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務學堂的歷史意義和當代價值

——『時務學堂與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研討會觀點摘要

嶽麓書院講堂位於書院的中心位置，是書院的教學重地和舉行重大活動的場所，也是書院的核心部分。曾志攝 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湖南省政協副主席、湖南省文聯主席歐陽斌：

識時務，做『俊傑』和『英豪』

古語云：『識時務者爲俊傑，通機變者爲英豪。』識時務者，是認清時代重大要務或客觀形勢的人。我想當年那些時代俊傑創建時務學堂的初衷，也是爲了『實業救國』『實幹興邦』。今天，要想做到識時務者，簡單說就是多讀書、多了解時政，與時俱進，將個人的發展與國家、社會的發展結合起來。在剛剛結束的『第四屆世界網際網路大會』上，我注意到連續四屆大會的關注重點都在與時俱進，中國正在聯合其他國家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大家的事由大家商量著辦』是本屆網際網路大會的熱門話語，教育也是這樣，我們大家身處一個教育命運共同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希望能從時務學堂創建中受到教育、得到啟發，做個『俊傑』『英豪』。

    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桑兵：

古今一貫的書院、學堂、學校

用教育的眼光看，書院、學堂、學校恰好是古代、近代和現代三個階段的體現。清代以前的學校，即國子監和府州縣學，反而游離於這一脈絡之外。因爲晚清以前省並非地方層級，學校的功能又不僅是教育，所以清代改制，建立新的學制系統，根據康有爲等人的建議，是以書院的系統層級爲憑藉。湖南大學在中國大學乃至教育、文化史上，具有相當特殊的地位，這裡可以說是唯一一所直接連接古代、近代和現代教學機構的大學。放眼世界，這樣的大學也並不多見。因此，湖南大學在繼承傳統、溝通古今、面向未來方面，應當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可以用好嶽麓書院和時務學堂這兩塊牌子，樹立品牌，進一步提升學術地位。

湖南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劉雲波：

時務學堂的湖湘文化土壤

梁啓超選擇時務學堂最重要的原因是看重其植根的湖湘文化土壤，尤其是他對經世致用與求新求變等湖湘文化內核的高度認同。首先，湖湘之學結合了理學與實學的精神，既注重心性修養，又重視對實學的講求，形成了經世致用的求實學風，非常有利於維新變法的推進。其次，湖湘文化中存在的求新求變的主動變易精神可以爲維新變法提供理論依據。正是因爲具有這樣深厚的務實、求變的傳統文化積澱，才促成了時務學堂在湖南的出現，促成了梁啓超的長沙之行。致力於變法維新的梁啓超，與誕生在講求務實、求新求變文化背景下的時務學堂的相遇，可謂是珠聯璧合，從而讓時務學堂在湖南乃至中國近代的歷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章。

湖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劉泱泱：

來自時務學堂的教學啟示

時務學堂的教學具有幾個鮮明特點：一是強烈的愛國情懷，梁啓超所擬【湖南時務學堂學約】10條，首一條即是『立志』。其中寫道：『當思國何以蹙，種何以弱，教何以微』，人人負擔起保國、保種、保教的責任。無論是教師授課還是學生學習，都緊緊圍繞變法救亡這個宗旨，全學堂愛國、政治氣氛甚濃。二是良好的校風學風，由於規章明確，而又管理嚴格，學堂內讀書風氣濃厚，師生感情融洽，學生親密團結，一意追求實學，講求經世致用、實事求是，校風、學風都臻於優良。三是可資借鑑的教學方法。老師講課不照本宣科，學生於課堂聽講和做筆記外，還需按老師的布置選讀課外讀物並寫札記；課堂設『待問匭』，學生遇有問題可寫在待問格紙上投入匭內，待課堂討論時老師一併作答。既保證了老師教學質量，提高了學生的學習主動性和獨立思考能力，又增進了師生間的互動交流。

湖南大學嶽麓書院國學研究院院長朱漢民：

『人格修煉』與『學堂之法』的融會貫通

傳統書院教學方法包括人格修煉的方法和知識教育的方法，時務學堂首先繼承了書院的人格修煉教學方法。【湖南時務學堂學約】強調『養心』，就來自於理學家在書院的『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教學方法。同時，又採用了西方大學教育的所謂『學堂之法』，即班級授課制。【時務學堂更定章程】規定將所招收的學生分爲兩班，各選中文領班學生照料和指導、領班學生呈中文札記，同時也考慮了到時再設西文領班學生的問題，實際上相當於班級授課制。這種制度在中國傳統書院教育中沒有，完全是近代西式學校傳入後才出現的。

（本報記者 劉夢採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