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書閒話

    一

　　趙翼這個名字如今被人提及，主要是因其史學家身份，所著【廿二史札記】【陔余叢考】等，都是治史者必讀之書。作為清代詩人，趙翼不能跟王士禛、朱彝尊一類人物比肩，但也算頗有特色的一家，他主張『性靈』，與袁枚、蔣士銓並稱『江右三大家』。這部【甌北集】大率匯集其一生創作，收詩四千八百餘首，數量之多，令人咋舌。

　　寫得如此之多，或亦無暇細琢，學不來杜甫『為人性僻耽佳句』。不過，杜詩也有一千四百餘首，何況人家只活到五十八歲，趙氏卻有八十五歲高壽。其實高產詩人亦不乏佳者，南宋陸游更有九千首詩。問題似不在數量多少，好壞自須從作品本身來說。

　　平心而論，趙翼的詩通常顯得直白，缺少某種蘊藉。『晴沖塵沙雨沖潦，經年兩走長安道』，這是送別的調調；『中年漸愛逢場戲，此地聊堪對酒歌』，這是同人雅集的嘲唱；『白楊衰草黯孤墳，猶號前朝舊寢園』，這是憑弔懷古之思。趙氏做詩有點像時下玩微信。譬如湖堤散步，即口占眼前之景：『野色青於染，春流滑似膏。封鏖千樹亞，浪卷半湖高。』就差將照片發到群里了。所謂『性靈』，不妨說就是心性活泛而敏感，隨時都有一些小感觸，些許小事便能觸發滔滔詩情。家居無事，偶有所得，亦輒然賦詩；『日用而不知，凡事輕心掉。閒中試靜觀，無一非奇妙……此皆在眼前，格物有不到。一物一太極，誰能遍探奧。』古往今來，生老病死，天地萬物，皆在吟詠之中。自然，朋友納妾更要曬詩祝賀：『風情臨老尚兒嬉，買得嬋娟鬢已絲。』

　　『興觀群怨』的詩學傳統到趙翼他們這兒顯得老套了，從晚明公安三袁倡導『性靈』開始，心性隨緣的近俗態度漸成時尚。這是顛覆義理的時代，自須擺脫唐人宋人的詩理與修辭。這就不難理解，學問豐贍的趙翼做詩何以造語淺近。『撐腸五千卷，縱目廿二史』（【放歌】），故紙堆里都是當代史，雄邁之中不憚幾許俗意。所以，『梨花體』與『羊羔體』破空而來，韓寒和郭敬明聯袂穿越。趙翼心儀的詩人是白居易，因為白居易的詩『老嫗能解』，他在【泊舟琵琶亭作】一詩中寫道：『香山四十六七歲，正是左遷江州日。我今亦以鐫秩過，計年亦是四十七……』以白氏自況甚有逼格，不過這詩讀來有些快板書的味道了。

　　前人評價趙翼詩，有『好見才』『好論駁』『好詼笑』之說（【甌北詩鈔】祝德麟序），自是洞中肯綮。不過，作為史學家和官員的詩人，這些並非僅僅出於情趣之好尚，他需要藉助『他者』之存在表現自己的才學和詼諧。在一組描述民生疾苦的絕句中，他寫道：『曉市聲喧似涌濤，爭營口食罄錢刀。共言米價如梯級，一步升來一步高。』（【米貴】）聆聽窗外市井紛擾之際，嘲諷世態之筆付以津津樂道之情態描述，不啻是敘說眾口鑠金的街坊輿情。

　　趙翼在【甌北詩話】中批評明代李夢陽等人論詩全憑耳食之論，如杜甫『全乎學力』云云，有謂『思力所到，即其才分所到』，這是注重氣脈的說法。可是趙翼自己詩里差的就是這個，總是顯得『才分』跟不上『思力』。

　　不過，趙翼詩作中卻有膾炙人口的佳句，後人文章里引用率極高。一謂『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題元遺山集】）；一謂『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領風騷數百年』（【論詩】）。二聯都以議論見長。

　　（【甌北集】（全二冊）[清]趙翼著，李學穎、曹光甫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二

　　三十年前遊走京師，在西壩河林斤瀾府上認識幾位北京作家，其中就有汪曾祺先生。當時與黃育海策劃出版作家談創作叢書，便向汪老約了這部書稿。編稿，出書，諸事順遂，沒有什麼特別的故事。此書出版後自己留存一冊，插在書架上，不時會翻閱一下。

