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聖陶書信日記里的馬一浮

自1937年秋從蘇州西遷，由杭州、武漢而入川，一直到抗戰勝利，葉聖陶居川八載。『渝滬通信』和『嘉滬通信』是保存下來的他在重慶和樂山與在上海孤島的朋友們的通信，收件人主要是他的朋友『開明四老』夏丏尊、章錫琛、王伯祥和徐調孚，有時為了節省郵資，也作集體收件人，這自然也是為了讓書信能夠在朋友間傳看。這些書信真實記錄了他在寓川期間的生活和交遊，包含着我們了解『抗戰』這個非常時期的日常生活以及知識分子精神世界的寶貴資料。『嘉滬通信』中關於馬一浮的文字就是這方面的一個很好例子。

『嘉滬通信』記錄的是葉聖陶在樂山期間的生活，葉至善在整理摘取這些書信和日記中有關馬一浮的記錄時明確說，『抗日戰爭期間在四川樂山，我的父親與馬一浮先生有過不到兩年的交往。』這些記錄大致圍繞復性書院之創設以及馬一浮與賀昌群的『離合』而展開。賀昌群與馬一浮乃浙大同事，而與葉聖陶則是『文學研究會』時的舊識。書信中一開始就說明，是賀昌群介紹葉聖陶與馬一浮相識。對於馬一浮，葉聖陶可謂『未見其人，先聞其名』：『聞其人光風霽月，令人欽敬，則他日得追陪杖履，亦一樂也。』及至初見並陪同出遊數回，印象則為：『其人爽直可親，言道學而無道學氣，風格與一般所謂文人學者不同。』復性書院是『嘉滬通信』中有關馬一浮之文字的重心，而葉聖陶本人對於書院的態度和馬一浮的觀感似乎也頗有耐人尋味之處，這其中一個主要的透視點就是賀昌群與馬一浮的合與分。

葉聖陶在書信中記錄了馬一浮就創設復性書院與當局的『約法三章』：『一、書院不列入現行教育系統；二、除春秋釋奠於先師外，不舉行任何儀式；三、不參加任何政治活動。』對於其『所不為』，葉聖陶未置可否，但想來應是『欽敬』至少是無異議的；但對於其『所為』——以六藝為教，葉聖陶則在肯定其『重體驗，崇踐履，記誦知解雖非不重要，但視為手段而非目的』的同時，對於所謂六藝統攝一切論，則表示『殊難令人置信』。分歧的核心似乎在於葉聖陶相信馬一浮所論『意在養成「儒家」』，而他則認為『今日之世是否需要「儒家」，大是疑問。』至於馬一浮念茲在茲的書院，葉聖陶則謂『固不妨設立一所，以備一格，而欲以易天下，恐難成也。』

『嘉滬通信』中還記錄了葉聖陶的朋友圈中對於開辦復性書院的不同意見，例如鄭振鐸『不贊成昌群兄去浙大而來此，調孚兄以為此系開倒車』，而其爭議的焦點仍然在於指責六藝統攝一切論『亦自大之病，仍是一切東西皆備於我，我皆早已有之之觀念。試問一切學藝被六藝統攝了，於進德修業、利用厚生又何裨益，恐馬先生亦無以對也。』葉聖陶並且斷言，『大約理學家講學，將以馬先生為收場角色，此後不會再有矣。』

