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來·猶記瀟湘細雨時 我的大學時代

陳來

就我個人來說，在內蒙兵團的勞動可以說是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在長沙上大學的念書可以說是苦其心志，動心忍性。我雖然沒有受到什麼大任，但這些做工農兵和做工農兵學員的經歷在我的人生中都有正面的意義。在內蒙的社會實踐中打下了人文社會科學的基礎，開始養成閱讀經典原著的習慣；在工農兵學員的時代繼續拓寬和發展了對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而且經過了比較系統的理解能力的訓練，提高了綜合素質。這些可以說都對我後來的學術發展作了鋪墊和準備。

七十年代前期做工農兵學員上大學，是我人生歷程的重要改變。上大學的前前後後，酸與甜，苦與樂，都充滿其中，至今記憶猶新。需要提醒讀者的是，這裡所談的，純粹是一點個人的經驗，並沒有什麼代表性，把它寫出來，只是為以後的人了解那個時代的豐富性提供一點素材而已。

一

大漠三千里，黃水五百回，這是我當年下鄉在內蒙古巴盟河套以西的烏蘭布和沙漠中所作的一首詞的開首兩句。青年時代，意氣風發，1969年春天，我離開母校北京三十五中學，抱着屯墾戍邊的理想，與本校的一些朋友相約一起奔赴內蒙古西部的烏蘭布和沙漠，參加剛剛組建的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內蒙兵團1969年1月組建，我們成為內蒙兵團的第一批兵團戰士，習稱北京第一批。我所在的一師四團，北臨陰山腳下，南延伸進入烏蘭布和沙漠，橫跨杭錦後旗和磴口縣兩地。我所在的連隊位於全團的最南端，向南不到30華里是三團，東距河套的西端大約二十餘華里。在我們連，北京第一批來的知識青年，除了我們學校作為男校的同學，從老初一到老高三不等，還有來自在北京與我們學校隔街相鄰的師大女附中的同學們。我們的連隊，距漢代朔方郡窳渾古城的遺址只有五、六里路，站在我們的住處向東遠望去，風化了的古城遺址是一拔平地而起的方形土包，傍臨着北面一片海子，在落日的照耀下，顯得奇特而非凡。多年之後，九十年代的中期，我才偶然看到北京大學侯仁之教授在1965年發表的有關烏蘭布和及窳渾古城遺址的長篇論文，與記憶相印證，十分親切。

在沙漠中開墾荒地，引黃灌溉，種植糧食作物，是我們屯墾戍邊的日常任務，因此生活的磨鍊主要是繁重生產勞動的勞其筋骨，和少油無肉飲食的餓其體膚。艱苦生活的磨鍊強化了體力和意志應對惡劣挑戰的能力。我在內蒙兵團的基層連隊生活了四年半，其中有一年多時間是在附近的沙金套海人民公社支農。支農是當時所謂三支兩軍的一部分，內蒙兵團是屬於部隊序列，連以上幹部是現役軍人，所以由現役軍人二連王指導員和五連黃副連長率領我們一行十餘人擔任對周邊人民公社的支農工作。工作的內容主要是開展所謂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學大寨等運動。但即使參加支農工作，我的絕大部分時間也是不脫產的，和農牧民同吃同住同勞動，每天晚上組織開會學習。在內蒙兵團的這一段，由於我的勞動和綜合表現算是較好，在連里作過班長、排長，排長是我在內蒙兵團的那個時期男知青可擔任的最高職務。

