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與程伊川

蘇軾（東坡）與程頤（伊川），一個是文壇大家，一個是理學宗師。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兩個人應該是『老死不相往來』。但歷史的事實是，兩人之間曾經發生過全方位的矛盾衝突，由此引發的『蜀洛黨爭』更是綿延七十餘載，成為兩宋歷史上的一樁公案。

蘇軾與程頤兩人人生軌跡的初次交集發生在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是年，蘇洵攜蘇軾、蘇轍兄弟走出川蜀，進入汴京，準備明年的貢舉考試，程顥、程頤兩兄弟也在父親程珦的帶領下，赴京入國子監就學並備考。翌年的科考可謂是文星璀璨。文壇盟主歐陽修權知貢舉，二蘇兄弟與程顥皆金榜題名，同科及第的還有大文豪曾鞏兄弟四人、關學開山張載，以及後來王安石變法中的很多中堅干將。（【宋登科記考】卷四）可以說，嘉祐二年（1057）的科考是中國科舉考試史上名副其實的『龍虎榜』。只不過程頤因當年國子監解額減半，未能登第。

蘇、程兩人頻繁的直接交往要到三十年後的宋哲宗時代。元豐八年（1085），宋神宗駕崩，十歲的宋哲宗繼承大統，太皇太后高氏臨朝聽政，司馬光、呂公著組閣，蘇軾與程頤先後被召入京。蘇軾任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成為皇帝的機要官員，程頤除崇政殿說書，成為皇帝的家庭教師。兩人都是哲宗的左右親近。這種近距離接觸讓兩人在互相熟知的同時，也使得個人之間的矛盾衝突日益放大。

程頤性格向以端肅持重著稱，蘇軾性格豪邁，不拘一格。史載：『程頤在經筵，多用古禮，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疾之，每加玩侮。』（【續資治通鑑】卷八十）一個禮儀，在程頤看來是『尊儒重道』，在蘇軾看來卻是『不近人情』，差異之大，判若水火。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司馬光去世，程頤主喪。蘇軾與眾官參加完一次明堂慶典，便欲往奠，但遭到程頤的堅決阻攔。程頤的理由是慶、吊不能同日，並引用【論語】的話說：『「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才了，卻往弔喪？』蘇軾反駁說：孔子雖然說過『哭則不歌』，但並沒有說過『歌則不哭』，最後還譏刺程頤是『燠糟鄙俚叔孫通』（【孫公談圃】卷上）。意思是說，程頤這套東西看似合乎古禮，其實不過是山野之舉。結果『眾皆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太平治跡統類】卷二三），導致兩人在政事上互相猜忌。呂公著對程頤甚為器重，他為宰相時，『凡事有疑，必質於伊川。進退人材，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詆之』。政事上猜忌攻訐，進而又導致兩派人員在人事上相互傾軋。至此，『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三）的局面形成，並一直延續到幾十年後的南宋高宗時期。

無論是個人性格上的不合，還是政治人事上的矛盾，都只是表面現象。蘇東坡與程伊川真正的衝突是在更深層的哲學觀念上。這集中體現在對『天理性情』的體會與理解上。

『天理』二字是二程兄弟在千辛萬苦的生命歷練中體會出來的。程顥曾深有感觸地說：『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二程外書】卷十二）程頤接着說了一句震古爍今的名言：『性即理也，所謂理，性是也。』（【二程遺書】卷二十二上）朱熹對這句話推崇備至，說『伊川「性即理也」四字，攧撲不破』，『自孔孟後，無人見得到此，亦是從古無人敢如此道』（【朱子語類】卷五十九）。當然，天理與性也稍有不同，天理強調的是客觀方面的超越尊嚴，性強調的是主觀方面的內在價值。『性即理』則打通主客，賦予人的內在價值以崇高的尊嚴。二程對性理進行了道德方面的規定，即性是善的，『不知性善不可以言學』（【二程粹言】）。但現實中畢竟有不善的現象，程頤認為，這不是性理之本然，而是情慾在作怪，『情既熾而益盪，其性鑿矣』（【二程文集】卷七】，所以他強調要『性其情』（【二程文集】卷八）。『性其情』就是性理挺立於中，使情慾擾盪不得。在程頤看來，『性其情』的具體功夫就是一個『敬』字，而『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二程遺書】卷十五）。敬能保證性理之善不為情慾所擾盪，從而讓自己的內在價值和超越尊嚴挺立起來。所以程頤平素對敬視之甚高，常說『敬勝百邪』（【二程遺書】卷十一），『入道莫如敬』（【二程遺書】卷三）。

蘇軾對『天理性情』的理解與程頤幾乎完全相反。蘇軾高足秦觀曾寫過一首詞，裏面有一句『天若知也和天瘦』。有一天程頤遇到他，就問是不是他寫的。秦觀一開始還認為程頤要稱賞他，就拱手遜謝。結果程頤卻說：『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二程外書】卷十二）程頤對詩詞視之甚低，秦觀卻將天穹尊嚴填入其中，對他來說這簡直就是一種侮辱。就『性情』來說，蘇軾也根本不承認性善論，『夫太古之初，本非有善惡之論』（【蘇東坡全集】卷四【揚雄論】），甚至認為孟子提出性善論，是『孟子之過』（【蘇東坡全集】卷三【子思論】）。同時，情也不是性的反面，而是『性之動也』。情只是性動而散殊的狀態，與性在本質上是同一的。性無善惡，所以情也無善惡，『性之與情，非有善惡之別也』（【東坡易傳】卷一）。情既無善惡，自然也就不需要『性其情』，不需要節情制欲，反而需要遂情達欲。蘇軾豪放不羈、縱情才藝的性格愛好，正是他這種哲學觀念的外化。基於這種哲學觀念，蘇軾對程頤一派強調『敬』的作風甚為反感。當他看到朱光庭『端笏正立，嚴毅不可犯，班列肅然』，就說『何時打破這「敬」字』。（【二程外書】卷十一）

總之，蘇東坡與程伊川兩人哲學觀念上的深層衝突，決定了他們各方面的矛盾對立都是很難調和的。所以牟宗三說：『蘇東坡與程伊川的衝突是一個永恆的衝突。』（牟宗三【康德第三批判演講錄（八）】）明末陳確【洛蜀論】認為，蘇東坡對程伊川是『口語之傷，非有不解之仇』（【陳確文集】卷五）。清人錢大昕【洛蜀黨爭】也說，『東坡之於伊川，不過口舌譏誚』，『伊川不忍於東坡，毋乃量之未廣也乎』（【潛研堂文集】卷二）。這些說法都把蘇東坡與程伊川之間的衝突解讀為口舌之爭、度量之較，這就將雙方矛盾的根源看得太淺了。

（作者：楊少涵，系華僑大學國際儒學研究院試聘教授、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