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與季羨林的兩場『論戰』

周有光與季羨林的兩場『論戰』

    一『雙文化論』和『河東河西』論

2008年端午節，我以『寧夏平羅國務院五七幹校』校友的身份，第一次登門拜訪周有光老人。那次拜見，相聊甚歡。除了敘舊，我也將一些思想文化上難以索解的問題，向周老請教。

臨別，周老送給我幾本書，其中有【百歲新稿】【學思集——周有光文化論稿】等。周老對我說，他85歲退休以後，『離開專業的井底』，每日大量讀書看報，撰寫文化『雜文』，平均每個月發表一篇。這些書就是他從90到100歲所寫文化雜文的結集。

回來後，我開始一本接一本地讀他的書，感受到周老在歷史、文化、現實諸多領域，有許多令人振聾發聵的真知灼見。我特別注意到周老的『雙文化』觀點。大意是說，國際文化是世界各國所『共創、共有、共享』的共同文化，正在突飛猛進，覆蓋全球。目前每個國家都生活在傳統文化和國際現代文化之中，享受『雙文化』生活。

我對這個問題格外感興趣，是聯想到了13年前的1995年，對學界耆宿季羨林先生的一次訪談。那天，季先生向我詳細闡述了東西方文化『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觀點。他認為東方文化的特點是綜合，注重事物之間的聯繫；而西方文化的特點是分析，只見樹木，不見森林，難以窮極分析下去。從而，他得出『21世紀西方文化將逐步讓位於東方文化』的結論。訪談後，我曾寫過一篇題為【接過文化傳遞棒】的文章，介紹季先生的文化觀（此文收入我與武寧合著，軍事科學出版社1996年2月出版的文化隨筆集【書邊人語】）。

時值上個世紀末，季羨林先生的『河東河西』論，暗合了朝野對民族復興的展望和自豪感，可謂盛傳一時。但接下來，學界不斷有人發文，對此觀點提出質疑。我讀到周有光先生『雙文化論』的時候，人類已在21世紀生活了8年，該怎樣重新認識所謂『東西方文化的矛盾、衝突、融合與發展』問題呢？細讀周老的書，我感到周有光先生的『雙文化論』，更好地回答了這一令許多人感到迷惘的問題。

周老並不贊成把人類文化分為東方和西方的『東西兩分法』。他認為從地區分布來看，有東亞文化、南亞文化、西亞文化、西歐文化四種傳統文化。文化的流動，不是忽東忽西，輪流坐莊，而是高處流向低處，落後追趕先進。這樣，人類文化才能不斷前進。

周老顯然不贊成『河東河西』論。他認為該理論來自文化不變的傳統學說——天不變，地不變，道亦不變。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東，往返遷移；不是西風壓倒東風，就是東風壓倒西風，輪流坐莊。這是水平傳播的不變論，把東西文化看作勢不兩立，是不了解文化演變的歷史規律所致。

周老認為人類文化不是一成不變，而是不斷發展的。他描述了人類文化發展的三個主要方面：經濟方面：從農業化到工業化到信息化；政治方面：從神權政治到君權政治到民權政治；思維方面：從神學思維到玄學思維到科學思維。在這個過程中，西方文化的歷史發展最為典型，它經歷了文藝復興、宗教革命、產業革命、民主革命，從『中世紀』逐步走向『現代』。自然哲學和社會哲學發展為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一系列發明和創造，改變了人類的生活。西方文化成為國際文化的主流，也就是國際化的現代文化。但它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任何個人和國家都可以參加進去，從國際文化的客人變為國際文化的主人。

有了現代文化，不是就不要傳統文化了。現代文化和傳統文化是並行不悖的。現代人是『雙文化人』，既需要現代文化，又需要傳統文化。

雙文化並存的原因，是由於各個國家現代化發展有早有晚。『發展有先後，殊途而同歸。』

談到文化發展的未來，周老說：『文化是一條不斷流淌的長河，今天人類還處於長河的源頭。自誇現在是文明時代，那是缺乏自知之明。在第三個「千年紀」（2001~3000）中，人類文化將進一步大大提高，那時人類會羞愧地回顧第二個「千年紀」的20世紀是不折不扣的野蠻時代。』

讀了這些論述，我覺得長期以來感到困惑的許多問題，一下子清楚多了。於是，我在自己的博客上寫了一篇文章【周有光先生的『雙文化論』】。這篇博文被民盟中央刊物【群言】主編葉稚珊女士看到，發表在2008年第12期的【群言】雜誌上。邵燕祥先生看到這篇文章後，在1月9日的【文匯報】上發表【報周有光先生書】。邵先生說：『您以平實的言語，講了一個關係人類命運的大問題，深入淺出，舉重若輕』，我『為您的真知灼見折服』。