我在內蒙兵團時期，勞動之餘，很注意讀書。除了隨身帶去的范文瀾的【[wiki]中國通史簡編[/wiki]】，游國恩等的【[wiki]中國文學史[/wiki]】等外，在1970年以前已讀過列寧的【[wiki]國家與革命[/wiki]】、【[wiki]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wiki]】、【[wiki]帝國主義論[/wiki]】；1970年在磴口的巴盟圖書館得到一本【[wiki]馬恩全集[/wiki]】第二卷，非常高興，因為其中有久尋未得的【[wiki]神聖家族[/wiki]】。1970年廬山會議後批陳整風，提倡學六本書，我又讀【[wiki]共產黨宣言[/wiki]】、【[wiki]哥達綱領批判[/wiki]】、【[wiki]費爾巴哈與德國古代哲學的終結[/wiki]】、【[wiki]自然辯證法[/wiki]】，【[wiki]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wiki]】，【[wiki]工資價格和利潤[/wiki]】，【[wiki]反杜林論[/wiki]】，閱讀這些書，加上在支農實踐中的運用，自己感覺到在思想方法和理論思維方面進步不少。我那時還常常翻看【[wiki]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wiki]】，所以毛語體一度對我的文體影響很大，直到後來念研究生的時候才逐漸轉變過來。其他的理論書也讀，空想社會主義者裡面，魏特林的書論不平等的部分我印象較深。文學方面開始時喜歡三曹和白居易詩，後來頗留意辛棄疾詞，常翻看鄧廣銘的【[wiki]稼軒詞編年箋注[/wiki]】。也看過幾本高爾基、茅盾的小說，但這一時期小說看的比較少，因為我在中學和早期文革時代看過的小說甚多。此外喜歡傳記作品，當時內部出版的尼克松的【[wiki]六次危機[/wiki]】、講邦迪傳記的【[wiki]出類拔萃之輩[/wiki]】都給我很深的印象，我尤喜歡讀梅林的【[wiki]馬克思傳[/wiki]】，直到上大學後仍然常常讀【[wiki]馬克思傳[/wiki]】。

內蒙兵團知青

二

1972年，內蒙兵團開始推薦知識青年上大學，這一年我們團進行推薦的時候，我尚未從支農工作回來，所以沒有參加推薦。這是兵團知識青年第一次有正式合法的機會離開邊疆農村，回到城市，而且是以上大學這種人人羨慕的方式。所以，雖然這一年夏天每連只推薦了一個人，但這對知識青年群體特別是其中的精英仍構成一個很大的衝擊。從前那種沒有其它任何選擇的、平靜的紮根邊疆、建設邊疆、紅在邊疆的生活，一下子改變了。在新的選擇面前，以前的誓言漸漸褪色而開始變得失去意義，青年的各種理想在新的可能面前紛紛躍動起來。我的兩個朋友在這一年都被推薦上了大學。我在一首詞中寫道：同心數人去，當時已悵然，反映了我當時的心情。我那個時候有點遺憾，因為我覺得，當時如果我在連里，被推薦上學的可能性很大，可惜我卻不在。這一年夏天我在離家三年多後第一次回北京探親，心情多少有一點沉悶，在河南幹校的母親給我父親寫信，說我總是以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安慰自己。

回到連隊，在勞動和工作中，作為排長，我一貫以身作則，和大家一起，天天挖渠、澆地。好在我有一個排部，里外兩間，晚上學習方便，指導員還特別在大會上表揚我的學習精神。1972年底的時候，我們已經知道下一年推薦上學要增加考試的分量，我的一些中學同學就從各地返回北京複習。不過我那時在連里也沒有複習數理化，勞動之餘，晚上在我的排部里主要還是看各種哲學社會科學的書。沒有複習數理化的原因，固然是因為每天勞動，沒有集中的時間；更重要的是，在當時連隊生活中，每天宣傳討論的都是如何紮根邊疆、紅在邊疆，在這種氛圍里準備文化的複習，會成為一種反諷：作為知識青年幹部，天天組織大家學習，要紮根邊疆，自己卻一心準備複習考試，回到城市上大學，這使自己在道德上覺得很難說服自己。

