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改革者·孝公與商鞅

孫皓暉先生的【大秦帝國·黑色裂變】擔得起一部優秀的歷史小說。雖然偏執於冷靜治學態度的學人，可能會覺得它過於熱血和理想化,但正如商鞅所說，『守十者亂，守一者治』，作者大概深得商君為事之道，寫作目標明確——展現這個東方帝國的生滅興亡史，將自己對這段文明的景仰傳播給儘可能多的人。主體脈絡都有史可尋，主角的重要言論都有籍可考，細節發散基本合理。書中的時代和人物，值得一談。

作者筆下的先秦時代，大毀滅、大創造、大沉淪、大興亡，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自由奔放，充滿活力。相較於其後幾千年的政治鬥爭，那個時代的伐謀，更像是一種『陽謀』。徹底地變法、刷新自己，成為每個諸侯國根本的、迫在眉睫的生存之道。今日布衣明日便為權臣，文可安天下武可定乾坤。名將輩出，大才雲集，英主迭起，百家爭鳴。經濟、政治、軍事、文化、民俗，都在大爭之世中碰撞出燦爛的輝煌。

兩千多年後，毛澤東在領導又一場開天闢地的革命時說：『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因素。』這話用來評析商鞅變法，也是很準確的。孝公和商鞅君臣的品質與變法成敗息息相關。『改革之事，非有果斷之決心和堅悍之心力，未易抗眾議而排萬難。』

孝公即位，秦國在天時上並不占優勢，內部貴族勢強，外部強敵日逼，河西屬地，也被魏國兼併，自開國以來，國勢從未如此迫促。孝公割地示弱，血書『國恥』石，誓言圖強。書中還講到老子入秦時預言秦將一統天下的傳說。孝公問繼任者嬴駟：『若神明占卜，說秦將為天下霸主，子何以待之？』嬴駟說：『縱然天命所歸，亦需人事努力。兒臣當似有若無。』孝公十分欣慰：『秦國縱可一統天下，也要一步步一代代地去苦做，去奮爭。』

商鞅四說孝公，前兩次孝公並不滿意，但他只是不作聲或打瞌睡。到第四次與商鞅談話時，孝公聽得如痴如醉，不知不覺和商鞅抵膝談心。即使太子犯法，商鞅為樹立新法權威要嚴懲太子和太子傅，他也是放手讓其去做。小說寫變法前商鞅要孝公答應三個條件，其一就是國君對變法大臣要深信不疑，否則權臣死而法令潰。孝公欣然答應：『三百年來，變法功臣皆死於非命，此乃國君之罪也。終我一世，絕不負君！』

商鞅法家大才，有自己的理論信仰。用時下的話講，他是個學者型官員。看【商君書】篇目：『更法』『墾令』『農戰』『算地』『戰法』『賞刑』『君臣』……涉及法制、經濟、農業、軍事、吏治、社會等方方面面。章太炎說：『法家者流，則猶通俗所謂政治家也，非膠於刑律而已。』言下之意，商鞅是政治家，是為國家發展制定全面統一的規則。

商鞅行事，務實且目標明確。司馬遷說不恥於商鞅靠嬖臣得以覲見孝公，這就有些迂闊了。商鞅行事，臨大事而有靜氣。四見孝公，先以帝道，再以王道，再以霸道，最後才端出法家之說，道出自己的政見，也摸清孝公的意圖，確定了君臣間統一的目標。商鞅行事，凌厲而有膽氣。他有一段名言：『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負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驁於民……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意思是，猶豫、徘徊不定就不可能有所作為。有獨到見解、高屋建瓴的人，當時一般民眾多難以理解，但方針既定，於國民有利，排除萬難也要強做。

【史記】記載，趙良見商鞅說其『危若朝露』，教他辭官隱退，恢復原法，但『商君弗從』。司馬遷說商鞅是貪圖秦國政教榮寵，我卻認為還是事業未竟更可信。好在歷史不負商君！

後世對商鞅的毀與譽都可謂汗牛充棟。但歷代改革者，均將其奉為標杆。李斯在【諫逐客書】中說：『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桑弘羊說商鞅『功如丘山，名傳後世』。王安石借詩言志：『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少年毛澤東在【商鞅徙木立信論】中說：『一披吾國四千餘年之紀載，而求其利國福民偉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

『疑行無名，疑事無功』，改革者知改革艱難，要壯士斷腕的勇氣，要鳳凰涅槃的決心，勒馬回首便只能畫地為牢，縱馬一躍方可盼天地開闊。『懸崖勒馬的是將，懸崖不勒馬的是王！』這正是給孝公、商鞅和所有改革者的最好頌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