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託學科 推動『兩創』·國學學科化建設·新時代的浙學

杭州西湖 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訪談嘉賓：

吳光（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黃靈庚（浙江師範大學浙學研究院教授）

王錕（浙江師範大學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李聖華（浙江師範大學浙學研究院教授）

特邀主持：

張湧泉（浙江大學資深教授、浙江師範大學浙學研究院院長）

一

張湧泉：我們知道，浙學雖以地域命名，卻是一種有着全國性影響的學術文化。浙學研究起步較慢，但實際影響很大，特別是南宋以後，隨着杭州成為國都，浙學躍升為主流學術或主流文化，對中華文明的發展產生了比較深遠的影響。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工作時非常重視浙江的傳統文化，所以我們要深入研究『浙學』，弘揚和傳承浙江的歷史文化。當時省委省政府組織中國社科院、浙江大學、浙江社科院的有關專家學者圍繞浙學進行了討論。吳光先生還做過一場以浙學為主題的講座，我們先請吳光先生談談。

吳光：那是2005年的事了。講座主要講了兩大問題：一是以儒學為主導，談了一些關於中國哲學的基本看法；二是關於浙學研究，浙學這一概念的來龍去脈、內涵、基本精神，以及跟浙江精神的關係。

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工作時對浙學的重視，可以從幾件具體的事上看出來。先說黃宗羲。我們召開『黃宗羲民本思想研討會』，習近平總書記給我們發來了一封賀信。再一個，總書記至少有20多次講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我曾經協助浙江省策劃了一套『廉政鏡鑒叢書』，總書記為這套叢書寫了序，。

張湧泉：我們推動浙學在新時代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我們一定要努力工作，力爭寫好浙學這篇時代大文章。

二

吳光：就我個人而言，浙學方面的工作主要有：第一，進行2000多萬字的文獻整理工作。比如【黃宗羲全集】（沈善洪主編、吳光執行主編）。還有我主持整理的【王陽明全集】（與錢明、董平、姚延福合作編校），從1992年出版至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後印行了十餘次，影響比較大。後來，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我們（錢明為主）編校的【王陽明全集（新編本）】，增加了三分之一內容，以及對陽明後學的研究內容。

張湧泉：這兩個版本的【王陽明全集】有什麼區別？

吳光：有區別。上海古籍版的【王陽明全集】主要是以隆慶本【王文成公全書】為底本，但又增加了兩卷內容，由原來的38卷改編成41卷（其中原第31卷上、卷下分立兩卷），但基本是【王文成公全書】的內容。浙江古籍版的【王陽明全集】就增加了好多內容，收集了過去錢德洪他們編【王文成公全書】時剔除的許多內容。這些東西雖然價值不是很高，但我們下了很多功夫收集，尤其是錢明。然後把王陽明同時代和陽明後學論王陽明的資料，如傳記、行狀、碑銘等作為附錄編進去，因此從篇幅來講比上海古籍版增加了1/3，但從研究的角度來看，與上海古籍版差不多。因為增加了許多散佚的詩文，比較全面，所以浙江古籍版對於完整研究王陽明的生平、事跡還是有幫助的，特別是後面的附錄有參考價值。所以這兩者有不同的特色。有一年，台灣戴璉璋教授訪問浙江，我提出合作整理、出版【劉宗周全集】，戴同意了。最後由我和戴兩人共同主編，由陳剩勇、何俊等幾個人一起點校，該書將近300萬字。後又出版了我主編的【馬一浮全集】，在浙江古籍版3卷本基礎上增加了內容，尤其是增加了馬一浮在浙江圖書館抄【四庫全書】記錄的許多東西，還有馬氏家族的資料，大多是掌故性的東西，篇幅由3卷本擴展為6卷本。另外，我還主持了【清代浙東經史學派資料彙輯】，共12本650多萬字。以上這些文獻加起來有2000多萬字。

第二，從理論上論述了浙學的歷史淵源和思想內涵。我最早提出『王充是浙學的開山祖』這一觀點。1993年，在浙江永康舉行的陳亮思想研討會上，我提出王充是浙學的源頭，是浙學的開山祖。到本世紀初（2004年起），我對浙學做了狹義、廣義和中義的區分，對它的內涵作出定義，提出浙東史學派是浙東經史學派這一觀點，提出『大浙學』。所謂『大浙學』，是以兩浙經史之學為主的一個概念，但又不僅僅是經史之學，還包括文學、自然科學、方志學等，都屬於大浙學的內容。但我在學術定義上還是持中義的浙學觀。