1973年推薦工農兵學員上大學，我以本連惟一被全票推薦的人上報團里，以我當時在團里的名氣、表現，如果照1972年主要依靠單位推薦的方法，應當說，我上北大、清華那是順理成章的。就理想的專業而言，我在1972年的時候已經把蘇聯人編的第三版【[wiki]政治經濟學教科書[/wiki]】看得很熟，因為這本書是毛澤東寫過批註的，所以當時最想念的是政治經濟學專業。但是，這一年文化考試也成為主要指標，於是，由於我數學複習準備不力，按考試成績排名錄取，我被分配錄取到位於長沙的中南礦冶學院自動化系。我得到團里的通知，知道自己沒有得到回北京上學的機會，而兩個候補的人卻頂替年齡過線的人分到北京的高校，心情多少有些沮喪。

就我們兵團來說，當時工農兵學員的選拔的確是百里挑一，是很不容易的，對於大家，那時能夠被推薦上大學，離開下鄉之地，絕對是求之不得的天大好事。而就我個人而言，這一年上大學已經是肯定無疑的，問題只是能不能上一所自己理想的大學、理想的專業。在這個意義上說，我的心情和反應算是比較特殊的。

一個月後錄取通知信下來，錄取院系變成了中南礦冶學院地質系，這對我可以說是一個不小的挫折。本來錄取的決定是高校招生人員和師團政治部門招生辦的共同決定，高校招生同志回校後不能隨意改變，我們團所有被錄取的考生最後拿到的錄取通知都和在師里團里的錄取決定一致，唯獨我的錄取通知出了問題。團里政治處也覺得很意外，負責招生的張幹事說要不你明年再上。連里的朋友也為我可惜。可是我想，如果因為學校和專業不是自己理想的選擇而轉等明年，被別人說起來也不太好。所以我沒有選擇等待，1973年秋天如期赴中南礦冶學院地質系報到。在我人生中的重要選擇關頭，我往往都是寧可選擇避免外在的道德批評，而忽略實際的功利得失。但是，在行動上作出選擇和在心情上保持平衡是兩回事，在從北京到長沙的火車上，火車上播送的是【[wiki]到韶山[/wiki]】的優美女聲，我的心裡卻總出現【[wiki]紅樓夢[/wiki]》裡的那兩句曲子：縱然是齊眉舉案，到底意難平。

三

眾所周知，1973年這一年招生結束時出現了張鐵生信的事件。我記得他的信大意是說，他擔任生產隊長，不能離開生產隊工作去複習，所以無法答好答卷，因此他對這一年的招生方針提出意見。張鐵生後來積極參與四人幫的政治活動，並被判刑，這是他自己必須要負的責任。但僅就1973年夏天他所寫的這封信來說，在客觀上揭出了當時黨內兩條路線的分歧在青年和教育問題上的矛盾衝突，絕不是笑話。我當時已經認識到，這個問題並不簡單，包含着紅與專的複雜衝突。當時主導的路線是文革的極左路線，在這個路線下，發動千百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到邊疆去，紮根農村、紮根邊疆，成了這個路線對全體青年的紅的要求，也是當時主流宣傳的價值和理想。按照這個路線的邏輯，工農兵上大學，自然應當推薦那些最符合當時主流價值表現的青年去。另一條路線是力圖糾正文革對科學技術發展和國家工業化的阻礙，大學必須以專為要求，以趕上世界的發展和追隨時代的進步，以儘快實現國家的現代化。按這個路線的邏輯，應當選拔那些知識基礎好，文化考試水平高的青年上大學。後來我們知道，1973年的推薦考試方法，是周恩來推動的1972～1973年在教育領域批判極左思潮的一個結果。因此不難理解，1973年的重視考試的選拔結果實際上構成了對當時主流文革路線和上山下鄉運動的一種偏離，按照這一路線，青年會選擇專心複習數理化，不再會認真追隨主流路線宣傳的那一套紮根農村、紮根邊疆的價值和理想。這兩條路線的分歧不能不在青年身上引起價值上的迷惑。張鐵生的信就反映出這種迷惑。張鐵生信被四人幫利用而把問題提到兩條路線誰是誰非的原則上，主流的文革路線當然就會占上風，以所謂革命化壓倒現代化和專業化。何況1973年夏天正是文革路線準備大舉反回潮、反覆辟、保衛文革成果，而苦於炮彈不夠的時機。這就是在文革這樣的特殊時代裡，張鐵生的信必然被高度政治化的內在原因。

