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雄文！深度剖析·扶不起的國學，散不盡的腐儒！

前言

關於這篇文章的推送，源自於當今儒學圈子的怪現象，有一部分以『國師』自居的新儒家，不斷以道德之盾，去擠兌與之思想非類者，比如攻擊法家、墨家、道家乃至於漢服運動也要肆意指摘，卻總不能認清當今儒學之優劣高下。更甚者，固守清儒之腐臭，而全盤否定新文化運動，排斥西學。

怪哉！孔子之後，明燈漸熄，而今不肖者，生於今之世，而欲返百年前之道，此何人哉？

扶不起的國學，散不盡的腐儒！

文/輔仁君

國學，有人說被現代人玩壞了。而實際上，國學這個概念自誕生起，就是一個畸形。截止現在都沒有人能夠確切的言說，這個畸形物的基因屬性，但廣大『國學』愛好者和一些腐儒卻以丑為美，以劣為正，把國學捧上了神壇。各地國學大聯歡、跳大繩之國學『實踐』層出不窮。

那麼，到底什麼是國學？由於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傳統範圍無法概念化，這個國學概念至今仍然很模糊，號稱宣揚優秀國學的人甚至講不出他們要推廣的東西到底怎麼定論。有號稱國學大師的人把儒釋道與國學劃等號。更有甚者，把儒家獨尊為國學。以一般國學愛好者的思維模式，在排除儒家經學和儒釋道雜學之狹隘的概念後，國學大概就指的是中國傳統文化了。有的人乾脆就以中國傳統文化簡稱國學，這個概念似乎有些道理。

最初提倡國學的人是個什麼想法呢？時間轉到清末，西學東漸，魏源、張之洞等『師夷長技以制夷』，提出『中體西用』，這裡的『中學』已經是後來『國學』的前奏了。再往後，黃遵憲、梁啓超、章太炎等人為了挽救中國文化，避免其被西方文化所吞噬，而提出國學、國粹、國故等概念。那麼，這個概念在那個時候大概就是指的區別於西學或者外國之學的中國固有之文化要素和學術。固有，中國本來就有，產生於中國，並在中國哲學框架之下形成體系的一切學術。所有，除了固有之外，外來之學融入中國，包括中國所有民族之學，融合在一起的雜糅體。

回到清末，梁啓超等人所謂的固有國學離『固有』還有多大差距？大概在我們頭腦里，都有一種華夏文明到了明清就走下坡路的思維，進而在清末中國文化被打敗的原因理解為西學的強大和中國之學的僵化保守。那麼，這種僵化保守的學術既然不能使中國強大，而且讓中國社會變得糜爛不堪直至被西方列強宰割，為何還要有人去歇斯底里的整理出來發揚呢？

這個問題還要稍微提一下梁啓超時代國學雛形。之前各種以『中體西用』為原則的改革都失敗了，導致有人以為中國之學並非盡皆精華，要去其槽粕，整理國粹。所以，就有人提出『國粹』為即『國學』之說。同時，這個國學雛形與日本的改革運動有關，留學日本的學者親眼看到日本『脫亞入歐』的冒進行為轉向了『找回大和魂』的漸進式改革。那麼，這個『大和魂』事實上就是指的日本提出的區別於西方的日本國學。這個日本國學除了囊括了日本原有的學術、民俗等文化要素，還包括其民族精神，在這個舶來品被留學者接受轉化之後，就誕生了中國國學。從這個意義上講，『國學』運動是與當時的國家改革運動並行的。梁啓超章太炎整理國故提倡國學也是為了讓千瘡百孔的中國恢復元氣，重振雄風。他們認為，一國之固有文化的保守甚至重於國家的滅亡。文化亡了，無可救藥，國家亡了，文脈還在，仍有翻身之機會。所以，在他們看來這種雄風必須是根於中國，而用於西學的國家體系。但這與之前的中體西用理念別無二致。所以，這種運動並沒有形成強有力的氣勢去抵擋洶湧的西學浪潮，反而被後來的新文化運動給了重重一擊。原因就在於，這種國故文化被認為是導致中國落後的根源所在，必須根除之而後求發展。為了除掉『落後的根源』，很多學者加入到了『痛打落水狗』的隊伍里。這裡其中包括被冠以『國學大師』的魯迅、胡適、錢玄同之等先生。這直接導致了國學運動的沒落。

