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的書寫與解讀】·禮崩樂壞與【左傳】的歷史敘事

在大多數歷史書寫中，歷史事實與價值詮釋之間，往往存在着難以消解的扞格之處。一方面，對歷史事實本身的鋪陳和考證，固然足以讓我們窺視到部分的真相，但要是缺少了價值評判的介入，零散的歷史事實很難得以串聯起來，從而讓我們看到歷史內在的來龍去脈。然而，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只是片面地強調價值詮釋，將歷史事實完全作為挪用的對象，隨意進行闡釋，那麼歷史也就極有可能在這種任意解讀之下，淪落為政治衝突和思想衝突的『婢女』。

歷史書寫的這種困境，幾乎籠罩在所有的歷史學作品中。如何應對這種寫作困境？如果價值詮釋逾越了歷史事實的範圍，那麼我們該如何讓歷史『回歸』？而要是對歷史事實的細究最終帶來了價值詮釋的『乾涸』，那麼如何重新開掘價值詮釋的『源頭活水』呢？換言之，如何在歷史事實與價值詮釋之間維持某種有機的平衡，構成了歷史書寫的真正難題之一。

從這種歷史寫作困境的角度來看，近期翻譯出版的【〖左傳〗的書寫與解讀】（The Readability of the Pastin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雖然是關於【左傳】的專題研究，但是其中的部分探討，恰可以為我們理解相關問題，提供富有啟發性的視角。

該書的作者是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教授李惠儀，她的另一個身份則是【左傳】最新英譯本的譯者。她與杜潤德（Stephen Dur⁃rant）、史嘉柏（David Schaberg）重譯的【左傳】，於去年在華盛頓大學出版社出版。或許是緣於英譯【左傳】的關係，在這本書中，李惠儀展現了她對【左傳】事無巨細般的熟稔程度，以一種貫通性的論述，有效地組織起本就紛繁雜陳的【左傳】中的歷史敘事。

不過，與以往的研究相比，李惠儀在此書中最大的創新之處，並不在於她對【左傳】歷史事實的考訂，而在於她將【左傳】視為可資探討的『文本』，從中理解【左傳】是如何闡述春秋時代的歷史事實，並追問這種闡釋本身是否存在着內在的衝突和張力。在這種新視角下，她不再窮究以往困擾【左傳】研究者的難題，諸如【左傳】的作者、【左傳】與【春秋】的關係等等，而是考察【左傳】所呈現的歷史事實與所試圖傳遞的價值詮釋之間的衝突。用作者自己話來說，她所試圖考察的重要問題，即是【左傳】中『標舉秩序的修辭與這些充斥衝突、破壞、欺詐、奸邪的記錄，究竟有着怎樣的關係？【左傳】以道德體系建立起來的修辭結構，又是如何駕馭其中權力關係的書寫？』

在作者看來，雖然同為【春秋】三傳，但【左傳】與【公羊傳】【穀梁傳】之間有着明顯的區別。『【左傳】強調事件，其敘事熔鑄「經」所代表的恆久原則和「史」所包含的時序變化。而【公羊】和【穀梁】則在闡述中避開了細節的講述，表現了「經」和「史」的分離。』這也就是說，【左傳】一方面所呈現的是一套道德和秩序的準則，但是另一方面它又並不忽視歷史事實本身的變遷。【左傳】所試圖實現的，恰恰就是『經』與『史』之間的互動，熔歷史事實與價值詮釋於一爐。

就『經』的層面而言，【左傳】大體上標舉周初的道德與政治秩序，體現了『尊周從周』的精神。【左傳】通過『禮』『義』『忠』『信』『德』等詞彙，以及對占卜、夢境、天象、鬼神、上帝、音階、言談舉止等方面的闡釋，構築了一套解釋性框架，『把世界看成一個複雜而井然有序的體系，在這種世界觀之下，每個事物都保持着微妙的平衡』。這種平衡，既表現為社會政治、禮儀、宇宙秩序的相互對應，也表現為一些玄奧和廣泛性的對應關係。

不過，【左傳】並非是純粹的道德說教，除了『經』的層面外，還包括『史』的層面，從而呈現出『經』與『史』的雜糅。用李惠儀頗具概括性的話來說，『我們不難在【左傳》裡發現它精妙地融合了看穿現實厲害的嚴苛計算和理想化的道德說教；既把往事和先前的文本視為當前行為的指導，又充滿着呼喚變革、讚賞權變的聲音；既有贊成君主與貴族掌管更大權力的議論，又展現了反對者的立場；對於戰爭既有軍事戰略上的考慮，又存在着道德化、儀式化的視角』。

然而，在『經』與『史』之間，在價值詮釋與歷史事實之間，李惠儀也敏銳地注意到，【左傳】其實明顯地傾向於前者，『試圖把規律套用到流變的事情上』，從而呈現出某種程度上的扞格之處。【左傳】所書寫的世界，恰恰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是一個王道不再、霸道橫行的時代，原有的價值體系面臨着崩解的境地。如果說原有的周室的權威建立在禮儀秩序的內在連貫性上，那麼層出不窮的霸主，則恰恰以權力挑戰了禮儀的有效性。如何再以原有的價值系統解釋變化了的歷史事實，構成了內在於【左傳】的『解釋的焦慮』。

在李惠儀的分析中，這種『解釋的焦慮』在【左傳】的後半部分逐漸增加。如果說在霸主挑戰聖王之初，如齊桓公、晉文公時代，權力與禮儀之間仍然有所平衡，仍可以用原有的價值系統進行勉強解釋，那麼在霸主橫行的後期，權力與禮儀之間的平衡則完全被打破，價值詮釋與歷史事實之間的裂縫，已然無法填補。在分析這段歷史時，李惠儀便坦言，『禮儀本來可以為野蠻的戰爭披上文明的偽裝，但連禮儀在這裡也因各人的陰謀而被濫用、被曲解』。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賦予歷史事實以合理的解釋，如何重新推動歷史車輪的前行，既構成了歷史局中人的困境，也構成了【左傳】書寫的難題。

對於這種難題，李惠儀注意到【左傳】後半部分中對於『尊周從周』的敘事的變化。『首先，我們可以看到人們更頻繁地強調起源。這裡所謂的起源包括信史架構下國家的建立，也包括我們稱為「神話時代」事物的根源，儘管在【左傳》裡這兩個框架的界線其實非常模糊，甚至沒有多大意義。其次，我們越來越意識到人們有空間去爭辯和操縱他們對過去的詮釋。保守派因為衰亡的預想而援引周初的理想秩序，以此作為詮釋的模式；而改革派則假設過去有不同的發展方向，藉此解釋和改變當前的狀況。』

很難說【左傳】徹底解決了禮崩樂壞的變動時代裡的歷史事實與價值詮釋之間的困境，但在對【左傳】的文本分析中，如李惠儀所指出的，我們可以發現，『古人可以利用修辭來形塑往事，藉此達成不同的目的。同樣地，解讀的規則也並非毋庸置疑，人們也可以爭辯和利用解讀的規則。』如果在禮崩樂壞的時代裡，歷史的發展註定了單一價值詮釋的失效，那麼【左傳】提醒我們，有必要發掘對於往事的多重解釋，並從中尋求歷史與現實的多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