四

中南礦冶學院（曾更名中南工業大學，現名中南大學）當時是冶金部幾大院校之一，也是亞洲最大的有色金屬礦業冶金研究和教學機構，地質、礦山、選礦、冶金、特冶、材料、機械、自動化，科系齊全，每個系擁有一座獨立的大樓，它的校園當時在長沙是最好的。地質系擁有全湖南省惟一的一級教授陳國達，粉冶專家黃培雲則在四十年代畢業於MIT，是著名學者趙元任的女婿。（1997年我第二次旅居哈佛，在趙如蘭教授家看到中南工業大學的贈幅，問起她與中南工大有何淵源，才知道老校長黃培雲是其妹夫，四十年代在MIT。）我到學校以後更明白了，自動化系是當時大家認為中南礦冶最好的系，而地質系被認為是最艱苦的系。同情我的人都認為，有人通過走後門，用掉包的辦法調換了我的專業，把自己的子女或關係換進了自動化系。報到之後，我登上學校後面的嶽麓山，細雨綿綿，使得我的心情很難敞開，在山上套宋人詞意，湊了一首小詞，調寄浪淘沙：

細雨麓山濛，霧滿石亭，低眉信掃盡秋容。紅葉雖無落地意，何奈秋風？獨步且徐行，漫踏林叢，遙聞山下有鐘聲。舉目不及三丈遠，只有桐松。

落地本亦可用飄落，但落地的地指的就是地質系，這是無可改的。上面所說的，涉及到我在上學前和入學初的一段心路歷程，從未與同學提起，所以我的大學同學都沒有人知道，系裡的老師也不知道。這件事本來也不必特別提起，因為沒有什麼代表性，算是特殊經驗。下面言歸正傳。

從大漠孤煙到瀟湘綠水，生活與環境起了根本變化。長沙是一座古城，但我們那時對長沙的文化歷史毫無理會，我們所知道的是，湘江北去，橘子洲頭，萬山紅遍，層林盡染，漫江碧透，百舸爭流。我們所知道的是，長沙是一座革命的城市，我們所參觀的都是毛澤東早期革命活動的地方。不過特別值得回憶的是，湖南當時的農業在全國最好，我們的學生食堂，大米青菜，雞蛋豬肉，樣樣不缺，商店裡花生米等小吃都無票證的限制，不要說比起當時北京有粗糧供應的生活要好，就是鄰省廣東的同學春節回家也是從湖南大量購買豬肉。僅從這個角度說，文革中在湖南上大學也算是有口福的了。湘江的水有一種柔美的流動力量，夏天游泳非常舒服，與我從前在北京的陶然庭游泳池和京密引水工程的戲水不可同日而語。惟湖南雨多潮濕，常常連日細雨，中南、華南都是如此，這是我始終不能適應的。

那個時候上大學每日三餐由國家管，不交伙食費，學生助學金高者4元，低者2元，我是班長，經濟條件在班裡同學中尚屬較好，所以沒有申請助學金。但為了加強營養，我每天早餐在小販那裡買一個鴨蛋加餐，被一起從內蒙兵團來的材料系女生趙某笑指為鴨蛋先生。學生生活很有規律，每天早上6點20宿舍外面球場上的擴音器開始播送北京頌歌，相當於部隊的起床號，接着播放革命歌曲，我愛五指山，我愛萬泉河，李雙江的這首歌到現在仍然是我的最愛之一。然後頂着新聞和報紙摘要節目的廣播從事各種晨練活動。每星期六晚扛着凳子去風雨操場看電影，星期天穿着回力鞋到體育館打籃球，鐵打不變的安排，這些是我在那個時代最開心的娛樂和運動。由於所有同學都是從農村廠礦來，非常珍惜學習的機會，認真刻苦，同時大家的學習生活算是生動活潑，秩序井然。

