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醫療之殤·有病看不起

伴隨着中國工業化的發展以及人均壽命的增長，中國正在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癌症高發期，越來越多的中國家庭，正被動地裹挾進這場一眼看不到頭的戰爭。

根據2017年全國癌症登記中心的數據，中國2013年新發惡性腫瘤病例約為368.2萬例，死亡病例約為222.9萬例。其中，肺癌、胃癌、肝癌、結腸直腸癌等，在新發癌症病例和死亡病例里，是主要類型的癌症。

此時，有的人藉助『大病眾籌』平台向社會求助，有的人則選擇遠赴海外，尋找新的出路……在重疾面前，每個人做出的不同選擇，不僅僅呈現着一種個人的命運，同時還折射出一種深刻的社會屬性。

2015年秋天的一個深夜，還在寫字樓加班的阿寬被拉進了一個神秘的微信群。

伴隨着手機一陣連續的震動，他不耐煩地點了進去，原來是多年沒有聯繫的初中班長將他拉進了群。

『求幫忙求擴散！堅強的媽媽，你要挺住！』這是班長在群里發出的第一條消息，並附上了一條籌款平台的鏈接。

阿寬點擊籌款頁面去查看詳情，看着求助人曉斌的遭遇和上傳的照片，這才完整地記起這個早已多年未聯繫的初中同學。

如果不是頁面中詳細的求助信息，阿寬還不知道，原來初中畢業沒多久，曉斌的爸爸就因意外去世，整個家全靠媽媽苦苦支撐。如今，曉斌的母親被查出惡性腫瘤，已轉去省醫院接受手術，後續還將接受放化療。

在這個頁面上，從病況的文字描述、醫院檢查報告單的照片，到患者身份證照片、發起人承諾書，『一應俱全』。

那是阿寬第一次接觸『大病眾籌』，也是頭一回在眾籌平台捐款。



眼見朋友向熟人和公眾哀求幫助，誰沒有一點惻隱之心？

就在群里的初中同學紛紛解囊相助時，此時的曉斌正守在母親的病床前，準備靠手機打發今晚的漫漫守床夜。

曉斌不時翻看上傳到籌款平台上自己的收入證明、母子倆的身份證、住院證明以及母親躺在病床上的照片，而手機屏幕上則頻頻跳動着一條條捐贈和祝福的信息。

500、200、100、50、20、10……每一筆錢的捐出，他都會回覆道：謝謝您的善舉！

看到認識的和不認識的人在平台上捐錢、留言、鼓勵，曉斌很感動，但這些天的經歷早已讓他陷入麻木的絕望。

大多數人的朋友圈和阿寬一樣，在2015年之後，各種『眾籌治病』的信息越來越多，求助者中既有朋友的直系親屬，也有其旁系親屬或好友，大多數人或多或少都有過隔三差五捐點錢的經歷。

打開諸如輕鬆籌、愛心籌、水滴愛心籌這樣的大病眾籌平台，幾乎每個求助者都有相似的不幸。

【救救我吧，我要與白血病魔鬥爭到底】

【女兒我的天使快點好起來】

【媽媽走了，爸爸是依靠，請救救我的爸爸！！】

……

類似的標題令人目不暇接，讓人倍感同情之餘，也驚覺原來身邊有那麼多家庭正在經歷苦難。

大病眾籌的方式雖然是『聚沙成塔』，但卻實實在在地幫助了許多人籌錢解決問題，然而，當『眾籌治病』的方式逐漸變得司空見慣，人們也開始意識到，在山呼海嘯般的巨大需求面前，個人的力量愈發虛弱。

僅僅在輕鬆籌一家『大病求助』平台，每天就有3萬多個大病患者或其親屬在上面發起求助，用令人心碎的標題來吸引捐款。



在中國，由於經濟水平發展不一、大病報銷比例低、異地支付難等現實問題，全民大病醫保尚未全面鋪開，對於那些身處偏遠鄉鎮或是沒有購買醫療保險的居民來說，『大病眾籌』有時可能成為唯一的救命稻草。

根據艾瑞諮詢日前發布的國內首份【健康保障行業研究報告】，中國目前潛在癌症發病風險人群超過277萬人，癌症的平均診療費用在30萬-50萬不等。



▲ 圖片來源：艾瑞諮詢【2018年健康保障行業研究報告】

即便是在擁有基本醫保的條件下，大部分民眾，尤其是絕大多數低收入人群，都難以負擔得起一場大病所帶來的診療開銷費用。

輕鬆籌的創始人兼CEO楊胤說，她的團隊每天都要面對成百上千個類似的被大病重擊的生命。

缺乏醫療健康保障的中國人，過的是戰戰兢兢的日子，一場大病就能讓一個家庭轟然倒下，哪怕是看上去體面的中產階級，也可能會在一場大病中，現出原形。

2018年年初，一篇名為【流感下的北京中年】的文章，在朋友圈刷屏。

文章中的主人公是一位生活在北京的中產，家中有車有房，幾十萬的流動資產加上一定的投資，生活水準保持在中游偏上。

不幸的是，他的岳父因患上了所有人都不以為然的流感被送進ICU，29天後，老人卻溘然長逝。

29天，7位數存款：ICU大概每日8000-20000元；上人工肺後，開機費6萬元，隨後每天2萬元起；繼續在ICU待下去，只能買掉北京的房子……

兩萬字的長文，一場在人們眼中的常見病，短短一個月的艱辛苦楚，都在冷靜而克制的文字中呈現，這也許道不盡廣大中產階級所背負的壓力與負擔，但也無情地戳破了所有中產的幻想。

