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嶽英靈集】與盛唐氣象

【河嶽英靈集】，盛唐人殷璠編。其選詩時間範圍，集【敘】及【文鏡秘府論】南卷均說，起甲寅，終癸巳。而【文苑英華】卷七一二所載殷璠集【敘】，謂之終乙酉。【國秀集】後有宋徽宗大觀年間曾彥和跋，謂該集作於天寶十一載（752）。甲寅為開元二年（714），乙酉是天寶四載（745），癸巳為天寶十二載（753）。對比今存唐人編集的詩歌選本，該集可謂真正意義上的盛唐人編集本朝詩歌的選本。由選本的集【敘】、【論】、詩人論評以及選詩，均可以看出盛唐氣象對殷璠編集心態的影響。概括起來，主要有三點：

第一，盛世社會環境中的文化自信。其集【敘】旗幟鮮明地批評盛唐以前詩壇的弊端，如曹、劉詩『多直語』『少切對』，蕭氏以還『尤增矯飾』，貞觀末『標格漸高』。同時，他十分肯定地指出開元十五年後『聲律風骨始備』，並聲明他所遴選的詩人是『河嶽英靈』。雖然，殷璠所論，基本上與詩歌史的實際吻合。但不難看出，他的語詞中，對盛唐詩壇充滿了褒美與讚譽。這一點，在他評論詩人時，表現尤為明顯。如評李白，謂其【蜀道難】等篇『自騷人以還，鮮有此體調也』；評綦毋潛，謂其『塔影掛清漢』等詩『歷代未有』；評陶翰謂『歷代詞人，詩筆雙美者鮮矣。今陶生實謂兼之』；評薛據，謂其『寒風吹長林』等詩為『曠代之佳句』等。論評中充滿着盛唐人的優越感與自信心。

第二，盛世環境中的樂觀情懷。大唐盛世，人才濟濟。在這樣的環境中，文士期盼建功立業，絕非易事。然而，殷璠雖然仕途不順，但他無比樂觀地說自己恰恰因為『退跡』，才能『得遂宿心』，以至於他編選詩集有『無致深憾』之感。可見，仕途挫折，並未讓他氣餒。相反，他有自己的精神家園。從【河嶽英靈集】對詩人的論評中，也能看出殷璠的這些情感特點。如常建『淪於一尉』，但其詩『其旨遠，其興僻，佳句輒來』。又如高適，雖然『隱跡博徒』，但其詩『兼有氣骨』，因此便有使人『吟諷不厭』的絕佳效果。薛據『自傷不早達』，但其『寒風吹長林』等詩清新雅致，致有『曠代佳句』之稱。【河嶽英靈集】所選常建【春詞二首】、李白【答俗人問】、王維【入山寄城中故人】等，其基調多為樂觀爽朗，以及對生活的熱愛。從這裏，也可以管窺殷璠的心態。

第三，盛世文士不甘沉淪的理想追求。如前所說，殷璠仕途不順，長期退隱，然而，他的理想並未幻滅。他批評前代選本『為知音所痛』，立志要『刪略群才』，使自己所編輯的詩歌選本有『頗異諸家』的編選效果。可以說，這是殷璠在立功未遂的情況下，又一理想抉擇。從【河嶽英靈集】所遴選的詩人裏，也可以探視殷璠的這一心態特點。除王維天寶十一載官至吏部郎中，其他諸如常建、李白、劉眘虛、陶翰、高適、岑參等二十餘人，全為品級低下、仕途不達的文士。然而，殷璠謂李白『志不拘檢』，謂高適『恥預常科』，謂賀蘭進明著述『究天人之際』，謂盧象『名充秘閣』。詩集所選，如常建【江上琴興】、李白【野田黃雀行】、王維【偶然作】、劉眘虛【送東林廉上人還廬山】等，表現了盛世文士或有志於立功，或立言，或立德的理想追求。這一點，與殷璠所說的編集心態相呼應。

【四庫全書總目·集部總敘】說『總集之作，多由論定』。殷璠在盛世文化自信、樂觀情懷以及立言心態支配下，遴選『河嶽英靈』們的詩什，具有獨特的盛世選本的特徵。概括起來，有以下三點：

第一，崇尚本朝盛世。殷璠不但在集【敘】中讚譽盛唐詩歌成就，而且旗幟鮮明地聲稱他編集的目的是『贊盛世之美』。殷璠心目中的『盛世』，結合今存選本可知，應當是開元二年至天寶十二年。這一時期，恰好和歷史學上的『盛唐』基本吻合。殷璠所說的『美』，據選本內容看，主要有三點：一是讚賞盛唐詩人。如讚譽常建詩『潘岳雖雲能敘悲怨，未見如此章』，贊儲光羲『經國之大才』。二是讚美盛唐詩壇的詩歌成就。【河嶽英靈集】所選，其題材包括田園、山水、邊塞、即興、羈旅、贈答、刺時等，體裁包括古體今體，以選本的方式很好地反映了盛唐詩歌面貌。三是讚頌盛唐社會繁榮氣象。據詩中所選，如『聖代無隱者』『小苑蒲萄花滿枝』『長安甲第高入雲』等，讀者不難看出盛世的繁榮氣象。殷璠批評前人選本『詮揀不精』『為知音所痛』，立志要選一部『無致深憾』的選本。可見，他的編集實踐，體現了他對本朝盛世繁榮氣象的尊崇。

第二，追求選本新變。殷璠在集【敘】中曆述昭明【文選】以後諸家選本的缺失，並在集【論】中聲明『璠今所集，頗異諸家』。『異』，正好說明為了在盛世文化環境中有所作為，殷璠編纂【河嶽英靈集】求新求變的特徵。從今存選本來看，其由五個部分組成：【敘】、【論】、詩人小傳及品評、摘句論評與選詩。這五個部分中，集【論】與摘句論評頗值得關注。尤其是摘句論評，不僅很好地補充了【敘】【論】所構建的選本理論與詩歌批評理論，還在不影響選本既定規模的情況下，遴選優秀詩句，有效增加了選本的內容含量。再從該集編選內容看，詩人將範圍界定在盛唐，不僅徹底否定了魏晉時期不錄存者的體例，而且，將編選範圍界定在一個特定歷史時期，不能不說，殷璠所追求的『異』，是頗具慧眼的。

第三，張揚纂選個性。盛世心態的衝擊，給文士帶來了文化自信，同時，也給了文士張揚個性的底氣。殷璠在集【敘】中自述他編集的標準：『名不副實，才不合道，縱權壓梁、竇，終無取焉。』然而，【河嶽英靈集】出現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五品以上官員的詩歌，殷璠一首也未選。是不是殷璠沒有讀到？從所選詩人看，這個可能微乎其微。他在評王灣【江南意】『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時說：『張燕公手題政事堂，每示能文，令為楷式。』『張燕公』，即張說。殷璠不僅未選張說的詩，張九齡、賀知章等品級高的文士，殷璠均拒之選本之外。對此，【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五『【極玄集】條』引【姚氏殘語】云：『殷璠為【河嶽英靈集】，不載杜甫詩；高仲武為【中興間氣集】，不取李白詩……彼必各有意也。』這個『意』，正是張揚個性的結果。從另一方面講，也正是這樣，才使【河嶽英靈集】成為一部極具個性特徵的選本。

（作者：盧燕新，系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