五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大學學制當時一律改為三年。在1973年至1976年的三年大學生活中，我的最大的收穫，是來自我稱之為的鼓勵自學的自由教育。進校的第一個學期主要是補課，補中學數學，物理和化學則結合中學和大學內容。我那時用清華編的補課教材，用半個多學期的時間，以超前講課的進度，把全部中學的數學自學細補了一遍，概念非常清楚，作題也不困難。這說明對於理性成熟的成年人來說，掌握初中和高中的數學是比較容易的。我從家裡帶去的大學基礎課教材，高等數學、普通物理、普通化學多是蘇聯人編寫的大學教科書，翻譯為中文，讀起來並不順暢。而且，每個人理解上的難點各不相同，即使是教育部統編的教材，也不可能適合每個個人的特殊需要。我的習慣方法，是把每門課程的每個概念、定義和理論部分，都用自己認為易於理解的語言改述一遍，把難點要點闡明，寫在一本一本的筆記本上，去代替教科書講述不清楚的地方，這幾乎是重寫教科書的敘述文字，這可以說是我最早開始的文本解釋實踐。所以，所謂自學，並不是不上課，而是指自己自學的進度大大超前於老師講課的進度。在三年裡，所有的基礎課和專業基礎課，我差不多都提前半個學期到一個學期自學完成。理解在自學中已經完成，聽課是驗證理解和加強記憶，學習完全成為自己的主動性活動。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三年裡的所有課程，從高等數學、普通物理到理論力學、材料力學等，我都是自學的。在這樣的方式下，我的專業基礎課可以說還是學的很好（當然，也不是所有課程都適於自學，如化學。另外，在工農兵學員時代，課程設計和同學的意願，都偏於實際實用，最明顯的就是大部分同學對外語沒有興趣，認為到廠礦基層沒有用處，我們全班，算我在內，只有兩個人堅持把專業英語教材學完，但那時沒有收錄音機，教材也差，自學效果不佳。）

為什麼有可能採取這種超前的自學方法呢？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當時的課程沒有考試，也不需要大量作習題，資質好的學生自然學有餘力。這也是我稱之為自由教育的緣由。這使得學習集中在理解能力的鍛煉培養，而完全忽略做題技巧的重複訓練。（想想看，沒有考試，這對於作學生者是何等的好啊！但這樣的學習方式要以學生有學習的自覺性和主動性為前提，而這正是珍視學習機會的工農兵學員所不缺少的。）對我個人而言，三年的這種學習，主要是從理工科的角度全面訓練了我的理解文本、分析概念的能力，這種能力其實主要就是邏輯分析的能力，和哲學的邏輯分析是相通的。對我後來轉向哲學和哲學史，起到了另一種的訓練作用。這種自學教育方式其中自然有得有失，而我要說的是，這種沒有考試、不要大量作題的學習模式，帶給了我另一重要的發展空間和可能性。

