河道進行重新認識。

二.禹跡·漢河：【禹貢】河與【漢志】河當指同一河道

【禹貢】勾勒了黃河下遊河道的大致走向：『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北過降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海。』關於河道的具體走向，歷來學者均有考證，但因【禹貢】所言範圍過於寬泛，學者意見往往相差頗巨。如譚其驤認為漢代以前【禹貢】【山經】兩條河道自宿胥口北流、走【水經注】的『宿胥故瀆』。而史念海對此明確反對，提出『宿胥故瀆』是淇水，【禹貢】河道其實也流經濮陽地區，走一段【漢志】河道，然後再北折，經河北中部，至天津入海（史念海：【論〖禹貢〗的導河和春秋戰國時期的黃河】，【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8年第1期）。

史念海提及的【漢志】河，即【漢書·地理志】【漢書·溝洫志】和【水經河水注】所載河道。這條河自宿胥口東北流至今濮陽縣西南，然後北折流經大名至今館陶縣東北，東折經山東冠縣、高唐、平原、德州等縣市，德州以下復入河北，至東光縣西會漳水，經吳橋、滄縣而東入渤海。學術界一般認為，【漢志】河是周定王五年，黃河在濬縣宿胥口決口、發生了歷史記載的首次大改道後形成的河道。而我們通過梳理文獻，並結合新的考古發現，認為【漢志】河其實就是【禹貢】河。

1.造化峯谷：黃河自宿胥口走【漢志】河道流向東北，是河流對地理形勢的選擇。近年來，首都師範大學考古系和濮陽市文物保護管理所合作，對豫北濮陽縣、滑縣等地進行了較大規模的考古調查，發現了不少含有裴李崗、仰韶、龍山、二裏頭、殷墟以及東周時期的文化遺存。它們一般呈圓形土包狀矗立在平原之上，當地居民多稱之為『丘』『堌堆』『陵』『崗』等。濮陽和滑縣境內發現的40多處龍山文化丘類遺址基本上連成一片，分佈密集；部分遺址暴露在今天的地表之上，另一部分則埋藏在地表以下1～5米不等。考古發掘表明，該地區是黃河泛濫淤積最為嚴重的地區，漢代以前的地面一般在今天地表10多米以下。因此，濮陽和滑縣這片古代遺址密集區漢代以前顯然是一片高地，而這片高地向東北一直延伸至清豐、南樂等縣。正是這片高地阻擋了西來的黃河，使它不能繼續東流，轉而北流。

同時，在內黃中東部，古黃河的西岸，也發現了一些新石器時代遺址、商代及漢代遺址和墓地。內黃東—安陽—河北一線漢代以前也是一片延綿不斷的高地。2017年，首都師範大學考古系和濮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引黃入冀補淀工程濮陽段渠道底部進行了考古勘探。渠底距地表深約5～8米，我們每1公裏打探孔1眼，探孔深8～13米。渠道內所經過古黃河河道處都沒有勘探到生土。這一區域位於滑縣至內黃東部和濮陽至清豐西部的地塊之間，早期應該存在一道谷地。而地質鑽探表明，這一谷地的深度至少距今天地表40～50米。

河流自高向低流動是自然規律。通過前文考證可見，漢代以前豫北地區存在着兩高一低的高地與谷底組合：內黃西—湯陰—安陽西線高地、滑縣東—濮陽西—清豐西東線高地以及內黃東部和濮陽西部之間谷底。這一自然地貌決定了古黃河過宿胥口後，絕不會北折流向內黃西—湯陰—安陽一帶，即所謂的【禹貢】河道，而應向東北折轉、走內黃東部和濮陽西部之間地勢最低的谷地，即【漢志】河道。考古發掘所見的聚落與城跡，均位於這一河道的東西兩岸，如文獻中提到的濮陽西部的戚城就位於黃河東岸，而內黃東部的三楊莊遺址發掘於黃河西岸。

2.河通華北：地質勘探顯示，與濮陽北部黃河故道相連接的河北大名、館陶、山東德州、河北滄州一線有一條寬闊的古河道帶。20世紀60至80年代，河北省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等單位曾對華北平原的古河道進行過系統的調查、勘探和研究。地質勘探顯示，黃河古道帶從內黃、濮陽入河南、河北交界處後又分三支河道帶：第一支為黃、清、漳河古河道帶，河道一般寬5~20公裏，最寬30公裏，深度約40~54米，長度475公裏。該支主要為清、漳河古河道，從酈道元【水經注】的記述可知，這是黃河過大名後的分支屯氏河向北流，注入清、漳河後留下的河道。第二支由館陶南分出，經冠縣、臨清、故城、德州、東光、滄州至青縣，該支與文獻記載中的【漢志】河道一致。第三支向東經濮陽入山東界，在范縣附近分成南北兩支，當為【漢志】中的漯水（吳忱：【華北平原古河道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1年版）。

3.循道溯源：【漢志】河道早已存在，並非周定王五年由黃河在濬縣宿胥口決口改道才形成。長時間以來，很多學者都認為【漢志】所記黃河河道是周定王五年（前602年）黃河在濬縣宿胥口首次決口改道後形成的。然而，考證歷史文獻，我們發現【漢志】河在公元前602年以前就已存在。【左傳】僖公四年，管仲曰：『昔召康公……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那麼，【禹貢】河又作何解釋？其實考證文獻便知，禹河就是漢河。漢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河決於瓠子（今河南濮陽西南），河患歷二十餘年；元封二年（前109年），武帝親至瓠子，命從官督卒數萬人築塞決口，使其『復禹之故跡』（【史記·封禪書】），或『復禹舊跡』（【史記·河渠書】）。【漢書·溝洫志】也有同樣的記載，漢武帝元封二年『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而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從【史記】和【漢書】的記載可知，瓠子決口堵住以後，黃河又重新回到了原來的禹河河道。這樣看來，司馬遷和班固都認為【漢志】河就是【禹貢】河。實際上譚其驤在【漢志】河的問題上是十分慎重的，在否定【漢志】河不是『禹之舊跡』時也指出：『有可能先有【漢志】河，某年從宿胥口北決而形成【禹貢】【山經】河。』

