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老對話與儒學反思

歷史就是這樣奇怪，儒學在遭受毀滅性打擊，幾乎被剷除殆盡之後，又一陽來復，頑強挺過那段屈辱的時光，再度呈現復興之勢，以致出現『儒學熱』。當儒學處於低潮時，我們敬佩那些堅持己見，不隨波逐流、出賣良知的人，如梁漱溟先生，在他身上真正體現了儒者『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以奪志』的獨立人格和大丈夫精神。那麼今天儒學研究處於高潮的時候，我們又需要一種什麼樣的態度？杜維明先生強調，儒學首先應自我反省和批判，只有經過反省和批判，重新確立自己的根基，儒學才有可能真正獲得新生，迎來又一次的復興。我覺得杜先生的看法很有價值和意義。

儒學的反省和批判可以有多種方式，其中一個重要的方式就是儒道對話，通過與道家的對話，儒家完成自我反省和理論重建。我們知道，孔子當年雄心勃勃踏上政治舞台，開始社會、人生的探索，創立儒家學說的時候，他首先想到的是老子，他『適周』，去了當時的首都今天的洛陽，向身為『守藏室之史』的老子請教去了。二人圍繞周禮有一段對話，雖然話不投機，甚至老子對孔子有所批評，但孔子依然感嘆『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見【史記·孔子世家】【老子韓非列傳】）最近兩年，我經常講到：一部中國哲學史要從孔子問禮於老子講起，孔子何所問？老子何所答？這是理解中國哲學的關鍵。讀懂了孔老對話，也就讀懂了一部中國哲學。然而遺憾的是，司馬遷對這場重要對話的記載並不讓人滿意，他更多停留在人情世故、處事原則上，從這個角度展開敘述。畢竟，司馬遷只是一個史學家，是無法深入到兩位哲人的思想深處的。不過我想，或許我們可以通過了解孔子、老子的核心理念和思想主張，在這個基礎上重建或者說再現孔老之間的對話。

儒家的核心概念是什麼？仁義。道家的核心概念是什麼？自然。仁義如何理解？孔子的仁既指成己，也指愛人，通過成己達到愛人。從消極的方面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顏淵】）；從積極的方面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雍也】）。這雖是儒學的基本義理，但推敲起來仍有不少問題。例如，這裡的『己』如何理解？是個體之『己』，還是普遍之『己』？如果是普遍之『己』，那麼又如何達到這種普遍的認識呢？如果說孔子當年生活在一個禮俗的社會，價值相對單一，容易形成共識的話，那麼我們今天所生活的多元社會，問題要複雜的多。你想要的，也是別人想要的嗎？你所追求、實現的，為什麼也要求別人追求和實現呢？當年『夫人以仁發明此道』，就是有鑑於周文疲敝和禮崩樂壞的現實，希望以仁釋禮，為禮重新尋找內在的價值根據，這當然有劃時代的意義，孔子確立其在文化史中的地位也在於此。但老子的思路則有所不同，在他看來，愛的背後往往隱藏着控制、專斷，所以只講仁愛還不夠，更重要的是符合自然，所以他的核心概念是自然。自然如何理解？劉笑敢教授說是自己如此，我認為自然實際包含了兩層含義：自己如此和任其如此。任其如此是道和聖人的品德，自己如此是萬物和百姓狀態；道、聖人的任其如此，成就了萬物、百姓的自己如此；前者是任其自然，後者是自然而然，二者構成自然的完整內涵。有人說老子、道家反對仁義，不講愛，恐怕不符合事實。老子講『我有三寶』（【老子】67章），第一寶就是慈，慈不就是愛嗎？老子用慈不用愛，就是要避開人們對愛的狹隘理解，強調要符合自然地愛，自然而然地愛。老子講『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5章），天地生養萬物，豈能不仁？惟其不控制、不操縱也。故在老子看來，『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51章）。剔除或否定了占有、主宰、控制欲望的才是真正的德、真正的愛。所以道、天地並非沒有仁、沒有愛，它們生育萬物、養育萬物，其實都是仁，都是愛。只是它們又不居功、不自傲，不主宰、不控制，不加干涉，順其自然，尊重萬物的特點與個體之『己』。聖人效法天地與道，自然應以天道的方式去仁、去愛。套用老子的表達，不仁而無不仁，無愛而無不愛。正因為不愛–控制、占有的愛，所以萬物才得其愛，正因為不仁–干涉、操縱的仁，所以百姓才得其仁。理解了仁義與自然的分歧和不同，我們便可對孔老對話做出分析和判斷。孔子想以仁釋禮，通過『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論語·憲問】），重建禮樂秩序，突出的是君子的擔當和責任，故強調『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老子擔心的是，如此建立起來的禮樂秩序是否自然？是否考慮或尊重了百姓的個體之『己』？孔子的理想固然高遠，氣魄固然宏大，勇氣固然可嘉，但這種理想、氣魄和勇氣背後是否蘊含着一種獨斷呢？是否會強人所難而不寬容呢？解讀孔老對話，恐怕要從這裡去思考。