也正是在這個基本的爭執點上，凸顯了熊十力、賀昌群與馬一浮的分歧。賀昌群本是1939年4月下旬離開浙大，從宜山來樂山追隨馬一浮『佐理』復性書院事務，但據葉聖陶是年6月8日記載，賀昌群其時就已『與馬先生談書院方針，意見頗不一致。馬主學生應無所為，不求出路，賀主應令學生博習各種學術，而不忘致用。』這種分歧也存在於馬一浮和熊十力之間。熊十力本是馬一浮擬聘來書院，但『熊來信亦與昌群意同。』顯然，這種分歧並未在此後得到調和，據同年6月19日致夏丏尊信所云：『復性書院尚未籌備完畢，而賀昌群兄已有厭倦之意，原因是意識到底與馬翁不一致。昌群兄贊同熊十力之意見，以為書院中不妨眾說並存，由學者擇善而從，多方吸收，並謂宜為學者謀出路，令習用世之術，而馬翁不以為然，謂書院所修習為本體之學，體深則用自至，外此以求，皆小道也。』此而外，葉聖陶還擔心馬一浮與熊十力會陷入『兩賢相厄』，並結論說，『弟固早言馬先生於其他皆通達，惟於「此學」則拘執（理學家本質上是拘執的），今果然見於事實矣。』到了7月6日給諸翁的信，則宣布，『昌群兄已與馬先生分開，聲明不再參與書院事。』並且說，『其分開不足怪，而當時忽然發興，辭浙大而來此，則可異也。』

我手邊沒有記錄馬一浮與賀昌群此後往還的資料，而只能查到熊十力離開樂山後，馬一浮給他的信：『所憾者，弟德不足以領眾，學不足以教人，才不足以治事，遂使兄意不樂，去我如此其速。然自返於心，實未嘗敢有負於兄也。悵惘之懷，靡可言喻。』信中那種『空山寂寥……霜寒風急，益令人難為懷也』之感嘆則不禁讓人想起葉聖陶書信中所記錄的馬一浮那闕【曠怡亭口占】：『流轉知何世，江山尚此亭。登臨皆曠士，喪亂有遺經。已識乾坤大，猶憐草木青。長空送鳥音，留幻與人靈。』1939年6月15日致滬上諸友信中，葉聖陶寫道：『前六句於其胸襟、學養及最近之事業均關合而得其當，表現之佳，音節之響，無愧古人。昌群兄有一詩和馬先生，其中「娓娓清言承杖履，昏昏燈火話平生」二句，身份交情俱切而餘味不盡，亦佳。』

最後還有個『版本學』的說明：恕我孤陋寡聞，一直到上個月在臨城的新華書店見到重版的【我與四川】，我才知道天壤間尚有『渝滬通信』和『嘉滬通信』這樣的文字。初讀之下就產生了為撰一小文之念，但又私忖以葉聖老之望重士林，他的這些文字斷無可能沒有引起過關注，抑或沒有被討論過。果不其然，我不久就在一本關於馬一浮的論著中看到對【與馬一浮先生交往瑣記】的引用，一時還以為葉聖老尚有這樣一篇獨立的回憶文字。引用者標明此文載於華夏版【馬一浮遺墨】。如我在別處自供過的，這冊書，我先後收有兩個版本（印次），一是多年前的某天，接小女放學回家路上，在杭州申花路幼兒園附近的地攤上得到的，那應該是個初版本，至少是初版本的重印本。兩年前在定海的一家特價書店看到一本品相好得多的，稍作猶豫就重收了。於是即刻找出這個本子，見版權頁上寫明此書系1987年6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我手裡的是1999年1月第二版第一次印刷本，然遍檢之下卻沒有找到上述這篇文字，而我以為應該是初版或初版重印的那冊【遺墨】卻遺落在杭州而一時無從追索。我於是想到求助於圖書館。浙大舟山校區圖書館的吳穎駿先生通過西溪校區的毛一國館長特批才從杭州幫我借到了已屬『特藏』的這冊書，這是個平裝本，版權頁標明系1991年6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我來不及再去確認此書到底還有沒有一個1987年的初版本，就匆匆翻到了葉聖老的那『篇』瑣記——原來這並不是一篇獨立的文字，而是葉聖陶的貴公子葉至善受【遺墨】編者之託從『嘉滬通信』和同期的日記中摘抄出來的關於馬一浮的文字。從日記時間來判斷，這些日記中的內容並未載於【我與四川】一編中，因為後者所載日記似最早始於1940年11月22日，而『嘉滬通信』中關於賀昌群離開復性書院的那一筆記載則未被葉至善摘錄，概因為那段文字中並未提及馬一浮，從而逸出了摘錄者的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