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時代危機 魯迅曾開出怎樣的治世良方？

魯迅是20世紀中國無法繞過的文化存在，幾乎每過五年或者十年，我們都要紀念這位偉大的文學家和思想家。最近在一個高峰論壇上，陳思和先生提到的一個問題，令人印象深刻。他說：身處全球化時代的我們，該如何紀念這顆20世紀中國最為豐富、孤獨而痛苦的靈魂？

對於紀念，魯迅似乎早有預見待到偉大的人物成為化石，人們都稱他偉大時，他已經成為傀儡了。因此，紀念魯迅重在着眼於精神和血肉的培養，而要避免淪為一種漠不關心的紀年儀式或看演劇的節日狂歡。紀念魯迅的意義在於當下，在於人們從魯迅那裡映照時代的問題，並從魯迅那裡尋找解決時代病症的良方，重構魯迅與我們的精神和血肉聯繫。這既關涉到怎麼理解魯迅傳統與現實世界的關係，更關涉到是把魯迅當成一個複雜的生命體，還是當成死了的化石的問題。

今天紀念魯迅，顯然有更為契合時代的主題。一方面，物質和技術取得極大進步，但不少人醉心於物質而缺少精神。重溫魯迅呼喚的具有白心（直率的人生態度）和神思（富有現象力）的立人思想，對於培養現代公民具有重要意義。另一方面，我們在處理中華文明與世界文明的關係時，重溫魯迅的拿來主義以及世界人的理念，對於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建構真正的中華文化主體性具有特別重要的現實意義。

魯迅提倡拿來主義，主張不必問西洋風和中國風。為此，他廣泛涉獵西方文明，並翻譯了很多西方優秀的文學作品，欲求超勝，必須會通； 會通之前，先須翻譯。造就新的思想，就必須像盜火的普羅米修斯那樣，博採眾長、東西會通。沒有拿來的，人不能成為新人；沒有拿來的，文藝不能自成為新文藝。沒有尼采、夏目漱石、安特萊夫等世界優秀文明成果的薰陶，就不能成其為魯迅；沒有異質文明作為參照，閉目塞聽，魯迅就不可能提出國民性問題等這一具有世界性意義的命題。

拿來主義的關鍵是，雖然向世界一切優秀文明學習，但思考的問題是中國的。魯迅要我們運用腦髓，放出眼光，這個腦髓和眼光就是中華文化的主體性。面對積貧積弱的中國，別求新聲於異邦的魯迅是有文化自信的。一方面，對自己本民族的文化，有足夠深的了解；另一方面，對世界文明，有足夠廣的涉獵。盲目的自大和自卑，都不是魯迅提倡的態度。這種自信源自於自覺站在中西文化的交匯點上，不畫地為牢，而是一切皆為我所用。

魯迅的偉大在於，在西方優秀的文明的映照下，他清晰地看到了傳統文化中糟粕的東西；作為一個深受傳統文化浸潤之人，傳統文化已經融入他的血液中，成為他生命的底色。魯迅的痛苦在於，兩頭作戰註定了他身上充滿無言的緊張和掙扎。一方面，他看到傳統文化中的陰暗面對現代化的阻礙，呼籲用現代眼光對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而這會遭到非議，被視為傳統文化的逆子；另一方面，他敏銳地看到西方啟蒙理性可能導致的弊端，對西方現代文明背後的理性主義、功利主義、消費主義提出了警醒。魯迅對西方文明批判性反思的目光是極其敏銳的。正如100多年來，西洋近代思想以自上而下的、啟蒙的方式植入，既缺乏產生這些思想的社會經濟基礎，又切斷了與文化傳統的整體性聯繫，這樣的問題在今天依然沒有能夠得到很好解決。

魯迅思想的根本是立人。興國，首先要立人。魯迅立人，立的是具有白心和神思的現代人。魯迅不僅批評那些道德上的偽善之人，更主要批評那些整日揮舞着科學和正信大詞，但缺乏真正精神的知識人。魯迅提醒，在中西文明的傳播中，如何避免成為一系列新名詞、新話語的接球手命運，如何向世界文明貢獻獨特的命題，在於是否將對時代和世界的思考融入到切己的生命體驗中。只有對時代問題有一種切膚之痛，並將這種生命體驗轉化為研究領域的命題，才能為人類文明真正做出貢獻。

魯迅的時代是一個積貧積弱、充滿民族危機的時代。這種特殊的時代際遇，造就了他扭結、焦慮的生命體驗。今天，我們應該以中華文明主體性為本根，以更加開放、包容、從容的心態，吸納人類優秀的文明，最終成功地向世界講述中國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