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籍版本學的重大創穫：【中國古籍原刻翻刻與初印後印研究】序 ... ...

中國古籍版本學的重大創穫：【中國古籍原刻翻刻與初印後印研究】序

【中國古籍原刻翻刻與初印後印研究】（全三冊），郭立暄著，中西書局2015年9月第一版，680.00元

以印本鑑定為中心的狹義的中國古籍版本學，成立的時間大概不會晚於十六世紀末葉的明代後期。自那以後的大約四百年間，作為一種特殊的學問，其發展大致經歷了由點的探究，到線的梳理，再到面的展開，這樣一個漸次深入的過程。具體而言，點的探究重在對具體古籍的具體版本的比對考證，這一工作先後在十八、十九世紀之交的清代嘉慶時期，和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民國時期，臻於高峰，其代表分別是黃丕烈對所藏以宋本為中心的諸多古籍所撰題記，和傅增湘、張元濟等人對四部書籍所作的更為廣泛的考訂。以此為基礎，對於中國古籍版刻發展歷程作概括性的線性梳理的嘗試，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的中國大陸得以實施，其典範性的成果，即趙萬里等編刊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名作【中國版刻圖錄】；而這一線性梳理的的世界性迴響，可由日本著名書志學家長澤規矩也稍後發表的博士論文【和漢書の印刷とその歷史】的相應部分見到。這之後的三十多年間，中國的海峽兩岸均有學者致力於將相關研究拓展至面的層次，在描述古籍版本時兼顧時代與地域兩個坐標，李清志的【古書版本鑑定研究】和黃永年的【古籍版本學】堪稱其中的翹楚，而顧廷龍、冀淑英等主持編纂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因為以著錄經過鑑定的大陸所有公藏善本古籍為目標，並注意到著錄要素的相對完整性，客觀上成為二十世紀末葉中國古籍版本學超越線的狹窄、呈現面的廣闊的總結性成果。

自【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刊竣迄今，又過去了將近二十年。伴隨着中華古籍保護計劃的推進與展開，中國古籍版本學現在又處在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關頭，一個有條件將時地兼顧的『面的展開』，進一步提升為既展示書物本體的時地差異，又呈現印本製作過程中刻、印、修三者不同的技術特徵及其後果，這樣一種『立體形態的復原』的難得時機。而中西書局刊行的這部【中國古籍原刻翻刻與初印後印研究】，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

本書作者郭立暄君供職於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二〇〇三年考取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碩士生，在職攻讀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碩士學位。兩年半後，因為學業優異，又被免試錄取為同專業博士研究生，提前攻讀博士學位。在修讀了諸門課程和完成論文後，二〇〇八年底經嚴格的答辯獲得博士學位。郭君在復旦就讀前後五年半時間，本人忝為其碩士和博士導師，而本書的前身，就是郭君的同名博士論文。

目前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本書，與郭君當年提交的博士論文相比，無論在外觀還是文字內容都有很大的不同，用版本學術語來說，它們是同一種書的兩個文本差異十分明顯的不同版本。其中上編的通論，由原來相對單薄的兩章，延展為內容豐富細緻的九章，其中有關刻印結合研究的三章還完全是新寫的；下編的實例，則不僅數量上由八十種增至一百零八種，而且這一百零八種還有將近一半是新增換寫的。兩本對讀，很可以看出郭君在接受了比較嚴格的學院式學術訓練，再回到圖書館工作崗位後，對古籍版本學所作的嚴肅認真的思考。其結果是現在付梓的本書，不僅較當年的博士論文述論更全面，而且整體上更紮實，並具有顯著應用性和針對性，後者從書中引證的海量且大多數直接來自作者目驗的同一種書的原刻翻刻和初印後印本，可以獲得極為深刻的印象。

『書有一印本，即有一種不同處，至今益信。』這是距今三百多年前，黃丕烈為所收明刻本【齊乘】題跋時所發的一句感慨（【蕘圃藏書題識】卷三）。就某一古籍的諸種版本而言，理解這句話並不難，但若論從中國古籍刊刻的整體歷史上去讀懂這句話，從清代到現代，學界所走的路程可謂足夠漫長。依託於這樣的歷史語境，郭君的這部【中國古籍原刻翻刻與初印後印研究】經修訂重撰而面世，其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具體說來，我想它至少體現以下兩個方面。

其一，從研究內容上說，本書是古籍版本學領域內，圍繞着中國刻本的原刻本、翻刻本和初印本、後印本等諸多不同的實物與文本表象，第一次系統、全面地加以揭示和解釋的重要成果。對於今後文史學界正確認識中國古籍在版本方面超乎想象的複雜性，意識到不僅書名相同者可能版本相異，就是同一刻本也時常會因刷印的先後而出現不同的文本，本書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切實功效。而本書基於諸多實例總結出的鑑別中國古籍原刻翻刻本和初印後印本的基本方法，也是迄今為止相關歸納表述中最為周密完備並具有明顯的操作性的。

其二，從研究方法上看，本書對於中國古籍刻本類型所作的探究，是一種基於考古學中的類型學理念而展開的探底式梳理方法，由於現存中國古籍具有如任何歷史文物一樣的不可再生性，這一富於層次感的探底式梳理方法，為未來中國古籍版本全貌的準確呈現，打下了較以往同類研究更為紮實可靠的基礎，由此也為古籍整理在方法上的進一步科學化，開闢了新的重要途徑。

一部能在學術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著作，一定是既具有總結的意味，同時又具有顯著的開放性的。從學術發展的眼光看，無論是本書的內容還是方法，均提示後來者在古籍領域內尚有甚多的後續工作可以展開。比如在實用性的古籍整理方面，本書首次系統地展示了初印後印與校勘的深切關聯。以此在客觀上提示學界，比『通校』那樣的表面紮實其實漫無準的的校勘方法更為有效的，應當是首先細緻觀察古籍印面，找出是否存在明顯的版片剜改抽換等實物證據，而後再進行方向明確的文本校勘。至於將本書對中國古籍原刻翻刻和初印後印的研究，拓展為包括朝鮮本、越南本、琉球本和日本本等在內的東亞漢籍的原刻翻刻和初印後印系統的完整梳理，則需有不同國籍且更年輕、抱持更大的雄心的學者參與其中，方能成事。

最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本書之所以能以目前的面貌和水平面世，郭立暄君個人的勤奮努力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如所周知，古籍版本學的特點，決定了除非個人親眼逐一目驗，且在實物比對的基礎上細心校勘文本，難以獲知對於書的真確認知——但同時不容忽視的，是郭君進入復旦就讀之前和畢業之後的工作，得到了他所在的上海圖書館館方的大力支持；著名的古籍版本學家陳先行先生，作為館中學術前輩，對郭君版本學水平的提高和眼界的擴大，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古籍版本學從『線的梳理』進步到『面的展開』，得益於上海圖書館老館長顧廷龍先生等的倡導和身體力行，則三十年後郭立暄君以上圖為依託，致力於中國古籍刻本立體形態的復原，無疑是一種具有學術史意義的延續。作為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的一名普通教師，能有幸見證歷史並參與其間，為中國一流圖書館培養高水平專業人員略盡綿薄之力，自是深感欣慰。二○一五年八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