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新中國國家政權抑漢的民眾感知成因

本文試析的是中國國家政權，而不是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對於黨員是有着嚴格的信仰要求的，中國共產黨的信仰，應該是科學發展觀+馬克思哲學+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傳統人文文化。而中國國家政權，由於政治協商制度的存在，其構成人員，混入了相當多的兩面人。

兩面人的存在，是新中國國家政權，做出許多有失社會公平正義的，而偏向於社會少數群體，乃至外來宗教的國策的根本原因。

對於兩面人的危害，遠不止上面所言，但是對於民眾而言，能觸動民眾感觀的，卻是有失社會公平正義，而偏向少數群體，外來宗教的部分，因為這部分是面向社會的。而兩面人對於國家政權隊伍的內部腐化，也是十分嚴重的，而且是外部民眾感知的主要成因。

早在二零一五年，二零一六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談到堅定不移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時，就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反覆強調領導幹部要嚴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但有的置若罔聞，搞結黨營私、拉幫結派、團團伙伙，一門心思鑽營權力；有的明知在換屆中組織沒有安排他，仍派親信到處遊說拉票，搞非組織活動；有的政治野心不小，揚言『活着要進中南海，死了要入八寶山』；有的在其主政的地方建『獨立王國』，搞小山頭、拉小圈子，對黨中央決策部署陽奉陰違，為實現個人政治野心而不擇手段。

毋庸置疑，整個國家政權裏，漢族官員是絕大多數，共產黨員是絕大多數，為何少數的兩面人，卻能改變，甚至主導整個國家政權的國策？

原因就在於中國共產黨黨員的信仰結構，及整個漢民族的民族信仰結構。

人的認知思維有兩種，一種是主觀感性的，一種是客觀理性的。宗教（信仰）是主觀感性的認知，無法實證的，類人文的。所謂類人文，是指其極端倡導人性之善，否棄人性之惡，而實質卻是假人文的，真神權的，其一切教條及認知（神權信仰）無法實證化。雖然無法實證，卻無礙於其傳播，作為一種信仰，其特點是主觀意識（圍繞人性中善的一面）的恐嚇+利誘，思維固化、極端化，一旦形成，能最大可能的調動人的主觀能動性。

而客觀理性的認知，是實證化的，認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客觀理性的認知，又分為『天道』的，如科學、技術、馬哲、毛想等惟『器用』論；及『人道』的，即主『人文（信仰）』的。所謂主人文是指以人文為原則，指導『器用』的實踐（逆人文之理論則棄之不用）。所謂人文，是指追求人性的善與惡的平衡狀態，以臻社會之公平正義，人倫道德。人文是理性的，可實證的。

類人文的雖然是真神權反人文的，但是它提倡人性之善，我們必須認識到，這是宗教（信仰）的核心價值觀，也是其得到廣泛認可的前提條件。正是這個核心價值觀，促使部分共產黨員腐化，兩面人化。

中國共產黨黨員，及漢民族的信仰結構，都是客觀理性的，甚至其本土宗教，及長期漢化的外來宗教，都是趨向客觀理性的，即『哲學化』。然而，由於歷史的原因，數千年來根植於漢民族的信仰，即人文信仰，自明朝末期以降，逐漸消解，到了滿清末期，已經嚴重偽化，成為了奴役漢人的精神武器，近代以來，稱之為『封建迷信』。

新中國成立以後，徹底打破消滅了嚴重偽化的人文信仰，而正統人文信仰卻由於長期的缺位，及近代產生的『封建迷信』概念的誤傷，正統人文信仰受到普遍的歧視，鄙棄，而遲遲無法得到恢復。

文革結束以後，改革開放以來，馬列主義本質上名存實亡，中國共產黨員的信仰結構改變，沒有共產主義的引導，又沒有正統人文信仰的指導，客觀理性的惟『器用』思維催化了部分共產黨員的墮落。與此同時，外來宗教憑藉其倡導人性之善的核心價值觀，得以乘虛而入。

五四以來，由於消滅偽人文的需要，正統人文及本土宗教也被貼上了『封建迷信』的標籤，思辨的言論及學術也遲遲未能明別二者。時至今日，本土宗教仍然是被定性為『封建迷信』的，近期中科院某工地施工方邀請道教做法，便被紫光閣揭發。此事說明中國共產黨核心隊伍仍然是拒絕主觀感性的宗教認知的，本也無可厚非，同時，習近平倡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復興，可以說是對正統人文恢復的有意而為。

然而，由於往屆中國共產黨核心隊伍推行的錯誤國策，導致地方政府隊伍中，兩面人覆蓋率迅速增長，而沒有正統人文思維指導的漢族地方共產黨員，又不具備中國共產黨核心隊伍，那種對於時勢及人文的認知，仍然處於惟『器用』意識，如惟GDP，惟政績，惟職評等。這部分漢族共產黨員，配合兩面人共同施政，其所推行的，與社會零距離的政策，及往屆中國共產黨核心隊伍施行的錯誤國策，及新中國成立以來，對於偽化人文、正統人文、本土宗教無區別的打擊，正是構成民眾對於中國國家政權抑漢的感知的三大因素。

所幸，如今中國共產黨核心隊伍的覺醒，對於以往錯誤國策的大膽糾正，對於正統人文的肯定及復興，勢必推動國家政策重回社會公平正義的原則，也勢必影響地方政府隊伍中，對正統人文文化的重新認知，扭轉兩面人在公務員群體的覆蓋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