　　書中收錄了汪老四十餘篇文學隨筆，有談論自己的小說創作，也有評論別人的作品的，還有一些關於戲曲和民間文學的雜談。此書結集之前，他的小說【晚飯花集】尚出版未久，許多讀者從那書里的作品見識到這位新冒出來的老作家，不由拍案叫絕。其實，汪曾祺小說創作始於四十年代（早年出過一本【邂逅集】），那時沒有多大影響，八十年代初以小說【受戒】【大淖記事】等重返文壇，已是年逾六旬，卻給人十分強烈的震撼。他那套敘事話語確實很特別，民國舊事，鄉間異人，極富個性與溫情。那裡邊沒有幾十年的憋屈，沒有苦大仇深的火氣，更沒有此一時彼一時的政策方針。在談到【受戒】的創作體會時，汪老說道：

　　『我們當然是需要有戰鬥性的，描寫具有豐富的人性的現代英雄的，深刻而尖銳地揭示社會的病痛並引起療救的注意的悲壯、宏偉的作品。悲劇總要比喜劇更高一些。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為主流。』（【關於〖受戒〗】）

　　在【晚飯花集】自序中又說，他的小說跟那種低賤的花草一樣『無足珍貴』。他不想走『高大上』一路。出語如此謙遜，內里卻有十分堅韌的寫作理念。顯然，自重返文壇之日，汪曾祺就想着要擺脫流行已久的工具敘事（即便當時名曰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的『悲劇』寫法，也還糾纏於過時的或是當令的宣傳話語）。也許是出於藝術直覺，也許是蓄意而為的敘事策略，他甘願置身『主流』之外，實在是心裡另有標杆。他時常會說到他的老師沈從文，在寂寞中探索中國敘事之路徑，試圖燃起年輕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他感嘆道：『沈先生的重造民族品德的思想，不知道為什麼，多年來不被理解。』（【沈從文的寂寞】）他當然知道是為什麼，這其中的原委若要講得妥帖，須用曲折的理論語言來表述。其實不說也罷。

　　汪老不是那種精通文學理論的小說家，但他有極為深厚的藝術修養。他慣常從語言和審美趣味的角度來談論文學創作。他認為語言是本質的東西，反映着對生活和表達的認識，實際上也是作家的風格與人格（【關於小說語言】）。他從沈從文的帶有色彩和聲音的文字裡，感受到一種『擺脫浮世的營擾』的境界（【沈從文和他的〖邊城〗】）。他欣賞林斤瀾的『文字遊戲』，琢磨着『憑藉語言來構思』的妙義，以及語言的陌生化效應，等等（【林斤瀾的矮凳橋】）。其實在汪老看來，語言表達趣味各異的存在感。阿城的人物說：『呆在棋里舒服。』汪老說：『苟有所得，才能證實自己的存在。』（【人之所以為人】）

　　談語言，談風格，談小說的抒情性，談傳統與風俗，這些都是夫子自道。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作家的『文藝思想』要被人關注，直接談思想就不太明智。那時候『現代派』也被認為是境外勢力的別動隊，汪老小心翼翼地跟卡夫卡之流作出切割。他不想招誰惹誰。在一次講演中，有人遞條子質疑他為什麼寫『無主題小說』，他矢口否認自己有這樣的作品。他說他的小說都是有主題的，只是主題不能讓人一眼就看出來，『不能講得太死，太實，太窄』（【我是一個中國人】）。書中有一篇短文題為【回到現實主義，回到民族傳統】，其中特意講到，『有人說，用習慣的西方文學概念套我是套不上的』。借別人之口申明政治正確，乃將自己歸入最穩妥的一撥。有道是明修棧道暗度陳倉，躲避意識形態陷阱，逃離有爭議地帶，躲到一邊寫自己的人物。可是，將人物還原為人，不能說沒有風險。汪老也忍不住要為自己專寫舊人舊事作些辯護——『比如，社會主義新人，如果你看到了，可以隨心所欲揮灑自如，怎樣寫都行，可惜在我的生活里接觸到這樣的人不多』。有些無奈，也很無辜，是大實話。

　　（【晚翠文談】汪曾祺著，浙江文藝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