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天瑜·考析中國文化發展脈絡

2017年6月19日，馮天瑜（中）在湖北大學作【張之洞與湖北新政】學術報告。圖片爲資料圖片

博覽與庭訓

馮天瑜成長於辛亥首義之城武昌，他的父親馮永軒是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正式名稱『清華研究院國學門』）一期生，受教於梁啓超和王國維，專攻歷史考據學。馮永軒1926年從清華研究院畢業時，梁啓超集宋詞名句、王國維選取東晉陶淵明【飲酒詩】之一，手書贈予他。梁、王條幅長年懸掛於馮家堂屋，馮永軒又時常談及二位先生道德文章及種種逸事，故馮天瑜自幼就對梁、王二公有一種家中長老的親切感。

馮天瑜自幼酷愛文史，自少年時代便泛覽古今中外文學名著和史地書籍。這首先得惠於他就職湖北省圖書館的母親張秀宜。馮天瑜自小學3年級至高中畢業，一直隨母親住在湖北省圖書館。每天放學歸來，照例到母親主管的兒童閱覽室看『小人書』。初中以後，爲圖書館浩博的藏書所吸引，遂改弦易轍，變爲成人閱覽室的常客。令他搖情動魄、形諸舞詠的首推中外文學名著。早年從這些名著中獲得的對於中西文化的感悟，大有益於他後來對於社會歷史問題的理解與把握，尤其有助於中西文化比較的展開。

少時馮天瑜喜歡閱覽的另一類書籍是遊記和地理書。這類書的閱讀經驗，使得他足不出戶，便可神交古人，泛遊九州。有段時間，他特別著迷於地圖，常常一連幾小時閱看不息，以至於可以隨手繪出中國各省區及世界各國的版圖輪廓。這種生動而具體的空間感的培育，對於馮天瑜日後成爲史家，也有特別意義。因爲歷史總是在特定的空間之內運行，史家必須同時具備清晰的時間概念和空間意識，才能真切把握人物、事件的質地感、度量感，如歷其境地體察古事古人。如此『左圖右史』『知人論世』，方能達到對研究對象同情的理解。

有深厚的家學淵源，以及幼年以來的積累，馮天瑜子承父業進大學歷史系本來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但高中畢業前，家庭的變故斷絕了他投考理想大學和專業的可能，馮天瑜只得報考與政治背景不相干的生物系，成了武漢師範學院（湖北大學前身）的一名學生，但他對於文史的熱愛卻始終沒有消退。

大學期間，馮天瑜繼續攻讀文史哲書籍並練習寫作，陸續發表了一批科普文章、散文和雜文。馮永軒對於兒子喜愛文史甚感欣慰，便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連續幾個寒暑假，給他講授【論語】【孟子】全文和【史記】選篇。他由泛泛閱覽到逐漸精讀，從浮光掠影於知識聖殿邊緣到步入研習經典的大門，正得益於20世紀60年代初中期的這段庭訓。

歷史文化語義學

1994年，馮天瑜調任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站在珞珈山上，學術視野更爲遼闊，除了中華文化史、明清文化轉型研究以外，他還開闢了歷史文化語義學、中國文化的近代轉型等全新研究領域。自1998年起，他有近五年時間在日本授課並從事研究，得與多國漢學家論難究學，並潛心開掘異域史料，進行中、西、日文化比較，將文化轉型研究向深廣處拓展。

1998年至2001年，應日本愛知大學之聘，馮天瑜在該校現代中國學部擔任專任教授，講授有關中國文化史方面的課程。在這三年多時間裡，他得以切身體驗日本社會，並利用日本豐富而便捷的藏書系統，從容思考中日文化比較和中日文化交互關係諸問題。馮天瑜選定『近代日本人禹域踏查』作爲研究方向，這既是探索中日關係的富於特色的角度，又能藉助日本人周密、系統的實證考察，爲近代史研究提供新材料和參照系。他以『幕末日本第一次訪清使團』爲具體的研究課題，並在方法論上應用陳寅恪概括王國維『二重證據』的三條做法之兩條——『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寫成【『千歲丸』上海行】一書，『填補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一項空白』。（茅家琦語）

考究術語生成史，是馮天瑜在日本講學期間的另一致思領域。考察概念的古今轉換、中外對接，本是馮天瑜長期以來的用心所在，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他便設立專題，詳加考釋，通過對『幾何』『上帝』『革命』『共和』『科學』『文化』等核心術語的辨析，揭示明末以降，特別是清朝民國之際中、西、日文化交會間的思想因革狀態。但直到講學日本期間，他才自覺地將近代漢字術語生成正式作爲一個文化史研究課題。他於此提出『歷史文化語義學』這一新的研究範式，其主旨是：在古今轉換、東西交會的時空坐標上展開研究，不僅對諸多漢字新語的生成、演變尋流討源，而且透過語義的窗口，觀照語義變遷中所蘊藏的歷史文化意涵，展現中國近代異彩紛呈、後浪逐前浪的歷史文化狀貌。

