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眾濟眾　先秦儒家關於爲政者的群眾責任觀

【孔子聖跡圖】 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群』與『眾』密切相關，『群』本身就有『眾』或『眾多』的意思。【國語·周語】講：『人三爲眾。』【周禮·大宗伯】說：『大師之禮用眾也，大均之禮恤眾也，大田之禮簡眾也，大役之禮任眾也，大封之禮合眾也。』正是由於『群』與『眾』相通，以至於形成了『群眾』組合詞，代表『許多人』『眾人』。古典文獻存在『群眾』一詞的使用現象。例如，【荀子·勸學】：『群眾不能移也。』【史記·禮書】：『宰制萬物，役使群眾。』王安石【虔州學記】：『尚可以鼓舞群眾，使有以異於後世之人。』進入20世紀，『群眾』與『人民』『大眾』等範疇基本同義。

先秦儒家不乏『眾』的論說，某種意義上發展了一種『眾論』。孔子的『眾論』極富特色、意涵深刻，集中體現了先秦儒家特有的群眾責任觀念。荀子不但提出了『群眾無門』『群眾不化』『欺惑愚眾』等論斷，還從性偽之辨角度指出了聖人與大眾的區別在於『聖人之所以同於眾，其不異於眾者，性也；所以異而過眾者，偽也』（【荀子·性惡】），也闡明了成人的德操是『權利不能傾也，群眾不能移也，天下不能盪』（【荀子·勸學】）。

儒家視野中，爲政者的群眾責任觀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一則主張愛眾。孔子主張仁者愛人，這其中必然包含著對百姓、對民眾的愛。爲此，孔子對弟子提出了孝悌、謹信和泛愛眾等責任倫理要求。對於孟子來說，愛眾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與眾同樂』。他認爲，『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而在『與人樂樂』中『與少樂樂』又不如『與眾樂樂』（【孟子·梁惠王下】），由此體現了對廣土眾民的愛民責任承當。

二則強調濟眾。在回答子貢關於『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可不可以稱爲『仁』的問題時，孔子說：『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論語·雍也】）在孔子看來，一個真正的仁者能夠做到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如果廣泛地給予人民以好處，又能接濟廣大的民眾，不僅屬於仁者，甚至可以說已經達到了聖人的境界。孔子這裡對仁的詮釋，包含著對仁者要愛民濟眾的政治道德要求。

三則倡導得眾。在與弟子教學過程中，孔子不但指明了『仁』爲『愛人』和『知』爲『知人』，而且闡明了真正的智慧之人應當是『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論語·顏淵】）。對此樊遲不理解，孔子弟子子夏解釋說：『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論語·顏淵】）舜湯之所以擁有天下，就在於注重從人民大眾當中選賢任能，使得心存不仁不義之心的人遠離。『選於眾』就是『得眾』，就是『尊眾』，體現了原始民主的精神。不惟如此，孔子還揭示了如何『得眾』的德性功夫。【論語】爲我們生動地講述了堯舜以民爲本的治理之道：大舜對繼任者大禹耳提面命地說：『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論語·堯曰】）要收服天下民心，得到民眾擁護，就必須講究寬容，做到寬以待人。孔子傳承了大舜『寬則得眾』的理念，認爲能夠做到恭寬信敏惠五德就可以稱爲仁，他指出：『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論語·陽貨】）

四則提倡容眾。與『寬則得眾』一脈相承，孔子弟子子張從人際關係角度闡明了『容眾』的責任倫理。據【論語】載：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論語·子張】）子張認爲，不論一個人可交不可交都應當與之交往，君子既尊重賢人又能容納眾人，既讚美善人又同情能力差的人，關鍵是自己要具備賢良之德，如此才有拒絕別人的資格。顯然，子張所倡導的是普遍交往準則，追求的是『尊賢容眾』的責任美德。

五則認同從眾。儒家既主張從眾又反對盲目從眾，一切視具體情況而定。孔子說：『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論語·子罕】）孔子重禮，但也重義，認爲禮的踐履應以是否合乎義來取捨，也就是注重禮的適宜性和合理性。他表示，雖然用麻織禮帽慣常認爲合乎禮制，但是即便改用絲帛卻由於節儉，因而我可以遵從大家共同的做法；做臣的在堂下跪拜君主是合乎禮制的，如今大臣直接到堂上跪拜就過於驕泰，因此即使違背眾人意願，我仍然認可先在堂下跪拜。可見，孔子根據禮與義的雙重原則來確定是從眾抑或是違眾。儒家一貫反對『鄉愿』人格，把沒有原則只知媚俗趨時、同流合污的人稱爲『德之賊』（【論語·陽貨】）。孟子對孔子之所以將『鄉愿』稱爲『德之賊』做出解釋說：『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孟子·盡心下】）由於『鄉愿』之人同流合污且自以爲是，它違背了堯舜之道，故它敗壞了道德。孔子說：『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論語·衛靈公】）眾人都厭惡一個人，必得仔細審察；眾人都喜好一個人，也必得仔細審察。這一所謂的『相人之術』絕非一些俗人所理解的那樣是用以整人、治人，是宣揚『眾人服我』的『自我本位』或『自戀自大』，而是主張以事實爲根據去判斷一個人的好壞，強調不能局限於『俗見』『成見』，不能以眾人的好惡作爲標準做出決斷。要知道，從眾並不是絕對善的，而審察是正確識人、用人的基本要求。

無疑，儒家所彰顯的愛眾、得眾、濟眾、容眾和從眾等群眾責任觀，由於缺乏現實經濟政治基礎而帶有一定的理想主義成分，但它畢竟表達了對廣大民眾的關愛之情，對民事民瘼的同情之感，對民眾力量的認同之心，因此具有極爲重要的現實啟迪意義。一方面，它對於一些對群眾缺乏仁愛之心的官員來說不無某種勸誡教育作用。當前部分官員不體察民情民意，群眾觀念淡薄，少數領導官氣十足，官僚主義作風嚴重，對人民群眾指手畫腳，態度蠻橫，『冷、硬、推、拖、頂』。少數幹部不僅對群眾疾苦漠不關心，反而利用手中的權力，貪污受賄，欺壓百姓，造成了幹群關係的疏遠乃至緊張。學習借鑑先秦儒家的群眾責任觀，相信有助於領導幹部培養愛眾、濟眾、容眾和從眾的情懷和行爲。

另一方面，它有助於推進以德治國和以德治民治理方略的實施。國以民爲主，不論是國家政權的獲取，還是政權的鞏固和維護，以至國家的繁榮昌盛，都離不開廣大民眾的支持與參與。儒家倡導的群眾責任觀主體和重點無疑是爲政者，它們要求當權者在治國理政過程中，不僅要具備較高的德性修養，也要求掌權者要治理民事，以協調好官民關係，真正履行好爲民、愛民的責任，做到執政爲民。

    （作者：塗可國，系山東省社科院文化所研究員、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