我們把問題析出來，為什麼國學這麼好，還會有人執意要滅之而後快？

因為梁啓超等人的國學運動是失敗的，所倡導的國學是畸形的，雖然他們被冠以『國學大師』的稱號。因為，他所謂的國學沒有脫離滿清之學的藩籬，甚至始終是在清學的圈子裡為國學尋找立足點。國學問題關係到尋找中國落後的根源的大問題，那麼，要對國學做定論，就一定要找出中國落後的根源。在這一點上，新文化運動雖然做的很過激，但是他們的行為事實上找出了中國落後的根源，只是把這個根源擴大化了。他們把清儒之學導致中國的落後擴大到了中國五千年文化之整體。從這個意義上講，梁啓超堅持清學的正統地位，並把清學作為國學來闡發，是必然被新文化運動所詬病的。

梁啓超、康有為等人是滿清統治者的同情者和維護者，並不承認清儒對中國文明之發展帶來的毀滅性打擊。如果梁啓超隨着革命運動的發展漸漸有所覺悟，那麼康有為就先得有些變態了，模仿基督教創立『孔教』，並且為復辟滿清而全世界流竄，這在一系列的保皇運動、支持張勳復辟和反袁運動中都得到了切實印證。話說回來，梁啓超等人的國學內容與章太炎並無二致，並且不拒絕對國學進行革新和現代性解釋，但是缺乏反思清儒之根本內容。他們始終對大清國抱有幻想，似乎是被滿洲統治習慣了，正統都要在大清國一邊，連國學都要以滿清之學為藍本。同是堅持國學的章太炎先生則直接指出滿清的統治是導致中國落後的根源，所以，事實上，章太炎的國學與梁啓超的國學是一種相對立的概念。他們的區別就在於，是繼續堅持滿清之學，並把其作為國學來發揚，還是清算滿清，把滿清之學剔除出國學，以重建大國風範。章太炎思想經歷了前後顛覆性改變，從歸化『夷狄』到驅逐『客帝』，是其從逐步革新走向革命的思想體現。

說到這裡，問題就慢慢清晰起來。堅持國學，若號稱固有之學，就是要堅持能讓中國強大的本源文化、固有之學，只有在強大時候和走向強大的時候的文化體系才能作為國學來發揚。國學運動事實上是一種救亡圖存的運動，那麼，談到國學，當然與國家政治分不開。當一個國家，走向滅亡，其同時期堅持的文化肯定是不值得提倡和發揚的。章太炎先生直接指出，『衣冠拜索虜』是導致中國落後的根源所在，即上面所提到的華夏被滿清統治，形成的滿清之儒學導致了中國的驟然落後。他要發揚的是衣冠上國時期的文化，而梁啓超則堅持『以夷變夏』時期的殖民主義文化是不應該丟棄的國本。