第三，從正面論述了浙學的基本精神和核心價值，把浙學的基本精神概括為『求實』『批判』『兼容』『創新』八個字，對王充的『實事疾妄』、葉適的『崇義謀利』、王陽明的『知行合一重在行』、黃宗羲的『經世應務』等思想主旨的概括都是由我首先提出的。

三

張湧泉：我們講浙學，倡導國學，不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一定要有豐厚的文獻支撐。浙江作為文獻大省，從南宋以來，著述豐碩。這是一塊出大師、出思想、出理論、出傳世之作的沃土。據不完全統計，現存的浙江先賢著作達兩萬種，總數是【四庫全書】的3倍以上，可以說群星璀璨、光耀寰宇。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共列舉了中國歷史上25位思想大家，其中就有王充、黃宗羲、魯迅三位浙江先賢，這是我們浙江的光榮，也是我們浙江人的驕傲。這些年來浙江師範大學在浙學文獻的整理和研究方面成果斐然，特別是黃靈庚老師。下面我想請黃老師對浙學文獻整理研究的現狀、意義和未來走向發表高見。

黃靈庚：2000年的時候，金華市政府讓我整理【呂祖謙全集】，此前，我對呂祖謙不熟。在研讀呂祖謙文獻資料的過程中，我發現呂祖謙的學問很大。由於呂祖謙的交遊涉及朱熹和陸九淵，我又去看這兩人的資料，發現他們之間的學問，既出於一源，又有所差異。呂祖謙代表的『浙學』，和朱熹的『閩學』、陸九淵的『心學』鼎足為三，形成了南宋學術的基本格局。這也是我進入浙學的過程。我所理解的浙學與吳光等先生有些不同。吳先生把浙學分為『大浙學』『小浙學』及『明清浙東學』，着眼於地方特徵，是屬於一地區的學術文化；而我認定的『浙學』是作為一個學派，一種學術思潮的面貌出現的。浙學真正能成為一個獨立的學派，是從南宋呂祖謙開始的。當然南宋以前的不能說不是浙學，只是沒有形成氣候，即沒有成為一個獨立的學派。如王充，能否算浙學？有人希望把浙學的歷史拉長，以為歷史越長越好，甚至有的上溯至河姆渡文化。浙學與河姆渡文化有什麼關係呢？

界定浙學，不能局限於地域，應該把它放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整體背景下去考察。如果這樣，浙學只能從南宋開始，其開創者是呂祖謙。理由是，這個學派不但和朱、陸鼎足而立，而且一直影響着後世學術。後來，我整理【金華叢書】，發現呂祖謙的學問對元代、明代、清代的學術影響都很大，後人在總結學術史的時候，都不約而同地把學脈追溯到了『呂成公』。時下講南宋浙學，多講到永康陳亮，對呂祖謙講的不多，似乎南宋浙學以陳亮為主。實際上，陳亮是呂祖謙學生輩，在當時絕不能與呂祖謙相提並論。我覺得這是浙學研究的偏差。後來，我整理【衢州文獻集成】，發現衢州歷史上的許多學者也都提及呂祖謙。我認為對浙學的界定，不妨參考一下黃宗羲【宋元學案】。黃宗羲的眼光比較客觀公正，學理、學脈都梳理得非常清楚。我們也一定要放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大背景下考察，不要過分強調地方性。這不是抬高了浙學，而是貶低了浙學，即把一個本是大中華的主流學術，變成了一個地方性學術。浙學在中華傳統學術文化中佔有重要地位。

浙學研究要從整理文獻起步，這點很重要。在浙師大，張湧泉、李聖華都重視整理文獻，這是研究浙學的基礎。比如，我整理了黃宗羲的【明文海】，才知道以前統計【明文海】的作者人數、篇數都是錯誤的，讀那些介紹、研討【明文海】的論文，就懷疑作者是否真正把【明文海】讀完過。我準備把原來的【呂祖謙全集】擴大為【呂祖謙全書】，增加1000多萬字，現在已列為浙江省出版『浙江文叢』的重大選題。同時，我們要整理『北山四先生』的文獻，他們不僅是宋元朱子學的正脈，而且涵攝了南宋的浙學，也是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整理研究都遠遠不夠，這很可惜。希望吳光先生能通過增補【明文海】等文獻把【黃宗羲全集】擴大為【黃宗羲全書】。文獻整理，定位要高，要出精品，要能傳世。這裏，我必須說一下，整理【呂祖謙全集】，編【金華叢書】，地方政府的支持很重要。浙師大的浙學研究機構一定要培育人才、引進人才，讓這個陣地堅持下去，讓一代人、兩代人不斷承續下去。