後來，【周有光先生的『雙文化論』】又被【雜文月刊】【文藝建設】等雜誌轉載，還被周老的連襟沈從文先生之子沈龍朱先生收入家庭雜誌【水】；一些網站也轉載了，點擊率還挺高。

過些天，我突然接到周老兒子周曉平先生的電話。他說，爸爸很喜歡你寫的文章，約你去聊天。

我不免有點『受寵若驚』，趕忙赴約。先生見我來，非常高興。打開話匣子，一聊又是兩個小時。

周老對我說，他的【雙文化論】在【群言】上發表後，只是在很小的學界圈子裡產生影響；而我的這篇文章，因為是與季先生的『河東河西論』對比着寫的，引起許多人的注意，無形中擴大了『雙文化論』的影響。

談到季羨林先生，周老對我說，他與季老只是文化觀不同，個人交往沒有任何問題。有一次開學術會議，他正巧和季老住在一個房間，談了許多話。周老說，季羨林這個人還是很好的，他的【牛棚雜憶】也寫得好。我們只是學術觀點有不同。

周老把學術觀點的分歧與私人交往、個人評價分得很開，這種態度令人欽佩。我對季老的為人和在東方文化研究上的學術貢獻也非常尊重，但在文化觀上更傾向於周老。

後來，周老在2010年出版的【朝聞道集】、2011年出版的【文化學叢談】和【拾貝集】等文化雜文集中，都收入了我這篇介紹『雙文化論』的文章，題目改為【從『河東河西』到『雙文化論』】。在【拾貝集】中，周老還做了這樣的說明：『改革開放初期，掀起一陣文化問題的討論。後來，人們的興趣轉變，不再談文化了。這時候，龐暘女士發表一篇討論文化的文章，好似夜鶯孤鳴，清醒耳目。龐暘介紹周有光的「雙文化論」，用筆簡明扼要，勝過周有光原文。周有光反過來介紹龐暘的文章，要點如下……』

看到這段話，我真有點臉紅心跳。本來我只是對周老的文章寫下自己的閱讀體會，但周老卻給予這麼高的評價，我愧領之餘，唯有感佩周老提攜後學的熱忱。

    二 漢字該不該簡化？

周老很歡迎年輕人去聊天，我也樂得經常去討教。因此自那以後，每隔一段時間，我就去拜望周老，聽他談天說地。周老也時常把他新寫的，或者他看到認為不錯的文章複印下來，讓人郵寄給我。

在與周老的聊天中，又涉及到了周老與季老的另一個學術分歧：對簡化字的態度。

2009年，有政協委員在政協會議上提出『建議中小學增加繁體字課程』的提案。病榻上的季羨林先生就此發表看法：『漢字簡化及拼音化是歧途，祖先用了幾千年都沒感到不方便，為何到我們手裡就拋棄了？追求效率不是簡化字的理由。』他還說：『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延續至今，漢字起了巨大的作用。讀古文必須讀繁體字，中國文化的信息都在那裡面。』

我曾經當過中學語文教師，又多年從事圖書編輯工作。在工作中對於漢字繁簡問題，我也產生過一些困惑。於是再去拜望周老時，便就此問題向他請教。

周老是漢語拼音方案的主要發明者之一，也參與了一些簡化漢字的工作。他說，作為漢字的一種輔助手段，拼音方案已顯示出了巨大的實用性，尤其是在信息時代幫助中國走向現代化，對此質疑的人不多。簡化字問題，他從幾個方面論述了其必要性：

一是向人民大眾普及文化的需要。周老說，1955年10月，中央舉行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他被邀參會。當時中央說要建設一個新中國，可人民80%是文盲，現代化怎麼搞？所以把希望寄托在文字改革上面。那時，部隊裡有一個叫做祁建華的教員，創造了一種速成識字法。給新兵掃盲，今天認5個字，明天認10個字，後天認20個字，三個月下來就可以看【人民日報】了。但他的方法在工人農民當中推廣都失敗了。原因很簡單，新兵年輕，可以將整個精力都放在識字上面，工人、農民有工作、有家庭，這個方法行不通。

周老認為，該不該簡化，要問全國的小學教師。小學教師普遍認為，簡化漢字的好處是：好教、好學、好認、好寫，閱讀清晰。他說，漢字簡化有利有弊，而利多於弊。繁體字筆畫繁複、難寫難認，簡化後，有利於在人民大眾中普及文化，也縮短了小學生識字的時間。

