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與教

作爲『仁學』的有機組成部分，孔子的文藝觀主要通過他對【詩經】的評論提出，因此又被稱作『詩教』觀。一般認爲，孔子『詩教』文藝觀重『教』，即側重於『詩』（文藝）的社會教化作用與倫理實踐意義。例如在文藝的社會作用問題上，【論語·泰伯】云：『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論語·憲問】又云：『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身處『禮崩樂壞』的春秋動盪年代，出於實現社會理想的需要，孔子尤爲看重文藝的道德教化功能，力圖發揮文藝在蓄養健全人格、構建和諧社會上的獨特功用。因此，他把『詩』『禮』『樂』視爲以『仁』爲中心的道德修煉、政治教化的三個必經階段。再如在文藝的內容與形式的關係問題上，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論語·雍也】）這裡，『質』指人的內在品格，『文』即人的外在表現，『文質彬彬』就是要求人既要有『仁』的品格，又要有『禮』的儀表。體現在作品上，這就需要內容和形式的完美和諧。進而言之，當『文』『質』相匹之時，孔子又尤重內容。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論語·八佾】）【武】【韶】兩樂相比，【武】頌攻伐，雖然形式也完美，但不如【韶】敬堯舜那樣『盡善盡美』，因爲後者是『仁政』的產物。又如在文藝批評標準的問題上，孔子明確道：『【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爲政】）『無邪』即『執兩用中』而『歸於正』，要求的是作品在緣情、言志時不要太直露，而應適度。同樣，『無邪』仍然是從突出『文質合德』『文治合一』的社會教化論申發的，關涉孔子對文藝『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八佾】）的中和美理想的追求。

不過，值得強調的是，孔子『詩教』文藝觀在重『教』的同時並不忽視『詩』。一方面，基於『仁學』之指歸，孔子並非就文藝論文藝，而是將其作爲培植理想人格、建立和諧社會的一種途徑；另一方面，他又並非簡單將文藝視爲教化的工具，而是充分認識到了其所具有的『文以發蒙』『樂以發和』『以美養善』『以美成人』的社會效益。正是以上兩點，構成了孔子文藝觀的鮮明特色，並對後世儒家乃至整個中國傳統文藝思想產生了根本影響。權舉孔子『詩教』文藝觀最具代表性的另一學說——『興觀群怨』說——爲例，再加說明。『興觀群怨』見於【論語·陽貨】，其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綜合【論語】集釋，『興』即『引譬連類』『感發志意』，強調通過藝術形象的譬喻，使人產生聯想、領會到某種類似的深微曲隱的思想感情，從而在精神上受到感染和薰陶；『觀』即『觀風俗之盛衰』『考見得失』；『群』指『群居相切磋』『和而不流』；『怨』指『怨刺上政』『怨而不怒』。其中，『興』是『觀』『群』『怨』的基礎，四者雖均以實現『詩教』的社會功用爲目的，但又必須以尊重文藝獨特的審美規律爲前提。在『興』之審美提挈下，『觀』重世俗人心、社會生活狀態的豐富多樣性而非簡單化、鏡子式的反映；『群』喚起並溝通人的共同情感，強化了文藝獨特的審美感染作用；而『怨』不僅是『刺上』『化下』的現實批判，更是『一有嗟嘆，即有詠歌』的文藝抒情性本質的表彰。『興觀群怨』說緊扣美善兼濟、審美與教化合一的原則展開，蘊含著樸素的辯證法和強烈的實踐品格，成爲司馬遷『發憤著書』說、韓愈『不平則鳴』說、歐陽修『窮而後工』說、梁啓超『熏浸刺提』說等後世思想學說的歷史與邏輯起點，共同鍛鑄起中華民族自強弘毅融舊開新的文化傳統。

傳統絕非死物，相反，我們都生活在傳統中。具體到孔子的文藝思想，我們仍然可以從『教』與『詩』兩個層面洞悉其對重塑當代中國文化的智慧啟迪。首先，孔子『詩教』文藝觀的最突出特點就是它的『在地性』或實踐品格。【論語】言『詩』，出發點和落腳點始終在『教』。基於對現實生活的反省和總結，【論語】言『詩』都十分接地氣，目的都在強調文藝樹正氣、凝人心的社會教化意義。作爲中華傳統文化的最重要一脈，孔子儒學在此不僅彰顯出開創性、典範性價值，更淬鍊出後世文藝載道安邦、經世致用的實踐品格和人文精神。從【論語】所言『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到【毛詩序】的『發乎情，止乎禮義』，從孔子的『興觀群怨』說到梁啓超的『熏浸刺提』說等等，後世文藝家和學者們正是沿著孔子開闢的『詩在乎教』的經世道統，始終以傳承創新中華文化作爲神聖的使命。可以說，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生生不息，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孔子及儒家的文化自覺。

其次，孔子尤爲看重『以詩爲教』『以美養善』的『會通性』或支撐作用。『詩』雖在乎『教』，但『詩教』畢竟不等於『政教』，文藝活動實現政治與社會教化功能必須以尊重文藝自身的特殊性、審美規律性爲基礎，否則就會流於簡單、粗暴，失去它所特有的寓教於樂、潤物無聲的魅力。作爲一位有著極高藝術鑑賞力和審美追求的聖者，孔子十分重視文藝這種以審美獨特性而行『不言之教』的特質。如『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論語·述而】）。在論『興』的時候，他又告誡弟子說：『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總之，孔子在講文藝的社會作用時，始終把『興於詩』作爲前提和基礎，脫離了『興』，『觀』『群』『怨』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由此以降，中國文藝逐步確立『詩緣情』『詩言志』的主流傳統，匯聚劉勰、王昌齡、王夫之、王國維等人智慧的中國特色的『意境』理論也正是賡續孔子的文藝思想發揚所得。孔子『詩教』文藝觀無疑是面向當代而敞開的存在，它需要今天的文藝家們按照美的規律去創造藝術，召喚著文藝理論家們去激活文論傳統的生命力，進而在古爲今用、西爲中用、兼收並蓄古今中外異質文化因子的基礎上澡雪精神，陶鈞文思，再續中華文脈，重鑄中華民族自信、自覺和自豪的心魂。

（作者：王傑泓，系武漢大學藝術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