由此觀之，在理解國學的概念，我們不得不梳理一下明清時期和歷史特定時期的文化氛圍。有人說，中國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只是在近代才驟然落後於西方的。這個觀點是非常值得懷疑的。一個國家落後，是多方面的，當然與其文化密切相關。那麼，一個國家在強大的時候堅持的文化也必然與走向滅亡時候的文化是對立的。中國文化幾千年欺波瀾起伏，雖然高明之處昭然，而退變腐化變異之現象，自秦至明，亦大有可觀，至滿清入關以夷變夏，則腐臭不可聞。持『近代落後論』的人往往把明清綁定而論，這種綁定恰恰掩蓋了我們要尋找的國學本義。我們暫且認為中國落後是在清末，那麼，清末之前的正統文化是什麼？理學。是的，終清一朝，理學被當做國家正統文化通過官方規定下來。但是清之理學與宋明之理學又有本質上的差異，而是挖掉了心臟的理學。但是，此時的理學還號稱儒學、聖人之學，給人以華夏文明還在進步發展的假象。改造理學的工程極其浩大，從滿清入關開始的種族大屠殺，削弱民族認同感的剃髮易服，到泯滅人性的文字獄，以及文字獄的登頂之作【四庫全書】。本來程朱理學在對人性的約束上做足了工作。在滿清入關之後，壓制了理學所堅持的民族氣節，腐儒轉而鑽研明哲保身、包容萬物、追求空談的心性之學和奴性思想。漢民族情緒的巨大低落和長期無力翻身致使各種消極學說充斥華夏，各種激發創造的力量蕩然無存，有的只是『賴活着』的自我安慰心態。錢穆對此評價為：『國家顛覆，中原陸沉，斯民塗炭，淪為夷狄，創巨痛深，莫可控訴。』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自序中謂『清代治學者皆不敢以天下治亂為心，而相率逃於故紙叢碎中，其為人高下深淺不一，而皆足以壞學術、毀風俗而賊人才』。復旦大學歷史學家樊樹志教授總結說：『文字獄完全是一種心理畸形。雍正、乾隆是一個應該受到歷史譴責的暴君，他干預學着的獨立研究，故意篡改歷史，殘酷的迫害文人，接二連三地禁書、毀版。【四庫全書】實際上是別有用心地鉗制思想。文字獄使得文人們噤若寒蟬，處於極度恐懼之中。』牟宗三曰：『滿清入關統治中國三百年，才有知識分子的鄙陋。』儒者迫於夷狄政權，或隱或屈，清學凝固而成國學，儒者被迫拋棄夷夏之辨與王道情懷，只重小學解惑，不重大學傳道授業。其後果就是把治學和治國分開，使學者與社會隔絕，相率埋頭故紙堆，甘做文字奴隸，不問蒼生只修己心。這實際上是拋棄了自古以來中國學術尊王攘夷、修齊治平、修己達人、成己成物的固有傳統，而與儒家背道而馳。如此而來，國家從王士共治淪入霸權政治，一遇西學，則必然不攻自破。清學之所以出現這種局面主要是由於滿清政權的高壓統治。愛新覺羅氏統治者最為擔心儒家『尊王攘夷』的精神膨脹，因而必須改造之，抽去筋骨，只留行屍走肉。而這個行屍走肉一般的儒學到了清末已經發臭難聞，如同垃圾了。一堆垃圾和其頭上的離心離德的異族主人沆瀣一氣，繼續講中體西用，如同笑話一般，必然會被見過世面的知識分子『除之而後快』。就連抱有幻想的梁啓超也最後不得不叫苦：『然而就危亡求進步之造將奈何？曰：必取數千年橫暴混濁之政體，破壞而齏粉之！使數千萬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蜮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憑藉，然後能滌盪腸胃，以上於造步之造也！必取數千年腐敗柔媚之學說，廓清而辭辟之，使數百萬如蠹魚如鸚鵡如水母如犬畜之學子，毋得搖筆弄舌，舞文嚼字，為民賊之後援，然後能一新耳目，以行進步之實也！』