四

張湧泉：這幾年我一直在思考：我們能不能對浙江歷史上傳承下來的文獻做更徹底的整理呢？前幾年，我們曾提出了一個浙學創新工程的方案，包括撰寫浙學通史、浙學文獻編年，編纂浙江四庫全書、浙江文史讀本，推出浙學經典叢刊，以及大力開展浙江地方文書的收集等。其中浙江四庫全書擬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影印。金華、衢州、寧海等地叢書的整理出版，為浙江四庫全書的編纂打下了很好的基礎。這套集大成叢書的編纂，將打造浙江古代典籍大型書庫，為振興浙學奠定堅實的文獻基礎，可謂功德無量。浙學創新工程的提出引起了浙江省相關政府部門的注意，我們也希望社會各界合作支持，共襄盛舉。只有在堅實的文獻基礎之上，我們才能把浙學的旗幟舉得更高，把浙學研究推向前去，建設精神富有的文化浙江。

打響浙學品牌，既需要有基礎，也需要有路徑。下面請王錕老師結合浙學研究的歷史，談談浙學創新性的傳承、發展需要關注的問題，尤其是『兩創』實踐的途徑。

王錕：首先要說的是，作為晚輩後學，我對浙學的學習研讀是在吳光、黃靈庚、張湧泉等先生引導下進行的。我曾經梳理過百年來的浙學研究史，發現浙江籍的學者對浙學研究用功最多。尤其是吳光先生，作為浙學研究的前輩大家，可以說幾十年來孜孜不倦於浙學研究，對浙學研究貢獻很大。特別是他對浙學的幾個經典看法，比如說他對浙學內涵的廣義、狹義、中義三分法；還有他將浙學的淵源追溯到王充；他以『實事疾妄』『崇義謀利』『知行合一』『經世致用』『兼容並包』來概括浙學的精神，有首倡之功，具有鮮明的『吳氏風格』，以至於我們後來的不少學人引用它而不說明來源，但一看就知道是吳先生的概括。我也一樣，作為一個晚輩學者，一直跟隨吳先生學習浙學。7月29日，我在【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浙學的獨特價值】，引用了吳先生關於浙學基本精神的概括以及浙學內涵廣義、狹義的看法，但沒有註明出處，感到非常抱歉，謹致以真誠的歉意。下面我在學習吸收前輩研究的基礎上，對浙學談一點自己粗淺的看法。主要談兩點：一是浙學的內容特色；一是浙學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路徑問題。關於浙學的內容，我認為浙學作為一種地域文化，與其他的地域文化相比獨樹一幟。最大的不同是，其他的地域文化如山東的齊魯文化、河南的中原文化、湖南的湖湘文化、陝西的三秦文化、安徽的徽文化、四川的巴蜀文化多側重『文化』的展示，而浙江的浙學更關注思想的發掘。也就是說，其他的地域文化偏重寬泛的『文化』展示，而浙學則聚焦於『思想』，確切地說，是『儒家思想』。而且這種儒家的學術思想一脈相承、延續不斷，湧現出一大批代表人物，從王充到范浚、呂祖謙、陳傅良、葉適、陳亮、楊簡、黃震、王應麟、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王陽明、王畿、劉宗周、張履祥、呂留良、黃宗羲、萬斯大、萬斯同、全祖望、章學誠等，甚至下至龔自珍、章太炎、蔡元培、馬一浮等都是儒學思想大家。浙學思想史的黃金時期是宋元明清，可以說浙江是宋明理學的重鎮。

關於浙學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我認為當前最迫切最緊要的是尋找一種『接地氣』的路徑，使浙學從學者走向大眾，從書齋走向社會。也就是說，浙學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出路在大眾化、學科化和專業化。關於浙學的大眾化，重在大眾中普及推廣，精心選擇，把浙學的主要知識、內涵及精神用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形式、用聽得懂的語言表達出來，如用講座、培訓、通俗讀物，以及視頻、微博、微信的形式，結合政府機關和事業單位培訓，依託家訓家風、農村文化禮堂使浙學進政府、進社區、進企業、進家庭，最大限度推動浙學大眾化。這點吳光先生領導的儒學學會和【儒學天地】做了很好的探索。浙學的學科化和專業化，重在大學中推動浙學傳播和教育，培養浙學的愛好者、實踐者和教育者。這也是未來浙學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真正的出路所在。

