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白馬非馬』正名 思辨活動不能被日常思維否定

白馬非馬是戰國時期名家諸子所普遍討論的辯題，這就是蘇秦所說：形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也。（【戰國策趙策二】）名家大師公孫龍對這一辯題尤其擅長，甚至達到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莊子秋水】）、人不能屈（【新論離事】）的境界。但是對於公孫龍甚至整個名家如此重要的一個辯題，歷來卻酷評如潮。正如譚戒甫所說：周秦而下，凡評議之涉乎此學者，大率目為淫辭詭辯，將惑俗而害治；及其至也，幾欲取其書而火之。（【公孫龍子形名發微評證】）總覽歷代酷評，其理由不外乎兩個方面：一是從名與實的關係上來說，酷評者認為白馬非馬之辯是用名以亂實（【荀子正名】），違反了名實相符的認知常識；二是從理論的實際功效上來說，酷評者認為白馬非馬之辯不以功用為的（【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無益於治（【論衡案書】），對國家治理沒有現實意義。

那麼，公孫龍是如何來論證白馬非馬的呢？【公孫龍子白馬論】共有五組問答，其中第一組最為關鍵。公孫龍在這組問答中說道：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在公孫龍的這個論證中，馬、白、白馬不是日常生活中的三種實物，而是三個不同的概念（名）：馬是一個表示形狀的概念，白是一個表示顏色的概念，白馬是一個表示形狀與顏色的概念。白不再是一個表示修飾的形容詞，不再是對馬的修飾，而是與馬並列的一個獨立的概念。或者說，白、馬、白馬是三個各自具有獨立意義的概念，這三者的關係不是種屬關係或包含關係，而是並列關係。並列關係就意味着彼此之間具有排斥性與差異性，由此而言，白馬非馬是完全成立的。所以有人據此也編了一個故事：公孫龍騎白馬過關，關吏不許，因為馬不能過關；公孫龍說白馬非馬，於是直而後過也（劉昞【人物誌材理注】）。

必須指出，白馬非馬的論證思維與日常思維是完全不一樣的。在日常思維中，人們一看到一個名，立即聯想到這個名所對應的實，這就是循名責實。當人們一聽到馬這個詞，人們腦海中首先呈現的是一個四足，無角，項有鬛，尾有鬃的動物（譚戒甫【公孫龍子形名發微】前言）。一聽到白馬這個詞，腦海中首先呈現的是一匹白色的馬，熟悉【西遊記】的人甚至會聯想到唐僧的坐騎白龍馬。在日常思維中，馬是現實生活中的一種動物，白馬即現實生活中白色的馬。在這種思維中，白是對馬的修飾，白色的馬與馬是種與屬的關係，所以白馬當然是馬，相反白馬非馬就不能成立了。如果一個名與實相應，就是名副其實；如果不相應，就是名不副實。這種思維追求的最佳狀態是墨家所說的名實耦合（【墨子經說上】），即名與實完全對應。但是白馬非馬的論證思維與此完全不同。白馬非馬的論證思維是有意識地將名與實暫時脫離關係，從而斬斷了日常思維中名與實的直接聯繫；並且只關注於名，暫時不思考實，更不關心名與實的關係，不關心名與實是否相符。在這種思維下，白馬與馬只是兩個不同的名，所以都只能從名的角度來思考，而不能從實來思考，更不能將這些名與日常生活中的實物對應起來思考。名家之所以為名家，也正是因為他們只從名本身來思考問題。

名就是概念，是一種觀念性的東西。從以上分析來看，白馬非馬的論證思維可以說完全是一種概念遊戲，是一種觀念遊戲（郭沫若【十批判書】）。這種概念遊戲無關於實物，如果把這種概念硬套在實物上，很容易出現荀子所說的以名亂實的現象。同時，這種觀念遊戲也無關於國治民安，從這個意義上說，白馬非馬當然是不以功用為的無益於治的。但是由於諸子之學皆起於救時之弊（胡適【諸子不出於王官論】），先秦諸子的興起都為了要救治時弊，白馬非馬這種概念遊戲、觀念遊戲既不關注實物，也不關心時事，當然會受到注重實用的各家諸子的猛烈批判。

但是從另一個方面來看，白馬非馬這種概念遊戲能夠訓練人的抽象思維能力，進而形成一種純粹思辨活動。當一種思維完全着眼於名或概念時，會引導人們思考各個概念的確切含義、概念與概念之間的關係，以及人們運用這些概念時是否真實地表達了自己的思想。這其實是一種對思想進行思想的純粹思辨活動。在白馬非馬之辯中，白馬與馬兩個概念是兩個易於指向現實的概念，如果說這是公孫龍有意用這種概念來誇大名與實的張力，誇大名家思維與常識思維的矛盾，那麼後來魏晉玄學家們通過有無等純粹概念進行的言意之辯，就已經是非常高級的思辨活動了。這種純粹思辨活動如果能夠進一步形式化、規範化，就會形成一套知識論與邏輯學。由此而言，從戰國名家的白馬非馬之辯到魏晉玄學家的言意之辯確實是中國思想史之一大轉進（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

總之，先秦名家白馬非馬的論證思維非但不應被扣上淫辭詭辯之類的帽子，甚至可以說這一思維還為中國哲學提供了一條通往純粹思辨的思想路徑。這是先秦名家對中國思想史的一大貢獻。但由於諸多原因，名家在先秦只是曇花一現，這條道路也就沒有得到進一步發展。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大缺憾。