孔、老當年的不同選擇決定了儒、道不同的價值取向，儒家積極入世，富有理想，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故常常以聖賢自居，居高臨下地去安人、安百姓。道家清醒冷靜，富有智慧，更多關注的是文明發展的負面後果，對仁義道德保持高度警惕，希望通過自然、無為做出適當的矯正。老子、道家也不是不講愛，而是警惕人們以愛的名義滑向專制和獨斷。所以，儒家的『己欲立而立人』與道家的任其如此，表面上似乎是相互對立，實際上卻構成相互補充和完善，儒家可以通過與道家的對話完成自我的反省和批判，反之亦然。我們讀過張載的四句教：為天下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續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我想讀到這段文字時，很多人都會熱血沸騰，充滿了自豪感和責任感，因為它對儒家的道德理想主義做了完美的表達。但是換一個角度，如果站在道家的立場，以上內容其實是值得檢討和反省的。例如，你在什麼意義上可以為『生民立命』？有學者考證說張載原話是『為生民立道』。但不論是『立命』還是『立道』，都是我來確立民眾的命，規定其生命的意義。孟子說過，『夭壽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盡心上】）。但這是對個體、自己而言，我確立對於命運的態度。張載將其擴展到民眾，是否有過分膨脹、自大的嫌疑呢？其實歷史上有儒家學者對這個問題做出反思的，就是王夫之。王夫之寫過【張子正蒙注】，自稱『希張橫渠之正學而力不能企』，說明他對張載的學說十分認同，並心嚮往之的。但王夫之也寫過【老子衍】【莊子通】【莊子解】等著作，受到道家的影響，正是在與道家的對話中，使其對張載式的儒家信念提出反省甚至挑戰。王夫之的看法，至今讀來仍覺精闢：『自聖自賢，必將臨人。』如果總是以聖賢自居，必然會產生強烈的支配慾、控制欲。『謂民之生死在我，則賊其民。』如果自認為可以控制、主宰民眾的命運，實際就是在殘害民。王夫之的邏輯是，『民未嘗不自知愛也，而烏用我愛？』老百姓都知道愛護自己，不一定需要你去愛護。『物之自治，天之道也。』真正的愛護是讓百姓能夠自治、自理，這才是最好的愛護，是符合天道的。所以，『帝王之道，止於無傷而已』。統治者不要傷害百姓，給老百姓發展的空間，讓其自治、自愛就可以了，而不必事事去關心民、愛護民，更不必為其立命了。王夫之是一位真正的儒者，但他卻有自我反省、批判的精神，這種批判的精神就是來自於道家，是他與道家的對話中獲得的。所以，儒家需要道家，仁義需要自然，符合自然的仁義才是真正的仁義。同樣，道家也需要儒家，自然也有需要仁義，包含了仁義的自然才是有溫度的自然，結合了儒家的道家才能表現出濟世的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