張湧泉：王錕教授對浙學的傳承、發展，特別是『兩創』的路徑提出了許多好的建議，尤其是浙學的大眾化問題，怎樣才能更接地氣。黃靈庚教授主編的【重修金華叢書】和【衢州文獻集成】，李聖華教授主編的【寧海叢書】，洋洋大觀，都是浙學的文獻基礎，但普通老百姓未必看得懂。所以老百姓看什麼、怎麼看，需要我們搞一些更接地氣的東西。在浙學創新工程方案中，我們提出要編一套【浙江文史讀本】，計劃每個縣編一本，如【蘭溪文史讀本】【浦江文史讀本】【義烏文史讀本】等，將每個縣最優秀的詩文、家訓、名人等匯為一編。【讀本】可以有小學版、中學版、成人版，讓小學生、中學生從小就開始讀這些書，特別是公務員，他們更需要熟悉本縣的歷史文化。每個縣編好後，每個地區再編一本，然後在全省編多卷本的【浙江文史讀本】，這是真正讓老百姓看的。【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強調，要深入闡發中華文化的精髓，並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貫穿於國民教育的始終。對我們浙江人來說，最接地氣的東西就是我們前賢的優秀詩文、家訓家譜中的名言警句，包括名人成長的事跡、故鄉故裏秀美的山川，這是傳統文化教育最好的教材。

五

張湧泉：浙學要傳承、要發展，學科化很重要。李聖華教授長期參與本科生、研究生管理工作，也組織師大學生開展經典誦讀工作，下面請李聖華教授談談浙學學科化的問題。

李聖華：浙學學科化是當前一個急需關注的問題。浙學研究提倡較早，但是獲得的支持仍然不足。近幾年，隨着民間和學術界呼聲日益增高，政府部門逐漸重視起來。我們認為，提倡浙學學科化，可大力推動浙學的傳承創新與當代文化建設。學科化作為浙學『兩創』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浙學研究，對當前文化建設、一流學科建設來說，都是十分必要的，有着獨特的價值。在『雙一流』建設的語境下，將浙學納入學科建設，即找到了可靠的落腳點。浙學的傳承創新面臨四大機遇：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着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國家『文化強國』和浙江『文化浙江』戰略的實施；國家為增強核心競爭力，高校進入『雙一流』建設時期；當前教育進入提升內涵的歷史新階段。浙學學科化有助於我們把握機遇、應對挑戰，是實現『兩創』的有益探索。通過學科化，浙學可以建成優勢交叉學科。一定意義上說，學科特色就是質量。浙學實現學科化，可助力推動一流學科的建設和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構建。

浙學歷史積澱豐厚，特色鮮明，影響深遠，價值巨大，這是建立學科的基礎；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實現文化『兩創』，創建『雙一流』，這是建立學科的重要前提。基礎、前提已備，我們當前應着重考慮如何構建學科的問題。浙學學科化無疑要遵循學科建設和發展的規律。一個相對完整、獨立的學科體系，包括知識、理論體系，學者研究的學術體系、學術話語體系，學科教育的課程及教材體系等幾大方面。諸如學科的範疇、理論、規律、話語、範式、理念、價值、方法等，都是有待具體細化的要素。當然，學科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通過若干年努力，始可建成具有專有性、獨特性、自足性的交叉創新學科。與國學學科化一樣，建構浙學的學術體系、話語體系、課程體系，主要依託於高校，因為學科化的主要實施單位是高校。這也是浙學學科化與一般意義上的研究相區別之處。