也就是在儒學變異的過程中，佛教、道教與號稱正統的儒家臭味相投，成為奴隸之民的安眠藥。這種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潮流久而有之，自佛教入華夏，便開始了對包括道教和儒家的中華文化的侵蝕性影響，道教和儒家在與佛教對抗中慢慢迷失，走向極端。從三武一宗滅佛，范縝的桑門辯論，韓退之的攘除佛老，到朱熹、王陽明的反佛歸理歸心，儒家作為中華文化主體性的捍衛者一直在戰鬥。但歷經兩次『亡天下』也讓偽劣之儒逐漸大行其道。儒釋道三種文化從激烈對抗到最終偏離本初，擰成一股繩。中國從三國內耗之後，便出現五胡亂華、衣冠南渡的慘劇，之後的安史之亂、五代十國、宋氏南遷、蒙古入侵、滿清入侵可以說是異族入侵導致的華夏民族一次次的劫難，而在這些劫難中，儒家都是作為民族意識形態的後備軍為民族提供精神力量的。然而，入侵者正是看到了中國人尊王攘夷的民族精神，有意識地對儒學進行了改造，而儒學也在中國對抗夷狄的鬥爭失利中形成了一次比一次消極的文化。從避世離俗的玄學到空談虛己、臨危一死的理學心學，從無厘頭的『二十四孝』，到宣揚奴才之學的【弟子規】。儒家從排佛攘老到三教合流談心性，華夏民族再也沒有了先秦的禮樂豪俠，再也沒有了漢唐的大氣磅礴。在這其中，驅胡虜於漠北之後的明太祖及後人進行了『驅除胡虜，恢復中華』『復漢官之威儀』的一系列改革，力求恢復中國元氣。在一定程度上創造了華夏文藝復興的輝煌，不論從文學藝術還是在國家綜合實力上，都與西方齊頭並進。市井文化充斥民間，百家之學與儒學分庭抗禮，科技、軍事蓬勃煥發，大有治隆唐宋，遠邁漢唐的氣魄。然而，文化上的陽剛之氣被儒家理學、心學的內收所抵消，士大夫內鬥損耗國力，避世談心性相互攻擊扯皮，一場天災和因天災導致的內亂之後，一個虛弱的帝國，瞬間黯淡下去，並慘死在異族的鐵蹄之下。從此中國倒退到了歐洲走過的經濟、文化和社會制度黑暗的中世紀。直到辛亥革命再次恢復中華和建立民國。而此時的國學運動發起者便如歷史上的儒道對抗佛教一樣再次站起來與西學運動對抗，只是少了明辨的慧眼，看不清或者不願承認自己的本質和劣根性，而沒有能力形成執古之道以御今的舊邦維新氣魄。

近三十年來，儒學圈子再次發起國學運動，各種文化理念再次粉墨登場，如梁啓超所欲言之『搖筆弄舌，舞文嚼字，為民賊之後援』。尤其引人矚目的是三教合流國學派，接續着滿清時期的殖民主義奴才文化，並且藉助於現代社會寬容氛圍，重新號稱『正統』，意欲左右王政。與之相近的還有泛文化國學論者，以無限包容的姿態，把世界一切文化都納入到中國國學圈子裡，即中國截止現在存在的民族所堅持的文化的總體即中國之國學。這種自我誇張的三教合流派與世界文化融合派事實上是一種理念的不同階段。佛教入華夏可為國學正統，包括回教、耶教的世界一切之文化融入中國理所當然也會成為國學，於是原則性就不存在了。這兩種理念看似是憂國憂民憂天下，事實上是一種隱蔽性很強的奴才文化和漢奸哲學。打着普世主義的旗號，為一切良莠不齊之文化和軍事的入侵建立了理論依據。他們不厭其煩地宣揚漢族融合論而閉口不談少數民族的混雜性，他們篡改華夷之辨的文化內涵和儒學經典中的民族精神，來迎合當今時代的聖母理論，他們總是自以為站在道德制高點，弱化漢族的民族意識，忽略少數民族民族意識的膨脹，一廂情願地以為這樣就能讓國家長治久安。這種文化思維造成的結果的一個表現就是在中國範圍內的民族英雄和維護民族國家的行為將成為暫時性歷史概念，歷史上的種族屠殺和侵略將被稱頌，抵抗侵略的民族英雄會隨着歷史的輾轉成為抵抗統一的阻礙分子。岳飛、文天祥、于謙、秋瑾等民族英雄都將成為反面人物。由此而來的文化荒漠也隨之而蔓延。由於這種萬教合一的國學理論的原則上的模糊性，愛國主義將不再是凝聚國民的內在精神動力，華夏民族找不到民族自我認同，當然也形不成主體民族對國家的安全統一和各民族協和的保障，而使國家和民族走向虛無和分裂。所謂的國學運動不僅不會救亡圖存，反而走向救亡圖存的反面。

以此而論，這種抽去了脊梁骨的所謂國學，扶之何益？

那麼，在清儒學扭曲華夏三百多年來，歐風美雨洗滌華夏一百多年來，在現代民族、國家思想已經重構中國民族關係的現實當中，我們要堅持什麼樣的國家之學來正本清源，重建邦本，實現舊邦新命呢？我們的『舊邦』在哪裡？我們的『新命』又要如何開展來推動『明德新民』呢？

完

（就事而論，同仁切勿對號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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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文學社(原『漢服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