4.遠古問跡：從河道兩岸新石器遺址的分佈推測，【漢志】河道最遲形成於8000年以前。根據文獻記載，黃河下游故道大致經今滑縣東、濮陽縣西南、清豐西北、南樂西北，再經河北大名東，山東冠縣，過河北館陶後，經山東臨清，高唐、平原南、德州市東，至河北吳橋西北流向東北，經東光、南皮至滄州折向東，在黃驊西南入海。雖然今天故道兩岸黃河多次泛濫的淤沙很厚，但早期遺址仍頻頻發現。在黃河東岸河南境內，滑縣發現有田莊、王莊遺址；濮陽縣有文寨、齊勸、西子岸遺址；濮陽市區有馬莊、戚城、蒯聵台遺址等。在山東境內，聊城西北發現聊古廟遺址，高唐東發現有固河墓群，平原縣有平原故城、魏家冢、石莊漢墓等，陵縣城西北有將軍寨、徐莊遺址等，東光縣發現多個漢墓群和漢代遺址；南皮縣發現有白塔、張三撥、大趙莊等漢代遺址，黃驊市黃驊鎮發現有新石器—戰國遺址。在黃河西岸，河南境內發現有內黃三陽莊遺址、岸上村商代墓地、楊莊村漢墓群，南樂倉頡陵等；河北境內，大名縣發現有張谷漢墓、張郭漢墓群，山東境內，冠縣西部發現東古城遺址，德州北部有後趙遺址、後小屯漢墓群等，滄州市區有姚莊、小楊莊，滄縣有陳圩、倪陽屯、房坊頭等。

這些遺址最早可上溯至8000年前的裴李崗文化時期，如黃河東岸的戚城遺址就發現有裴李崗文化遺存，仰韶、龍山時期遺存最為豐富，濮陽縣的西水坡、鐵丘、馬莊、蒯聵台等遺址也都有豐富的仰韶文化遺存。在古代，為了用水方便，人們常沿河定居，大河文明由此生發。我們或可推測，大河河道最遲在8000年前就已經存在，且仰韶、龍山、商周等時期，這條河流也一直沒有改道，滋育了兩岸呈『葡萄串狀』分佈的眾多遺址，年代從新石器時代一直到商周時期，生生不息。

三.漢代黃河改道及其原因初探

新石器至商周時期黃河並沒有發生大的改道和泛濫，始終走【漢志】河道，【禹貢】河道也就是【漢志】河道。但是，漢代以後黃河在華北平原發生了多次的改道和泛濫，並留下了深厚的黃沙堆積。地質和考古勘探表明，華北平原90%的地區都有淤積。除了漢代多次淤積，宋代黃河也多次改道，如北宋慶曆八年（1048年）黃河在澶州商胡埽決口，北流經今釜陽河和南運河之間，在今青縣一帶匯入御河（今南運河）。這次改道影響深遠，在河北平原淤積很厚。由此看來，很多學者認為華北平原現存的先秦遺址『空白區』其實並不空白，這些遺址只是被漢代以後黃河、漳河、清河等河流歷次泛濫淤積而掩埋於地下。考古發掘的衛國都城（帝丘）、宋國都城都是在漢代被黃河改道掩埋的，濮陽西水坡、鐵丘、金橋，南樂倉吉陵等遺址的發掘也顯示，在仰韶、龍山甚至商周時期，這些遺址上都有人類居住，並沒有見到任何洪水淤積層，但漢代以後每個遺址上都有很厚的黃河淤積層，且很多遺址都掩埋於黃沙之下。因此，商周乃至史前大部分時間內，黃河是從河北平原東部穿流而過的，對該地區的自然環境和人類的居住位置並沒有造成大的影響。這一時期，該地區的生態環境與現在相比，有着顯著的差別，當時河流湖泊眾多、水網密佈，丘陵山地夾錯其中，而人們則在丘陵山地上生活。

從近年出版的河北省【文物地圖集】上我們也能夠清晰地觀察到這一現象，古黃河流經的地區新石器、商周、漢代遺址、墓葬等數量眾多，但是，漢代以後至宋代卻成了空白區，直到宋遼金時期遺址才開始變多。因此，正是漢代以後黃河頻繁改道、遷徙、淤積，極大地改變了華北地區的生態環境。

那麼，為什麼漢代以後黃河開始不斷改道、泛濫呢？春秋以後，社會生產力顯著提高，鐵器和牛耕開始廣泛應用於社會生產和生活，再加上人口的急劇增長，使得黃河中上游的荒地、草原被大量開墾，植被不斷破壞，生態環境開始惡化，水土流失嚴重，黃河攜帶的泥沙量急劇增加，最終導致黃河下遊河道不斷淤積，河床逐年增高。因此，到了戰國中期，位於黃河兩岸的齊、趙、魏等國就開始築造黃河大堤，固定河道。隨着淤積不斷加快，到了漢代，黃河已不堪重負，開始經常改道遷徙。這一現象在文獻中有着生動的反映，戰國以前黃河在文獻中只稱作『河』，戰國時開始有『濁河』之稱，漢代及以後『黃河』一詞開始出現於文獻記載中，西漢時人們更稱『河水一石，其泥六斗。』黃河下游地區自然環境的變化，表面上與黃河的改道、泛濫密不可分，實質上源自人類對自然的過度利用。

（作者：袁廣闊，系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