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論世·又見漢家少年子

讀舊書，見南宋時人描述金國的熙宗，『雖不能明經博古，而稍解賦詩翰墨，雅歌儒服，烹茶焚香，弈棋戰象。』因此說他『宛然一漢家少年子』。

今人說起中國古代的輝煌，必定要說漢唐氣象、唐宋風采。說漢唐，更多是說它在鼎盛時期的國力強盛，是經濟的富庶和軍事的強大；說唐宋，除鼎盛時期的經濟富庶之外，就是文化的興盛。當然，這種認知不能絕對化，不能無視兩漢時期的文化大發展，也不能簡單地說兩宋就是積貧積弱。兩宋既不貧，其與契丹、西夏、金、蒙元這幾個從當時的全球視野上看待也屬力量強大的華夏少數民族政權能對抗300年，也不是用一個軍事積弱的論斷就能解釋清楚的。

說到文化興盛，唐與宋二者相較，也有各不相同的鮮明特徵。

唐朝的最大特點是文化包容性。包容到什麼程度？無論是皇家還是身為國家精英階層的士大夫，甚至是平民百姓，都廣泛地接受外來文化。如曾被唐太宗立為太子的李承乾，喜歡說突厥話、穿突厥衣；還有，那時無論是哪個階層的人，都喜歡吃胡餅、戴胡帽。北宋時期的范仲淹有一首氣象博大的詞，『碧雲天，黃葉地，秋色連波、波上寒煙翠。』這首詞的詞牌名叫做『蘇幕遮』，它的本意是波斯人的圍巾，唐朝時用作宮廷歌舞的曲子名，後來才演變為長短句的詞牌。也可見，這種文化的包容是消化、吸收後的包容。

至於宋朝，文化的最大特點是對外的影響力。以朝鮮半島為例，唐時朝鮮半島政權分裂，與中原的關係時好時壞，那時雙方交往最醒目的元素是戰爭。到了北宋，文化交流則成為主要話題。高麗國不僅經常派人到中原學習文化，還派知識精英參加北宋的科舉考試，考得出身後或在中原為官或回高麗理政。至於宋朝前期的主要敵手、被金國取代的契丹大遼國，毫無疑問已經成為宋朝文明的崇拜者，其精英階層都要學儒家文化、習漢家語言。而西夏元昊幾乎完全照搬宋朝體制，來設立西夏的官制。

因此，與宋朝中後期同一時代的金熙宗一身內外的漢家少年樣並不奇怪，雖然統治金國的主體是那時與契丹一樣被中原王朝視為胡虜異族的女真族。而他之後的金世宗更以『躬節儉、崇孝悌、信賞罰、重農桑』的中國傳統治世理念和成就，被本國人讚譽為『小堯舜』，其治世良莠的評判標準和終極目標仿佛與中原王朝無異了。

當然，我們說宋朝強大的對外影響力，也並不能貶低漢唐時期同樣已經具備的文化自信。從語言、文字、生活、經濟、軍事最終乃至政治上，中原文化強大的對外影響力自唐末、五代已經形成，到了宋朝則已然全面浸潤於當時的外國異族。可以說，中華文化發展到宋朝，其對外影響力的強大和難以抗拒性是此前的中國所不可比擬的。

馬克思曾經深刻地指出：『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這一深刻論斷不斷地被中華文明的發展史所驗證。在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歷史中，國家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多數時期是強大的，但也有衰弱的時候，也曾被當時的外國異族所欺侮甚至佔領。然而，因為我們始終繁盛的文化，最終都能把當時的外國異族轉化成中華民族的組成部分。即便到了因閉關鎖國而導致政治、軍事乃至文化急劇落後之時，最終仍然是曾經的文化輝煌喚醒了民眾，讓中國在國家生死存亡的危急時刻選擇正確道路，使中華民族重新走上復興的征程。

當今中國所處的世界，已遠非漢唐宋時的格局；承載一個盛世氣象的基礎，也已不是簡單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等幾個直觀的元素。那麼，中華民族應當怎麼做，才能具備國家強盛的所有元素並使它們達到完美的契合呢？

在黨的十九大上，習近平總書記從經濟、政治、法治、科技、文化等各方面，對中國的現在和未來作出了規劃和指引。今天的中國人對人類的認識、對社會的認識、對世界的認識、對自己的認識，已經遠遠不是漢唐宋時那樣局限於眼界，更不是自清朝中後期到民國時期那樣落後於世界。

若未來某日，我們不經意地發現身邊出現了眾多『儼然漢家少年子』，甚或又有新的『胡帽』『胡餅』與我們的社會融為一體；那麼，這些現象的背後，必然是漢唐氣象和唐宋風采的一種歸來，而更可能是新時代的氣象和風采已超越漢唐宋。到那時便可以自信地說，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已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