20世紀以來，中國人文學科建設借鑑西方的範式，取得長足的發展。學科分化越來越細，自有其價值。然而，學科間壁壘森嚴，學者自成一隊，所謂『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實不利於文化『兩創』與人文『一流學科』建設。浙學從學科歸屬上看，屬於文史哲交叉新學科。雖然曰『新』，但古人早已在浙學的專有性、獨特性、自足性等方面進行了可貴的探索，對浙學的知識、理論、研究、話語體系等作了較為系統的梳理。如明人陳雲渠著有【浙學譜】一卷，明末劉鱗長著有【浙學宗傳】不分卷，都是專門梳理浙學源流、建構浙學體系的著作。明人金賁亨【台學源流】七卷、清人黃宗羲【宋元學案】【明儒學案】也清晰地勾勒出浙學的學術脈絡、支流傳承，總結討論了浙學的知識、範疇、理論。在中國學術史上，這些著述與【閩學編】【北學編】【閩中理學淵源考】【國朝漢學師承記】【國朝宋學淵源記】同樣重要，包含了撰者有關浙學專有性、獨特性、自足性的認識。近代學者何炳松【浙東學派溯源】一書雖甚簡略，且不免時有誤說，但其價值也毋庸置疑。明清人梳理總括浙學之作，多種不傳，傳者皆為精品，【浙學宗傳】就是一部代表作。書中載錄自宋代至明代浙學大家名家，列楊時、朱熹、陸九淵為浙學近宗，列張九成、呂祖謙、楊簡、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劉基、宋濂、方孝孺、吳沉、陳選、黃孔昭、謝鐸、賀欽、章懋、王守仁、王畿、錢德洪、徐愛、張元忭、周汝登、陶望齡、劉宗周、陳奭齡、陳龍正等人為浙學正傳，末附蔡懋德、劉麟長二人，或作為小傳，或摘述學說。一編在手，浙學梗概歷歷可見，可抵一部『浙學簡史』或『浙學讀本』。今人對此關注還很不夠，書中很多見解，實可為浙學學科化提供諸多啟示和借鑑。

目前來說，浙學學術體系與研究體系建構還存在許多有待完善之處。這也決定着學科化只能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如吳光先生所說，國學主體是儒學。其實浙學的主體也是儒學，更準確地說，是南宋以來儒學的新變。王錕教授認為浙學的主要內涵是思想學術，但我認為還有重要的一點，即文獻。呂祖謙『中原文獻之學』肇開其端，浙學大家名家喜愛網羅放失，纂輯大全，博採廣收，融貫諸家，文獻之學為浙學一大宗。浙學重經史，重經世，重文獻，可稱『三重』。呂祖謙、王應麟、胡三省、黃震、金履祥、張岱、談遷、黃宗羲、萬斯同等人都是文獻大家。吳光先生不贊同浙學是浙東史學派的提法，我也認為片面強調浙東史學派的說法是一種偏誤。浙學經史、文獻並重，浙學研究體系的建構就需要在兩大方面狠下功夫：一是深入系統的理論研究；二是深度的浙學文獻整理髮掘。具體說來，可從不同層面展開，如學術史、思想史、話語範疇、學術精神、傳播研究以及浙學與中華文明之關係等；經學、理學、史學、文學等；東萊學派、永康學派、永嘉學派、東發學派、深寧學派、金華學派、陽明學派、蕺山學派、梨洲學派等；國內與海外傳播，海外傳播又可細分為韓國、日本、東南亞及歐美傳播。深入系統的研究是構建浙學學科的基石。

課程體系建設主要包括課程設置、教學建置、教材編寫、人才培養等內容。現在存在兩種趨勢：學者的學術研究精品，動輒數百萬字；宣傳部門推出的資源，中間缺少讀者。解決斷層問題，一定要學科化，進入大學課堂。有人讀，有人講，有人學，才會形成教學體系；課程建設，包括教材建設、人才梯隊建設，才是核心學術生產力。這也就是說，需要兩條腿走路，一方面是研究，一方面是教學，所以說學科化是關鍵。當前國學傳播中間缺了一環，即是學科化，浙學同樣如此。大眾化、接地氣，就要專業化、學科化。以浙學課程設計為抓手，設置課程，開展探索，從而推動學科化。在浙學『兩創』的路徑中，開設公開課是一個好的辦法。浙學進入大學課堂，建設人才梯隊，編撰【浙學通史】【浙學概論】【浙東文化教程】【浙學讀本】等教材，精心設置課程，培養專門的人才（如在浙江部分高校開設浙學課程，培養浙學方向的博士和碩士生），形成教學體系，將有效推動浙學學科化的進程。

在中華文明史上，浙學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在現代學科門類中卻缺乏立足之地。這顯然不利於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構建及傳統文化傳承創新。因此，有必要打破舊的學科門類限制，通過學科化建設推動浙學的『兩創』。從根本上說，浙學學科化，即是不囿於西方學科體系，植根於中華學術文化，建構中國特色的學科體系。一方面借鑑西方的學科建設經驗，一方面立足於自我的學術傳統，找到一條適合的道路。當然，浙學的學科化還存在諸多困境，必然要經過一番艱苦的摸索。但我們相信，隨着文化『兩創』與『雙一流』建設的推進，浙學學科化將取得可喜的成就。

（錄音整理：方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