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典學』可以向牛津大學借鑑什麼

羅伯特·恰德教授

    編者按：西方漢學界對於中國古典專業的研究通常會體現出不同文化背景下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式和研究思路，但這些不同角度的觀點，有時候恰恰可以為我們的研究指明盲區。作為人文學者，羅伯特·恰德教授擅長從東西方不同文化角度思考，綜合運用不同時期的文獻資料，在研究傳統文獻學、禮學的基礎上，他善用西方哲學式思考模式，為我們探討中國古典學學科建設、研究方法等問題打開了新的思路。

在由北京大學國際合作部和北京大學人文部主辦，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承辦的首屆『高等人文學術講座』上，牛津大學RobertL.Chard（羅伯特·恰德）教授主講了四場講座，該系列講座均涉及中國古典學、傳統禮學、文獻學，以及牛津大學古典學教育與學科建設等方面的內容。羅伯特恰德教授是著名漢學家，牛津大學聖安學院副院長，牛津大學東亞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其學術專長是古代漢語和古典學研究，研究興趣在於傳統禮學、中國宗教史及政治、軍事歷史。

羅伯特教授的講座主要探討了三方面內容：首先，中國的『古典學』學科建設應與西方古典學有哪些區別，雙方是否存在互通之處。其次，以儒學對日本的歷史影響為例，論述西方漢學家近年來對於漢學研究的進展。第三，作為古典學科研究的牛耳，牛津大學在教學模式方面是否存在值得我們國內的中國古典學教育與普及工作借鑑的地方。這些問題一方面展現羅伯特恰德教授在人文學科方面的深入思考，另一方面也充分體現了數百年來中國傳統學術研究與西方學術界的互相交流和影響。

    研究中國『古典學』和研究西方古代希臘羅馬的異同

羅伯特教授認為，探討『古典學』在中國的概念範圍與內容，將為研究東西方古代世界的學者們展現出一個前所未見的廣闊空間。中國在創建新學科『中國古典學』時需要明確學科建設的目的和目標，還要提出有關近代中國研究的新方法與範圍等問題。中國在研究『古典學』時可以參考並借鑑向西方『古典學』研究。羅伯特教授對中國與地中海兩個早期文明間的差異作了比較，並確認了對兩者的研究在方式上的異同。

『古典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在西方很多國家有很長時間的教學歷史，廣義上基本可以理解為對於古希臘羅馬時期的通識教育。該學科強調學習拉丁文和古希臘文，研習文獻經典，這是為了用來研究古代經典和產生它們的背景。在西方，古典學是一種典型的跨學科研究，橫跨了哲學、歷史學、文學、文獻學、藝術、考古等多個領域。而在中國，秦漢時期的文明一定程度上很接近古羅馬帝國，因此這一研究方法可與早期中國的研究互相比較。但與此同時，看到兩個文明之間以及針對兩者的研究方法上的基本差異也至關重要，例如古希臘古羅馬文明消亡之後，其語言也變為所謂的『死語言』。而秦漢文明以來，中國漢語的源流始終延續至今。這種語言文字上的延續在學術領域不可小覷，它也正是我們研究中國上古文明的基礎。除此之外，中國典籍中『經』的概念也和西方『Classics』有一定區別。

雖然西方古典學教育在如今已經不如往昔時候的地位，特別是在英語國家，但古典學家仍然堅持認為拉丁文教育對於學習能力和記憶力訓練有巨大作用，並且藉此可以掌握比英文更加複雜高深的語言系統。他們更堅信，現代社會很多領域，諸如法律制度、法律、文學和藝術史等，很難在不了解拉丁文的前提下得到很好的研究。中國現在同樣面臨在當代研習早期文明是否有價值的爭議，而西方古典學家在這方面或許可以提供很多有用的借鑑。另一方面，西方學者大多不了解中國古代文明及其研究思路，而學習另一種重要的古典文明，恰恰可以豐富他們的學科知識，也幫助大家更加透徹地了解古代世界的全貌。

    『宗教』還是『哲學』：西方漢學家近年來對於儒學研究的進展

『儒學』的定義對於西方漢學家而言，始終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有些學者堅信『儒家』是一種宗教；而有些人則認為它只是一種哲學思想體系。羅伯特教授提出，多年以來，西方漢學家一直用Con⁃fucianism來表示『儒學、儒家』的概念似乎並不貼切，因其本義是指『孔夫子』本人的學說，範圍稍窄。新興的Ruism一詞則相對更加適合作為整個學科的名稱使用，並且也與漢語中的表達更為貼切，只是現階段該詞使用頻率仍然有限。有些西方漢學家認為『儒學』應是整個東亞地區傳統文明的定義，因為歷史上整個區域的文明都是由『儒學』塑造而來的。而對於『儒學』究竟是一個哲學範疇還是宗教範疇的概念，西方學界一直有爭議，羅伯特教授本人更傾向於將其歸為一種文化。