六

由於沒有考試和作業的負擔，從第一個學期結束的假期開始，我就開始大量閱讀哲學、社科、文史書籍，文革時期圖書館的文科書開放仍然有限制，但人的閱讀興趣也受到時代的限制，所以當時圖書館的書已大大滿足了我的需要。上大學後，我延續了在內蒙兵團開始的文科愛好，以通讀【[wiki]馬恩選集[/wiki]】和【[wiki]列寧選集[/wiki]】為基礎，從周一良的【[wiki]世界通史[/wiki]】和敦尼克的【[wiki]世界哲學史[/wiki]】開始，廣泛借閱了各種人文社科書籍。大學三年中所讀的書既多且雜，書名也難盡數。印象深的，是讀希臘哲學史以後，看馬克思的【[wiki]數學手稿[/wiki]】，一下子就明白了。讀了【[wiki]德國社會民主黨史[/wiki]】，我給同學講【[wiki]哥達綱領批判[/wiki]】，內容就比一般的解說要豐富。【[wiki]資本論[/wiki]】第一卷也是這時開始讀的，連帶也把于光遠、徐禾的政治經濟學書翻看一過。【[wiki]湯顯祖集[/wiki]】總放在枕頭旁邊，中午午睡前翻上幾頁。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學校圖書館一層左行盡頭的閱覽室，有文革以來出版的所謂內部書籍，有小說、傳記、社科等類，並不公開書目借閱，但知道的人就可以從管理老師座位旁邊的側門進去選借，在閱覽室內看。像蘇聯小說【[wiki]你到底要什麼[/wiki]】，【[wiki]多雪的冬天[/wiki]】，歷史著作【[wiki]第三帝國的興亡[/wiki]】等，我都是在這裡看的。我忘記了自己是怎麼知道這個竅門的，總之在那裡學生看書的很少，除了我以外，只有冶化專業的一個女同學對理論問題有興趣，有時在那裡借書看。當時有兩個刊物非常流行，一個是【[wiki]自然辯證法[/wiki]】，一個是【[wiki]學習與批判[/wiki]】，這兩份刊物的特點是理論性強，可讀性也強。我的經濟條件不可能多買書，所以像【[wiki]學習與批判[/wiki]】等都是在這個閱覽室看，自己只買【[wiki]自然辯證法[/wiki]】。當然，也買【[wiki]戰地新歌[/wiki]】。

就我們的教學計劃和安排來說，當時都經過認真仔細的設計，安排給工農兵學員上課的老師都是非常優秀的有經驗的老師，我現在仍能記起來的基礎課、專業基礎課以及專業課的任課老師，都是業務骨幹，教學水平較高。為什麼要配備有經驗的老師任教呢？我想，一個原因是校系和教師對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線的支持，主觀上要把社會主義新型大學辦好；另一個原因則是顧慮工農兵學員有經驗，敢造反，怕工農兵學員提意見。當時宣傳工農兵大學生有一個口號，叫做上、管、改，意思是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就我們的實際經歷來說，主要是上，沒有管，也沒有改。同學對老師是尊重的，老師也和同學一起參加各種活動，相互接觸多，師生關係很融洽。但是應當承認，相當多的學員基礎較差，雖然這對工科特別是與實際結合較密切的專業，在專業課學習方面似乎影響不大，但對於這些學員，由於基礎課和專業基礎課的學習沒有深入把握，從長遠的技術發展和創新能力來說，就會有問題了。

在專業學習之外，對我個人有影響的，主要是工農兵學員上講台。我在內蒙兵團時期，受時代風氣的影響，長期自學哲學、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理論，已有一定的基礎。在1973年的第一個學期，政治課講中共黨史，我寫了一篇文章，較長，主要講大革命時期對於群眾運動的態度，這個文章折射了文革群眾運動對我的影響，在今天看當然沒有什麼價值，但引起了同學和老師的注意。第二學期政治課講哲學，老師就安排我講了幾次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同學的一般反映是我講的效果比老師講的要好。本來，我是大城市的知識青年，有較長期的自學經歷，在思想理論水平方面當然不是一般同學可以相比的，而由於上講台的反響，更使得我在開門辦學中被附加了一份兼任政治課教學的責任。所謂開門辦學就是走出校園，讓課堂與廠礦基層相結合，但每個班的實習去處不同，政治課教員卻沒有那麼多。於是，1974年在湖南新化開門辦學我就負責講【[wiki]哥達綱領批判[/wiki]】，1975年在湖北黃梅開門辦學我就負責講【[wiki]反杜林論[/wiki]】。用當時的標準來看，我可以說是又紅又專的一個例子，專就是專業課學習，紅就是政治理論學習，所以，我後來的轉向哲學，決非偶然。

