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鉤沉·東漢侍御史與皇帝巡狩

侍御史是古代監察御史制度的重要一環，起源於周代的柱下史。秦代設柱下御史，西漢初期的丞相張蒼即曾擔任此職，兩漢設侍御史。【漢書】【後漢書】對侍御史的職責有明確記載。【漢書·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條：『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銀印青綬，掌副丞相。有兩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蘭台，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員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西漢時期，侍御史附屬於御史大夫，但是自漢武帝確立州刺史制度後，侍御史實際上已經開始承擔皇帝交給的特殊使命，並逐步走出都城，察奸治獄，護駕安民。

西漢末年，御史大夫改爲大司空，侍御史不再歸屬大司空，而是由御史中丞統領，地位更加重要。東漢因之，據【後漢書·百官志】記載：『侍御史十五人，六百石。掌察舉非法，受公卿群吏奏事，有違失舉劾之。凡郊廟之祠及大朝會、大封拜，則二人監威儀，有違失則劾奏。』

【後漢書·和帝紀】注引【十三州志】曰：『侍御史，周官，即柱下史。秩六百石，掌註記言行，糾諸不法，員十五人。出有所案，則稱使者焉。』侍御史的使者功能在東漢表現得更加明顯，可以作爲皇帝的使者，到郡國查辦案件，特別是一些牽涉諸侯王的重要案件。到了漢安帝時期，由於地方盜賊頻發，侍御史在督兵鎮壓中發揮了很大作用，如永初三年的龐雄、永初六年的唐喜，元初三年的任逴等。

現代學者的秦漢官制論著中對侍御史的監察職能著墨較多，但是對於侍御史與皇帝巡狩的關係關注較少，蘇義俊【秦漢的御史官制】一文（以下簡稱『蘇文』）通過史料排比梳理，列舉了秦漢時期御史的職任，除了掌察舉非法、受公卿群吏奏事，還有18項。但蘇文沒有將侍御史和一般御史的職責區分開來，實際上兩者是有差別的。比如，蘇文列舉的御史第七項職任——『護從車駕巡幸，平治道路』，就是侍御史的特有職責。

護從車駕巡狩是侍御史的一項職責，但是蘇文中提出的『平治道路』職責則不準確。作者是基於【後漢書·虞延傳】的記載，得出侍御史具有平治道路的職責，『若道路不治，則撻侍御史。』但筆者認爲這種理解顯然有誤。據【後漢書·虞延傳】記載：

（建武）二十年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後園陵在焉，時延爲部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其陵樹株櫱，皆諳其數，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敕延從駕到魯。還經封丘城門，門下小，不容羽蓋，帝怒，使撻侍御史，延因下見引咎，以爲罪在督郵。言辭激揚，有感帝意，乃制誥曰：『以陳留督郵虞延故，貰御史罪。』延從送車駕西盡郡界，賜錢及劍帶佩刀還郡，於是聲名遂振。

『道路不治』指的應該是道路不平整、不好走的意思，但是從【虞延傳】的記載看，當時並不存在『道路不治』的問題，而是因爲光武帝車駕經過封丘縣城門的時候，因爲城門窄小，導致皇帝羽蓋無法通過，由此惹怒了光武帝。【後漢書】對建武二十年的東巡是這樣記載的：『冬十月，東巡狩。甲午，幸魯，進幸東海、楚、沛國……（十二月）壬寅，車駕還宮。』就這次東巡來說，魯國應該是出發前就確定好的目的地，而從洛陽到魯國，具體該走什麼樣的路線，則是侍御史的職責。【虞延傳】中的這位侍御史沒有履行好職責，要不是虞延主動站出來爲他擔責，恐怕還會受到更嚴重的懲罰。因此，侍御史扈從聖駕巡行，負有設計選擇路線的職責，而不是『平治道路』。

元和三年，漢章帝在北巡途中曾經給侍御史、司空下過一道詔敕，可以作爲另一佐證。『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這道詔敕意思很明白，就是讓侍御史和司空在巡行過程中不要隨便砍伐草木，順應自然規律，儘量避開它們，包含了巡行路線選擇和鋪設道路的問題。而所謂平治道路則是『掌水土事』的司空職責。有例可證：『（元和元年八月）丁酉，南巡狩，詔所經道上，郡縣無得設儲跱。命司空自將徒支柱橋梁。』

侍御史扈從車駕出行的職責，還可以由以下記載得到佐證：『天子出，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驂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法駕，公不在鹵簿，唯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侍中驂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小駕，太僕奉駕，侍御史整車騎。』

侍御史的這項職責很可能由『乘曹』負責。『侍御史，案二漢所掌凡有五曹：一曰令曹，掌律令；二曰印曹，掌刻印；三曰供曹，掌齋祠；四曰尉馬曹，掌廄馬；五曰乘曹，掌護駕。』漢桓帝生母孝崇皇后去世後，『使司徒持節，大長秋奉吊祠，賻錢四千萬，布四萬匹，中謁者僕射典護喪事，侍御史護大駕鹵簿。』對於『侍御史護大駕鹵簿』，唐代李賢引用東漢應劭所著的【漢官儀】進行了解釋：『「天子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公卿奉引，大將軍參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侍御史在左駕馬，詢問不法者。」今儀比車駕，故以侍御史監護焉。』

東漢名臣胡廣的【漢制度】對於皇帝車駕制度記敘得更加詳細，但是【漢官儀】也有【漢制度】沒有的內容——『詢問不法者』。也就是說，侍御史扈從皇帝巡狩，監察沿途郡國吏治的職能是不可偏廢的，這是皇帝巡狩的一項重要功能。按照漢章帝在詔書中的說法，巡狩明顯具有考察吏治的功能。『二月壬寅，告常山、魏郡、清河、巨鹿、平原、東平郡太守、相曰：朕惟巡狩之制，以宣聲教，考同遐邇，解釋怨結也。今四國無政，不用其良，駕言出遊，欲親知其劇易……』

東漢時期特別是安帝以前，皇帝很重視巡狩，【後漢書】本紀中僅以巡狩爲名的皇帝出行就達19次，其中光武帝6次，明帝3次，章帝6次，和帝1次，安帝2次，桓帝1次。此外還有爲數不少的巡行、行幸等方式，如巡行河渠，行幸長安、章陵。侍御史加入巡行隊伍，爲皇帝實現巡狩考察吏治的功能提供了保障。

皇帝有時也利用巡行之機，從地方郡守國相二千石中物色三公九卿等重要官吏人選。比如，建武二十年光武帝東巡後，陳留太守玉況不久就擢升爲司徒，陳留督郵虞延也名氣大震，很快被司徒辟舉爲掾屬，隨後又先後擔任公車令、洛陽令，最後位極三公。永平三年，漢明帝到南陽，聽到當地吏民對荊州刺史郭賀的歌頌後，賜他三公冕服，這是對郭賀『三公之才』的期許和對各級官吏的暗示，第二年郭賀就被征爲河南尹。

侍御史在扈從皇帝巡狩過程中或者回到洛陽後，還有被擢升和賞賜的記錄，【後漢書·循吏傳】有兩條記載：『（王）景三遷爲侍御史。十五年，從駕東巡狩，至無鹽，帝美其功績，拜河堤謁者，賜車馬縑錢。』漢明帝因爲王景治理黃河有功，在巡行過程中封他爲河堤謁者。還有王渙，『永元十五年，從駕南巡，還爲洛陽令』。從六百石的侍御史升遷爲千石洛陽令，也屬於超常擢升了。

    （作者：王漢衛，系國家文物局政策法規司法規處副處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