除了學科性質的劃分，一些具體而微的問題同樣棘手。我們今日所耳熟能詳的常用詞『亞洲』『中國』『宗教』『哲學』等術語幾乎均是外來詞，這些概念在早期史料和傳統文化中尚未成形，因此也給西方學者在解讀、翻譯經典過程中帶來一些挑戰。中國在上古階段並沒有今日的『國』這一概念，古人用『天下』統稱自己所統治的區域。在此區域內又分有很多下屬的『國』（如戰國時期諸侯國），因此又稱之為『萬國』。自秦漢開始，古人習慣以朝代指稱國名。上古時期『中國』一詞的本義是指『中原』地區諸國，與『四夷』相對，因此這一概念與今日所稱『中國』差異甚大。

在西方學者探究出儒學在中國文化領域所占據的重要地位之後，大多數人將其理解為一種類似於基督教的宗教。但早在16至17世紀，一些早期西方耶穌會學者如利瑪竇，希望證明儒學並不是一種宗教。利瑪竇認為儒家只是借用一些崇拜、祭祀祖先的儀式，但主體思想與宗教並無關聯。至20世紀，西方漢學家開始將儒學視為一種哲學系統。中國學者對於儒學大致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其是一種理智的哲學體系，對中華文明具有積極作用。第二種主張儒學是舊社會的源頭，它的一切主張皆是錯誤的，其理論充斥着不平等和壓迫。時至當代，另有一類『新儒家』興起，一批學者堅信儒家文化的思想存在永恆的價值，並試圖將其應用到中國社會的各方面發展中。

而對於研究本身，西方學者通常會針對四個不同時期，對儒學進行相關哲學領域研究。其研究時段分別是：早期儒學（公元前6世紀至公元前3世紀）、宋代新儒學（公元12至13世紀）、明代王陽明心學（公元16世紀），以及清代考據學。在一部分歷史學家的角度看來，儒學始終是主流、正統的學術流派，因此他們更看重儒家以外的其他流派的文化和歷史。對此，羅伯特教授認為，儒學作為正統流派而延續至今，正是中華文明區別於世界其他民族的特點，是不應該被忽略的。  

此外，西方及中國歷史上對於『儒學』和『儒』的稱謂區別甚大。『Confucianism』是一個英譯外來詞，在中文裡沒有與之相稱的概念（Confucius-ism）。現代漢語中用『儒』來指稱，古時『儒』主要指研究經籍或詩書禮義的學者。但如果查閱晚明時期的文獻，會發現『儒』的出現頻率並不高，彼時習慣用一系列與『聖賢』相關的詞彙代指『儒』，例如『聖學』『聖人之學』『聖賢之學』『聖教』『聖賢之道』等。西方學界認為，中國研究儒學的學者至今仍可分為兩類，一類可從學術研究角度客觀進行研究，另一類帶有明顯的『信徒式』主觀情感。孔子本人是一位人文學者，希望建立一種理想化的人類社會秩序，在他的學說和經典中並不強調對於『神』的崇拜。是以孔子對其『門徒』注重知識教育及文化薰陶，而西方宗教傾向於『信仰』本身。此外，儒家的『經』作為文本資料，是其學說的重要組成部分，儒家看重門下學者對於經籍的研讀和傳授情況。歷代經學家的註疏、解經類文獻都在尊重原典的基礎上說解聖賢思想，傳播自身理念，但每個時期的不同經學家都可能對經典有不同意見。【論語】雖被認為是儒家經典的基礎，但『三禮』（【周禮】【儀禮】【禮記】）作為禮制所宗的範本，在古時候則有更重要的作用。

以日本為例，日本在古時候與中國的交流最為緊密，其受到儒家影響也最深。孔廟作為一種重要的傳播媒介，將儒家文化傳播至日本，影響深遠。孔廟的起源有二：一是曲阜孔氏後人對其祖先祭祀的廟宇，二是用於古時三禮中的『釋奠禮』『釋菜禮』。而後，孔廟作為儒家文化的一部分傳播至日本，影響持續至今。通過這一事例我們不難看出，孔廟雖然只是一種用於祭祀的建築，但是它背後蘊含了深遠的文化意義。這些意義在初始階段可能難以被其他文化、民族的人理解和認同，但是通過孔廟、祭祀禮器等物質外殼，人們可以慢慢接受其內在的文化。繼而再通過閱讀文獻、講授思想等途徑傳授儒家文化，才有可能獲得事半功倍的效果。這種『由外向內』的文化傳播方式古已有之，且不僅僅局限於儒家和孔廟，上古、中古時期的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以及明清時期遠銷各國的瓷器、茶葉其實均是異曲同工。時至今日，這種文化傳播方式仍然在發揮十分重大的作用。由此可知，儒學並不是一種思想系統，而是一種文化。『服飾』『廟宇』及各種儀禮所用的『禮器』，都可以作為傳播媒介幫助不同文化圈的人解釋儒家文化的意義。而儒家經典以及傳授經典的人，同樣也是一種傳播媒介。

