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新释

陈师道〖后山诗话〗云：『欧阳少师始以文体为对属，又善叙事，不用故事陈言，而文益高，次退之云。』（何文焕辑〖历代诗话〗）欧阳少师，即欧阳修：『修以风节自持……熙宁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宋史〗卷三百一十九〖欧阳修传〗）『文体』，有两种解释，一为『文雅有节的体态』，一为『文章的体裁或风格』（〖辞源〗）。显然，以〖辞源〗『文体』义项，解释『以文体为对属』之『文体』，颇难。那么，陈师道所谓的『文体』，又当何解？

在〖后山诗话〗中，类似的提法另有：『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何文焕辑〖历代诗话〗）所引之文，颇有争议：『今考其中于苏轼、黄庭坚、秦观，俱有不满之词，殊不类师道语。且谓苏轼词如教坊雷大使舞，极天下之工，而终非本色。』（〖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五〖后山诗话提要〗）对这种说法，古建的反驳有一定道理：『后山为人又颇自负，至于其出言品评苏轼诗文之弊，亦在情理之中。而通观全书，仍以称道杜甫、苏黄为旨，虽略有微词，不过寥寥，尚无伤大体。』（〖〈后山诗话〉作者考辨〗，〖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因此，比照『以文为诗』『以诗为词』，可以类推出『以文体为对属』之『文体』『对属』，均为某一文体名，其反映的是『对属』因『文体』的渗透而带来的新变。那么，『对属』『文体』，又具体指哪两种文体呢？

对属，指诗文中两句缀成对偶。据〖本事诗〗记载，李白醉后，获唐玄宗之命，写行乐诗十首。首篇为：『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楼巢翡翠，金殿宿鸳鸯。选妓随雕辇，征歌出洞房。宫中谁第一？飞燕在昭阳。』从全诗看，命辞遣意，『律度对属，无不精绝』。诗中有对属，形成诗体之一种律诗。文中频用对属，亦形成『文体』之一种四六。

四六，也称四六文或四六体，乃骈文之一体，因以四字六字为对偶，故名。其形成于南朝，盛行于唐宋。李商隐 〖〈樊南甲集〉序〗：『作二十卷，唤曰〖樊南四六〗。』（徐树榖笺徐炯注〖李义山文集笺注〗卷九）有时，四六、对属相连，指称『四六』：『上命孙觌草表，但言请和称藩而已。使人赍草示尼堪，尼堪以为未是。金人往来者数四，皆不中，而要四六对属作降表。』（徐梦华〖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一）未被修改的降表有『一统之基，遽失籓篱之守。七世之庙，几为灰烬之余。既烦汗马之劳，敢缓牵羊之请』等四六语。由此可知，『以文体为对属』之『对属』，为四六文，或四六体，是以四六文的特征『对属』借指四六文。

『对属』是指四六文，而伴随四六文或骈文的发展则是对古文的提倡。那么，『以文体为对属』之『文体』，是否会是『古文』呢？

物盛则弊易生，文也如是。当骈文盛行时，其华丽的一面，遂为人所诟病：『文也者，非云尚形似，牵比类，以局夫俪偶，旅于奇靡。其于言也，必浅而乖矣。所务乎激扬雅训，彰宣事实而已。』（萧颖士〖萧茂挺文集·送刘太真诗序〗）拘于形，则失于实。萧颖士论文，有贬有崇，其用力批判的『比类』『俪偶』正是骈文所具有的特点。中唐文坛旗手韩愈，延续此调，力排骈文，并拈出『古文』一词，示人所好：『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于古道者也。』（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第五卷〖题哀辞后〗）企求『句读不类于今者』，并非是简单的词句革新，而是借词句的调整，以期『修其辞以明其道』（〖韩昌黎文集校注〗第二卷〖争臣论〗），也即明儒道，旨在使对辞的关注远离『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的偏执。而从成效来看，未如所冀：『直至韩文公出来，尽扫去了，方做成古文。然亦止做得未属对合偶以前体格，然当时亦无人信他，故其文亦变不尽。』（〖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论文上〗）所以，对四六文的改革，有宋仍在接续。

五代文弊，宋初柳开开始为古文，其后『杨亿、刘筠尚声偶之辞，天下学者靡然从之，修于是时独以古文称』（〖宋史〗卷四百四十二〖穆修传〗）。杨亿，字大年，身居高位，诗文尚声偶，『本朝四六，以刘筠、杨大年为体，必谨四字六字律令，故曰四六』（邵博〖闻见后录〗卷十六）。又因主持科举考试，故其文风一度成为士人追捧的对象。晚辈欧阳修，厌弃四六，曾自道：『况今世人所谓四六者，非修所好。少为进士，时不免作之。自及第，遂弃不复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于职当作亦不为作。』（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四十七〖答陕西安抚使范龙图辞辟命书〗）

事实上，欧阳修厌弃骈文，只是对骈文的某些做法有些意见：『往时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语，及广引故事，以炫博学，而不思述事不畅。近时文章变体，如苏氏父子以四六述叙，委曲精尽，不减古人。』（〖欧阳修全集〗卷一百三十〖苏氏四六〗）因此，反对骈文，践行古文，并非是置骈文与古文于水火不容，而是革骈文之弊，留骈文之精。就创作实践而言，欧阳修本人更像是一位骈文的革新者：『欧公四六对属，流转变化，有如弹丸，而矫枉已过，学之太枯，不若子瞻，尚多风致。』（蒋维钧辑录、何焯校正〖义门读书记〗卷三十八）〖宋史·欧阳修传〗亦竭力称许其文，认为『公之文备众体，变化开阖，因物命意，各极其工，或过退之。如〖醉翁亭记〗〖真州东园记〗，创意立法，前世未有其体』。『流转变化』，『创意立法，前世未有其体』，彰显了欧阳修对文体的突破与变革，如〖醉翁亭记〗中的『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似散非散，似排非排，文家之创调也』（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卷十）。所以，『文备众体』说，应当包括欧阳修『以文体为对属』的实验。

由是观之，『以文体为对属』之『文体』，乃为古文。『以文体为对属』，即以古文为骈文，使原本辨识度清晰的骈文变得模糊起来。这种新变体现的正是对骈文的修正与完善，而不是对骈文的全盘抹杀。『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体为对属』等文论话语的提出，反映了宋人不忘明辨文体间的新生现象，也折射了宋时文论对文体新变的理论回应。

    （作者：高建旺，系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