特別是2004年到2005年間，馮天瑜在地處日本京都的『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擔任『外國人研究員』，主持多國學者參加的『東亞諸概念之成立』項目研究，得以將思索多年的課題『封建辨析』徐徐展開，寫成【『封建』考論】之大著。

【『封建』考論】問世後，學界反響熱烈，引發海內外之討論熱潮，至今未息。日本學者谷川道雄認爲，馮天瑜對『封建』作了前所未有的考辨，極具學術價值。【『封建』考論】被譽爲『精湛的「封建」概念學術史』（方維規語），是『撥開近百年「封建」概念的迷霧』的大製作（張緒山語），堪稱封建社會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李根蟠語）。學界的討論輯有兩本評論集：【『封建』名實問題討論文集】（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中國『封建』社會再認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中國文化生成史

近年來，馮天瑜集合、凝練、提升30多年來關於文化史的思考，以中國當下的生存實態爲窺探口，直面文化生成的前沿議題，考析中國文化的生成機制、發展脈絡及走勢，及中外文化交互關係，於2014年再次出版皇皇八十萬言的【中國文化生成史】，這是他繼【中華文化史】之後的又一文化史整體通論著作，可說是馮天瑜文化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該書不滿足於對個別『文化英雄』天縱哲思的追慕，也未止步於對某些引發劇變的短暫歷史事變的關心，而是以宏觀的歷史眼光，對中國文化的生成作『長時段』辨析，著眼考察地理環境-經濟土壤-社會組織-政治制度合成的『結構』對文化的推動及制約作用，揭示造就『如此人生』『如此人物』『如此事件』『如此思想』的『深層動力機制』，以達到對中國文化的全景式把握。

【中國文化生成史】既是中國文化史的回溯性研究，也對中國文化的未來發展作了前瞻性探討。它並未停留在對既成中國文化的歷史解釋，而是以當下爲分界點，著眼於中國文化發展的現實問題，對中國文化的未來走向作理論前瞻。克羅齊認爲『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過去發生的事，只有在人們的現時思想活動中才能復甦，才能獲得其歷史性。社會現實構成了歷史反思的起點。【中國文化生成史】在詳盡論述中國傳統文化生成機制的基礎上，不忘觀照當下，對中國復興、文化創新、文明對話等熱點問題多有評議。

馮天瑜自謙爲學術界一施工匠人，但言及勤勉則不遑多讓。2004年到2005年間，他在日本文部科學省設於京都的『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主持多國學者參加的『東亞諸概念之成立』項目研究。據日本工作人員說，自日文研成立之日起，未見勤奮如馮先生者。2005年8月他歸國之時，日文研工作人員特地起早趕來，列隊相送，以示敬意。熟悉他的人常說，他的學術與生命是融合在一起的。迄今他雖年逾古稀，仍心織筆耕，意趣高昂，哪怕是近來患重疾住院，仍手不釋卷。他在生病期間撰寫的五十餘萬言的【日本對外侵略的文化淵源】於今年7月刊行。於他而言，學術就是生活，學術就是生命。

馮天瑜治史，一貫奉行義理、考據、辭章三者相濟的理路，力求宏觀把握與微觀考察的交融互攝。他說：『精思義理，苦心考據，擅長詞（辭）章，並致力於三者間的「相濟」，於弘大處著眼，從精微處著力，方有可能成就「表徵盛衰，殷鑑興廢」的良史。』（【回眸學術理路】）

作爲表達思想的手段，辭章是形諸筆端落實於紙上的最後程序，義理、考據能否實現，端賴如何書寫。在辭章方面，馮天瑜主張述事紀實，務求清順流暢，娓娓道來；辯駁說理，則講究邏輯層次，條分縷析；無論哪類文字，都切忌板起臉孔，而應以理服人，以情動人，寓莊於諧。邱漢生稱讚馮著『語言生動，使符合歷史實際的科學論證更具有引人入勝的力量』。

眾所周知，馮天瑜文筆甚佳，既能寫細密嚴謹的學術著作，也能寫娓娓道來的學術散文，是當代爲數不多的文史兼通的大家。對於當下史學界在專業的旗號下，忽略文章的辭章美感和可讀性，馮氏論著具有很強的啟示意義。

謝遠筍，武漢大學台灣研究所講師，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後，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青年學者學術發展計劃『概念史視域中的中西日文化互動研究』團隊成員，主要從事台灣思想文化史及現代新儒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