牛津大學傳統學院式教育及其對古典學科發展的影響 

古典學無論對於西方還是中國學術界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牛津大學作為西方英語國家最古老的大學，在古典學科教學模式、研究方法等方面均存在值得中國的大學借鑑的地方。

首先我們需要明確西方經典的歷史。在西方，這一學術領域致力於研究古代世界，特別是古希臘、古羅馬時期的全貌。但是西方古典學中所指的『classicus』與中國傳統文獻學中的『經』不是同一概念，前者指優秀學者所著的最頂級文本，後者代表的是規範、權威的文本和文稿。自古希臘時期，古典學者研習希臘語及其文法成為慣例，古羅馬時期維吉爾、霍拉斯、奧維德等諸多詩人創造了拉丁文經典。至中世紀時期，非基督教經典與基督教經典一同被納入教育系統，對後世教育領域影響重大。傳統拉丁文至今仍作為教堂所使用的語言在宗教界占據重要位置，並且被用作全歐洲地區普遍通行的學術語言。至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古代社會風俗開始得到重塑，『拉丁帝國』的輝煌階段由此一直持續至18世紀。拉丁文由於其語言特點而顯得比較艱澀難懂，要求必須遵循嚴苛的語法，記憶大量詞形和動詞變位。

牛津大學的人文學部（FacultyofLiteraeHumaniores）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古典學部，每年招收二百餘名學生。現已改為古典學部（Fac⁃ultyofClassics），主要研習哲學和古典學。現在研究漢學和其他東亞文明的學科命名為『東方學』，但羅伯特教授認為這一稱呼應當存疑。在美國該專業多被稱為『東亞學』，英國學界這一用詞將中東至亞洲這一區域全部囊括其中，似乎不夠具體。建立牛津東方學中文研究方向的元老是著名漢學家理雅各（JamesLegge），學科研究思路非常接近於古典學、文獻學和相關跨學科研究。院系仍注重古代語言的教學，並且十分注重與其他學科和學術研究的融合。

東方學專業作為牛津大學的一部分，也深深受到『學院制教學』的影響。這種全世界聞名的學院教育方式十分有特點，非常注重不同學科的互相溝通交流，對於東方學這類跨學科研究十分有益。學院是學者和學生共同學習生活的地方，這種學院的定義不同於一般大學的『商學院』『法學院』。每個學院平均分布不同學科的學生和教授，每個人同時兼有兩個身份，既屬於學院也屬於大學。本科生的教育分為『演講課』和『導師課』（Tutorial）兩種，前者是基本等同於一般學校的多人課堂，後者多是和負責導師直接交流。要求嚴格的『導師課』（Tutorial），每次上課時需提交一篇論文，要求學生在做研究的過程中必須要有批判性思維方式，而不是一味被動地接受別人的觀點。這種教學方式注重與學生自己組織問題和處理問題，而不是單純的回答問題，通常學生會在此過程中自己學習尋找答案的方式。這種注重口才和分析能力培養的慣例，造就了牛津大學的學生一般都有出眾的表達能力和處理問題的能力。羅伯特教授認為，牛津大學這種教學方式十分適合研究思路和目標已經十分明確的研究生。

統觀牛津大學東方學和古典學的學科現況，可以看出，學者仍較為注重古典學，強調西方語言學和文化研究，而對其他地域的研究相對薄弱。羅伯特教授表示，現在學習東方學中文研究專業的學生十分希望來到中國進行深造，這對於牛津大學東方學的發展十分有益。同時，他也對中國古典學未來的發展和與其他相關專業的融合表示期許。

古典學同樣是文化的一個分支，而涉及文化層面的研究大都離不開互相交流和促進。羅伯特教授所闡述的一系列問題及思想，既是他本人專業領域的研究所得，同時也是他作為人文學者對於中國古典學界未來發展方向的理性思考。在西方，古典學專業的學科建設、教學研究已經歷時數百年，仍然在不斷發展和改進。中國研究典籍文獻、語言文字的學科歷史悠久，且涉及專業眾多。如何能將『中國古典學』發展成人文學科中舉足輕重的專業，是一個值得長久思考和研究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