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與科舉

在中國經學史上，【中庸】從一篇普通論文躍升爲一部必讀經典，這個過程一直是歷代學人津津樂道的奇蹟。促成這個奇蹟的決定因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中國獨特的考試制度，尤其是隋唐以後的科舉考試制度。

在科舉制度實行之前，【中庸】已受到世人的特別重視。【漢書·藝文志】即有『【中庸說】二篇』的記載，【宋書】和【梁書】也記載南朝的戴顒和梁武帝曾爲【中庸】作過注釋。但這些文獻徒留其目，都沒有流傳下來。現在所見最早的【中庸】研究文獻應該是東漢鄭玄爲【禮記·中庸】所作的註解。【禮記】原本只是【儀禮】的補記附釋，鄭玄同時爲『三禮』（【周禮】【儀禮】【禮記】）作注，這就使得【禮記】開始脫離【儀禮】而獨立行世。

在此後的官方考試制度中，【禮記】的地位得到加強。三國魏文帝黃初五年（224），置立太學，制五經課試法，【周禮】【儀禮】【禮記】等『三禮』『皆列於學官』（【三國志】卷十三）。東晉元帝踐阼之初，簡省博士，『三禮』之【周官】【禮記】得以入選，而盛行於兩漢的【儀禮】卻旁落。這是經學史上【禮記】第一次越位於【儀禮】。【中庸】作爲【禮記】中的一篇通論性論文，隨著其母體政治地位的提升，自然一榮俱榮。

科舉制度肇興以後，【禮記】的地位繼續鞏固。唐太宗貞觀四年（630）詔顏師古考定【五經】，貞觀十二年（638）又詔孔穎達等人撰修【五經正義】，『令天下傳習』（【舊唐書】卷一九六）。唐高宗永徽四年（653），【五經正義】最後刊定，『詔頒於天下，每年明經，依此考試』（【唐會要】卷七十七）。需要指出的是，【五經正義】『於【三禮】獨收【禮記】，這是第一次以朝廷的名義正式將其升格爲經，且拔之於【儀禮】【周禮】二經之上』（楊天宇【禮記譯註·前言】）。直到唐玄宗開元十六年（728）『五經』增列爲『九經』，【周禮】【儀禮】才重新成爲科舉考試的內容。唐代科舉考試最重要的是明經與進士兩科，明經側重於識字記誦，進士側重於雜文策論。唐制規定無論是明經還是進士，都要加試『帖經』。帖經相當於今天考試中的填空題：給出一行經文，貼住其中三字，讓考生填寫。這就要求全國考生對【五經】的全部經文必須爛熟於心。從這時候開始，【中庸】逐漸爲天下讀書人所熟知。

中唐以後，【中庸】頻頻亮相科舉考試中。首先，科考試卷從【中庸】出題。貞元十九年（803），明經科策問第二道題中有『蹈白刃或易於中庸』一語，即出自【中庸】第九章（孟二冬【登科記考補正】卷十五）。其次，考官策問使用【中庸】詞語。貞元二十一年（805），權德輿策問考生時曾使用了『盡性』『不敢作禮樂』『哀公問政』『文王無憂』『凝道』等詞語，這些詞語皆出於【中庸】（【欽定全唐文】卷四八三【明經策問七道】）。最後，考生答題引用【中庸】內容。唐德宗貞元九年（793），二十六歲的韓愈二度參加吏部的博學宏詞科考試，並作【省試顏子不貳過論】，其中就引用了【中庸】第二十一章『誠明』『明誠』和第八章顏回『擇乎中庸』的相應文句。

到了北宋，【中庸】的地位突飛猛進。科舉考試不再局限於從【中庸】中摘引個別字詞，而是直接以其文句命題。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范仲淹作【省試『自誠而明謂之性』賦】，而本屆省試這一命題即出自【中庸】第二十一章的第一句話。十二年後的北宋仁宗天聖五年（1027），中國科舉史上更是出現了一件創舉：年輕的仁宗皇帝在皇家的瓊林苑賜宴新科進士，就是在這次宴會上，新登第的三百七十七人『人賜御書【中庸】篇各一軸，自後遂以爲常』，並詔當朝宰相當眾宣讀，皇帝『候聽終篇始罷』（【玉海】卷三四）。天聖八年（1030），又改爲【中庸】與【大學】『間賜』（【宋會要輯本·選舉】二之七）。自此以後，【中庸】【大學】兩書輪換頒賜成爲兩宋科考定製。【中庸】【大學】的經學『新貴』身份巍然挺立。

對於當時的讀書人來說，科舉是他們改變命運、廁身官場的必由之路。【中庸】【大學】在科場受到如此顯赫的待遇，對天下士子引起了極大的精神刺激和強烈的靈魂震動。正是在這種時事情況下，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當早年喜談兵法的張載以兵策謁見范仲淹時，范仲淹卻說『何事於兵』，並『勸讀【中庸】』（【宋史】卷四二七）。此後的幾十年中，政界要人司馬光、理學宗師程顥程頤兄弟、文壇領袖蘇軾以及他們的朋友學生，也都發表過關於【中庸】的專著、專文或專題討論。也正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一百三十多年後的朱熹殫精竭慮，先後草就【大學章句】與【中庸章句】，並將兩書與【論語】【孟子】合爲【四書】，逐漸代替【五經】成爲新的經書系統。

當然，【四書】代替【五經】形成新的經書系統，【中庸】從而升格爲新的儒家經典，僅憑學者個人的研究興趣是無法完成的，這個過程也需要代表國家意志的科舉制度來一錘定音。這一錘是在元代敲定的。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立國子學，並定其制：『凡讀書必先【孝經】【小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次及【詩】【書】【禮記】【周禮】【春秋】【易】。』（【元史】卷八十一）從此以後，【四書】成爲必考書，【五經】則降爲選考書。這是『【四書】地位凌駕【五經】的一個表徵』（葉國良等【經學通論】第六章）。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十一月，又就科舉考試程式下詔曰：第一場考試經問或經明、經疑從【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出題，『用朱氏章句集注』。（同上）從此開始，【四書】正式成爲科考教材，形成了新的經書體系，而【中庸】完全獨立出來成爲新的儒家經書，也由此確定。

在中國古代社會，科舉制度是國家意志的一個集中體現。【中庸】能夠從【禮記】獨立出來，躋身【四書】這個新的經書體系，除了其內具精深宏大的義理思想、外有佛老人士的推波助瀾之外，更爲關鍵的一個因素是得到了王權的承認，從而得以上升爲國家意志。可以說，【中庸】的經學『新貴』形象正是藉助科舉考試這一國家行爲，慢慢躍升定格的。

（作者：楊少涵，系華僑大學國際儒學研究院教授。本文系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經學史視域下的【中庸】升格問題研究』[18YJA720015]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