我們上大學的時期屬於廣義的文革後期，全國經歷了批林批孔、學習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反擊右傾翻案風等運動，但就我們這樣的在北京和上海以外的工科院校而言，這些運動對我們的學習計劃影響不大。總體上說，我們所經歷的這些運動，都不是急風暴雨式的，而是毛毛細雨式的，和長沙的天氣一樣，這大概就是中心和邊緣的不同吧。在我的記憶中，惟一一次真正運動了大家的，是一九七四年二、三月的反回潮，各班都積極組織尋找批判的切入點，一時間校內大字報貼滿了院牆，很有點文革初期的味道，其中印象較深的是猛批湖南大學招收的高中畢業生直接進大學的師資班。但這次運動仍控制在學校的各級領導之下，在不長的時間內即告結束。對於同學們來說，大家都知道學習機會難得，何況毛主席也說過學生以學為主，所以此後對運動都沒有什麼熱情。特別是，由於工科學生開門辦學的時間很多，像我們七四年夏天在新化錫礦山，七五年春季學期在石家莊煤機廠，七五年秋季學期在黃梅地質隊，七六年春季學期在桂林地質所，課程和任課老師也都隨學生一起下去，很少有大塊時間在校內參加運動。但國家大形勢如此，運動自上而下，任何機構不可能完全置身於外，大學教育也不能不受到連綿的政治運動的影響，這是特殊時代環境的限制。對於這些運動本身，我都沒有興趣，但趁着潮流也看了一些相關的書，批林批孔中讀【[wiki]論語[/wiki]】，使我對孔子非常同情，一九七三年底看郭沫若的【[wiki]十批判書[/wiki]】，也看楊榮國解放前在桂林寫的【[wiki]中國古代思想史[/wiki]】，開始形成了一些與時論不同的有關古代倫理思想的初步看法。而這些想法就是後來我報考北京大學研究生時給張岱年先生寫信的基本內容。

孟子說過：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這是大家耳熟能詳的話。就我個人來說，在內蒙兵團的勞動可以說是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在長沙上大學的念書可以說是苦其心志，動心忍性。我雖然沒有受到什麼大任，但這些做工農兵和做工農兵學員的經歷在我的人生中都有正面的意義。在內蒙的社會實踐中打下了人文社會科學的基礎，開始養成閱讀經典原著的習慣；在工農兵學員的時代繼續拓寬和發展了對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而且經過了比較系統的理解能力的訓練，提高了綜合素質。這些可以說都對我後來的學術發展作了鋪墊和準備。

大學畢業時，由本專業教研室支部書記李達煥老師和我一起，研究決定本班同學的分配方案，我放棄了留校和到國內本專業最好的科研單位，選擇了華北會戰指揮部。我在1976年8月大學畢業，一年後，1977年10月國家宣布恢復高考制度，隨後1977年11月初國家又宣布恢復研究生及考試制度。1977年11月我報考了北京大學1977級哲學系的研究生，後來1977級和1978級合併招生，考試延後，我在1978年5月參加研究生考試，又通過複試，被錄取為北京大學文革後首屆研究生，進入北京大學著名的中國哲學史專業學習，找到了真正屬於我的地方。這樣，我就在這一年實現了兩個跨越，一個是從工科到文科的跨越，一個是從工農兵學員到研究生的跨越。77級本科生、78級本科生和我們78級研究生都是1978年入校，當時的研究生依照文革前制度，佩戴紅牌，一切待遇視同教員，可在寬敞無人的教員閱覽室學習，深為77、78級本科生所羨慕。1981年我畢業留校任教，後又考取了北京大學首屆文科博士生，1985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成為北京大學首批文科的博士。至此，我的學校學習的經歷終告結束，開始完全轉入大學教書的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