二是，從整個文字的趨勢來看，所有文字都是刪繁就簡。

周老說，世界文字，包括漢字和外國文字，都有『刪繁就簡』的自然演變。古代兩河流域的『丁頭字』(楔形字)和古代埃及的『聖書字』，都有明顯的簡化。從歷史上、理論上來看，文字都是越來越趨於簡化的。

他說，漢字簡化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項目，開始於清末。此前，其實一直都在不自覺中『簡繁並用』。書本印的是楷體(繁體)，寫信用的是行書(簡體)。

1956年公布的『漢字簡化方案』，是清末以來長期簡化運動的一次總結。這個方案採取『約定俗成』原則，肯定原有的簡化習慣，加以整理，儘量不造新的簡化字。

他說，大部分簡化字自古就有。中國的甲骨文中，就有許多簡化字，比如『車』字。他描述當初選擇簡化字是很謹慎的，比如『後』字，一個是皇后的『後』，一個是後來的『後』。為什麼選這個『後』呢？『許多人批評我們選得不對，其實古書的【大學】一開頭就用了五個簡化的「後」字：「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這種例子還有不少。

    第三，漢字簡化並不影響文化傳承。

周老說，在三千三百年間，漢字『體式』不斷變化，每次變化都包含明顯的簡化。你看：從甲骨文到金文到大篆到小篆到隸書到楷書到行書。對甲骨文來說，篆書是簡化；對篆書來說隸書是簡化。篆書變為隸書稱為『隸變』，『隸變』是劇烈的簡化。【論語】原來用魯國『古文』書寫，到西漢已經無人認識，於是改用當時的通用體式書寫，稱為『今文』。歷代都用當代通用體式改寫古書，否則無人能讀，如何繼承？規範漢字是今天漢字的法定通用體式。用規範字，包括其中三分之一的簡化字，是順理成章的文化繼承。

談到讀古書，他說，圖書館裡依舊有簡化以前的繁體字古書，任何人都可以去閱讀。小學生沒有閱讀繁體字的需要，中學生自學繁體字並不困難，因為7000個通用漢字中只有少數是簡體字，大部分規範漢字不分繁簡。許多簡化字是類推出來的。比如，認識了一個簡化的『魚』字（四點改一橫），就能認識一連串『魚旁』的類推簡化字。

因而周老認為，簡化字和繁體字是結合起來繼承古書的，簡化字沒有妨礙繼承，而是幫助了繼承。

    第四，簡化漢字不可能走回頭路。

當我提到季老和一些人的主張，問他恢復繁體字有無可能？周老說，恢復不了的。這個問題最好還是去問小學教師，由教育部做一個廣泛的調查，聽聽小學教師的意見。小學教師肯定大多數都贊成簡化字。要廣大群眾來學，一個字兩個寫法是推廣不了的，必須要統一標準。

他說，從1956年到今天，半個世紀，簡化字在大陸已經普遍推行於教科書、報紙、雜誌、一般出版物，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一團亂麻的漢字，有了全國一致的規範化，這是漢字歷史的重大發展。

他說，這裡有個『書同文』的問題。大陸一直在進行漢字的『規範化』工作，提高了『漢字學』和『漢字應用』的水平。大陸人口13億，用簡化漢字已經用了半個多世紀。要讓超過港台和海外華人十多倍的大陸人去遷就港台和海外，回到從前不講規範化的時代，是明顯難以做到的。書同文，是同於多數人，還是同於少數人；同於規範化，還是同於不規範化，這要在『漢字學』的深入研究中理智地培養共識。

周老甚至認為，漢字簡化得還不夠，但是目前要先穩定下來。有一次他問聯合國語言學會的工作人員，聯合國六種工作語言，哪一種用得多？對方說這個統計結果是不保密的，但是不便宣傳。實際上聯合國的原始文件里80%用英文，15%用法文，4%用西班牙文，剩下的1%裡面有俄文、阿拉伯文、中文。1%都不到，怎麼跟英文競爭呢？他認為漢字要進一步簡化，才能更好地被世界接受，在國際上真正發揮作用。他預期21世紀後期可能還要對漢字進行一次簡化。

周老和季老，都是學貫中西、令人景仰的大家，都懷一顆為國為民之心，個人私交也很不錯。但他們有着頗為不同的文化觀和語言文字觀。這是因為他們看問題的立意和出發點不盡相同。季老更多地是站在中國本位，從中國、東方傳統的立場看問題的；而周老更多地強調：『要站在世界看中國，而不是站在中國看世界』，立意於古老的中國如何追趕世界現代化的步伐。他們的思考都帶有鮮明的個人色彩，都是有價值的探索；他們各自都會有自己的擁躉，都會對中國的思想、文化產生很大影響。從我個人來說，我更服膺周老的道理，當然，這並不影響我繼續尊重季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