中產和無產之間、小康和赤貧之間，不過只隔一場病。

據衛生部數據，人的一生中患癌概率為36%，而患重疾的概率為72%。大病如同懸在每一個家庭頭上的劍，隨時準備開啟一場金錢與命運的廝殺。

在一場大病就能毀滅一個中產家庭的焦慮中，人們活得毫無安全感可言。

隨着眾籌治病的人越來越多，人們在朋友圈中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時，許多人不得不被一項道德問題所困擾：

那麼多人患病，到底『誰更需要幫助』？

對於這個問題，在一線城市打拼的曉婷也有過難忘的經歷，因為那個籌款的發起人就是她自己。對於這段經歷，曉婷不願意說太多，『因為他們不太會用那些APP，我就用家人提供的信息幫他們錄入。』

至今回想起來，曉婷都覺得那是自己最為糟糕的一次經歷。



『在這裡，你想要獲得幫助，就只能毫無保留地講出自己的故事，向所有人展現你或家人對生的渴望，以及因資金匱乏導致的絕望與無奈。』曉婷說，那天她是流着淚幫家裡人完成籌款的發起申請。

和曉婷一樣，為了獲得信賴，大多數的求助者不得不清楚地交代自己的經濟實力：家裡有存款幾萬，先期治療費用已經花掉二十萬，已向親友籌借十幾萬，後續費用還要幾十上百萬……

『這裡既溫暖又殘酷，因為你不得不把自己扒光，把自己的不幸毫無保留地展示給別人看。在這裡，你要體會人間自有真情在，就得放下自己生而為人想要的體面與尊嚴。』在決定走出這一步的時候，也就交出了自己全部的自尊。



不可否認，當不斷蔓延的『大病眾籌』進入陌生人的圈子，捐獻者不得不『殘忍』地比較，誰更需要幫助或更值得幫助。

此時，人們在描述自己的困境時，或需要考慮更好的傳播技巧，或必須構思如何更抓人眼球，最終才能將自己的求助信息傳播給更多的人，以籌得更多善款。

2018年1月，身患白血病的大學生李真，在幾番無奈下在網上以【對不起，媽！我生病了】為題發起眾籌，目標是60萬元，但近四個月過去後，也只籌得了8萬多元。

2018年7月7日，29歲的李真最終因肺部感染去世。

在去世前，李真的事跡被很多媒體報道，他本人也被邀請上過綜藝節目【見字如面】，他在節目中那份寫給母親的家書，看哭了在場所有的觀眾。

質樸無華的文字，直擊人們心中最柔軟的部分。字裡行間，都寫滿了一個生病的兒子對母親至深的感謝與愧疚。

但現實中大部分普通人身上，並沒有太多感人故事可以訴說，一個人患了絕症後能夠得到的捐款總額，取決於他前半生的人脈和人品。一個受捐者，應當比普通人更透明，如果你被曝光家裡有三套房，又或是曾經去過馬爾代夫旅遊，你的求助效果就會大打折扣。

要是你曾經出過軌，或是在道德上有過虧欠，那麼你將陷入公眾百般的詰難。

某種程度上，陳述的內容應當是求助者全部社會價值的體現：你的人生經歷，能夠寫成一個感人的故事嗎？這將是你最後一次售賣自己，也是衡量你這條命值多少錢的時刻。

對李真來說，即便藉助媒體募捐也進展緩慢，可相比較而言，那些沒有機會得到媒體報道的病人，他們的眾籌之路恐怕更加艱難。

對真正需要幫助的人來說，讓他們揭開自己的慘況給別人看，無疑是一種殘忍，儘管這是為了取得公眾信任而必須做到的信息公開。

在電影【唐伯虎點秋香】中，周星馳飾演的唐伯虎賣身進府的一幕，許多人都非常熟悉。

為了能夠進入華府當差，唐伯虎假裝賣身葬父，但梁榮忠飾演的『二打六』更『慘』，他賣身葬全家六口，本人更聲稱身染十級肺癆，一邊哭訴一邊吐血。

秋香見狀，對石榴姐說，『二打六』的情況看起來比唐伯虎慘得多，還是幫他吧。唐伯虎趕緊說先到先得，石榴姐說：『人家死了六個，你才死了一個，我也很想幫你，但我很為難呀。』

唐伯虎不肯放棄，石榴姐便對唐伯虎說：『你還有什麼慘事，你全部曬出來吧。』

回到現實生活中，『誰更有資格獲得幫助？』這樣的拷問，又與電影中的『比慘』有何差別呢？

當個體不得不以自己的信用作為背書、以『比慘』的方式去對抗不幸；當大眾不得不在『應當伸出援手還是袖手旁觀』的道德審判中不斷掙扎，更多有條件的富人卻開始選擇海外就醫。

據國家癌症中心的數據，中國癌症平均五年的生存率為30.9%，而美國則為66%。帶着對生的嚮往，2016年，有60多萬中國人選擇境外作為患者的醫療目的地。

美國哈佛醫學院附屬麻省總醫院的數據顯示，2012年該醫院接收的中國病患約為40例，2013年增加到100例，隨後平均每年保持着25%的增速。

重症患者選擇海外就醫，『不惜一切代價保命』是最大的動力。一位從美國安德森癌症中心看病歸來的癌症患者說，『在他們眼中，癌症是一種慢性病，而不是絕症。』

電影【我不是藥神】最早的電影名，叫作【生命之路】。從大病眾籌到海外就醫，每個個體都希望藉由腳下的這條路，找到生存下去的希望。

人們對健康的希望，大多包含着活得體面、病得也體面的希冀，沒有人希望原本屬於公共範疇的事務，漸漸演變為個體對自身道德的審問。

當『上層逃離、中層下流、底層淪陷』的現實在中國上演，我們盼望着，有一天『大病眾籌』不再成為人們面對重疾時所唯一依賴的途徑；我們更盼望着有一天，不再有海外就醫和國內就醫的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